方格精選
邪惡的選票（三）：宗教信徒
有種人常讓政客誤認他們的選票很好拿。因為他們很團結，因為他們服從幹部領導，因為他們沒有自主思考能力，因為他們看起來很好「騙」。這些人就是特定宗教或類宗教意識形態的狂熱信徒。
政客們總覺得只要配合「他們」演出，掌握了「他們」的領袖，談定交換的條件，這些選票就能十拿九穩。不過，這些人的票真有這麼好拿嗎？依過去選舉經驗，候選人若不是真正來自於宗教團體之中的，頂多只能拿到一次「他們」的選票，而且就算是第一次，通常也無法拿到想像中那麼高的比例。有一半信徒投你，那就已經是阿彌陀佛、福報滿滿了。
更大的問題是，「他們」的票，通常也是我說的「邪惡選票」。他們介入民主政治的活動，經常快速轉變成為某種傷害民主體制的「邪惡實踐」，也就是雖然能帶來某些快感或滿足感，卻是建立在傷害他人或整體社群之上的。就算「他們」保持善意，其行動依然會傷害民主政治。為什麼呢？
這理由或許和一場宿命的對決有關。
誘人
宗教團體，或類宗教的意識形態狂熱選票，一直都相當吸引政客，因為這些票是非常明確的目標區塊，你知道可以找誰溝通，怎麼進入這個社群，怎麼獲得這些人的認同。這似乎有某種互動公式存在，對政客來說，就是「要跑」與「不跑」的差別，好像只要「有跑」，就能「有中」。
因此政客們總是在計算手中已掌握了多少這類選票。但信徒社群並沒有一般人想像得大，甚至也比多數政客的保守估計要來得更少。這就可從一些現有的數據談起。
信徒有許多種，對於團體活動不太狂熱的，可能就不會受到意見領袖的影響而支持特定的候選人。而「狂熱」的定義，如果是指願意為群體奉獻維生所需之外的一切時間與資源，那把「不同宗教」「所有的」狂熱信徒全部加總，可能也不到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三，甚至更低。大概只有出家人、神職或半神職人員，或全心修行者才有辦法做到這種程度。
如果把強度略降，將那些「經常（每週）參與團體宗教活動」的人納入，那這些人頂多（以最寬容的計算方法）勉強接近台灣總人口的10%。全台灣會週週參與宗教活動的人數，最多就10%。團體宗教活動雖然似乎很常見，但台灣最主流的民俗信仰是以個人行動為主的（自己去拜拜），就算有祭典，也不會到週週動員的程度，通常是基督教會或某些佛教與其衍生的團體，才會有這麼密集的團體活動。
那為什麼要強調「團體活動」呢？因為有團體活動，才能產生緊密的價值依賴、社群認同感與內聚力，這些成員才能為政客所用，產生集體的政治行動。但這些人還是太少，而且這10%是分屬一堆宗教的，除非是堅持無神論、完全不去宗教活動的候選人，否則多少都還是能拉到一些；你有一些，我也有一些，那意義實在不大。
如果再把「自認屬於某個宗教群體」的人也都算進去，這數字才會來到總人口30%上下。這是因為大約有七成的台灣人，就算自認有宗教信仰，也不認為自己屬於某個特定宗教團體。像是他信佛，但是不認為自己屬於哪個佛寺或慈濟等團體。
而有認同感的人，又分別屬於哪些團體呢？根據約十年前的調查，全台灣最大的宗教團體是慈濟，自認是慈濟信徒的人大約佔總人口的7%。而次大的天主教會約有3%，其他的個別宗教團體因為都小於3%，你覺得很知名的佛光山、法鼓山都小於這個數字。小於3%，在政治上的意義就不太大。
也就是說，如果政客真要掌握宗教團體，那麼要麼就是全拿慈濟或天主教，不然就是要面對許多個1%左右的選票區塊。但你只要對慈濟或天主教會有最粗淺的認識，就知道要全拿他們的選票，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他們自己都快要無法控制自身的帝國了。
所以，該把焦點轉向那些小於3%的團體嗎？值得花上時間精力在這些小型宗教團體上面嗎？我認為這要看狀況。就全國層級的選舉來看，這些宗教團體實在很難影響一對一的總統大選，但如果只是在一村、一里，或是在一鄉、一鎮，在地的宗教團體、庄內代表的廟宇信眾，還是可能對選舉結果有關鍵的影響。差1、2%就可能分出勝負的民代選舉，這些宗教票也可能有重大的影響。
但宗教團體的影響，並不只是票，有更多是來自於選票之外的地方。宗教團體在選票上的幫助，或許遠遠比不上他們在金錢與宣傳上的幫助。許多人不會因為你和某某宗教站得近就投你，但你可以從宗教那邊的人脈網募到錢，又或是透過他們的大型活動（布道、廟會、繞境、祭典）來宣傳自己。
取得宗教團體的支持，是為了多元的利益交換；宗教有許多表面看不到的資源，正好是政客需要的。在政治獻金會被多角度檢視的當下，只有宗教出來的資源最安全，而這些資源，包括金錢與人力，甚至根本不需要流入政治人物的帳戶，而是以「支援」「後援」等師出有名的方式，就能全力灌注到候選人身上。
反正你需要人造勢，廟宇就出人助陣；需要買廣告，教會掏腰包出錢。他們投不了幾張票，但他們就是能給相對強大的幫助，甚至超過多數的現有政黨，因為政黨也受到政治獻金相關法規的限制，而公司或其他社團法人在財務上的透明要求，也會讓他們在抑注特定候選人時受到一定限制。
但如果是拉票，那問題還小，若要對方出錢或出力，這就顯然要有更具體的交易。因為投票只是件小事，理念認同，你我認識，加上有意見領袖大力推薦，這一票就會蓋下去。但要出人又出錢，把你的選舉當成他自己的選舉，那顯然不是什麼理念相同或認識就能辦到。我們身邊有太多理念相同或認識的人，你卻幾乎不可能為他們特別跑出來耗費時間和體力，又或是掏錢出來力挺。只有「交易」能有這麼強大的動員效果。
選舉過程中的交易行為，法律上的差別在於是否對價明顯，也就是「是否直接明瞭的串起兩邊的需求」。但不論程度為何，這形式上就有賄選的道德疑慮，因為這都是拿公共利益去滿足私人的需求，那就會傷害到民主制度的運作。
宿命的對決
但和宗教團體的互動還可能有更進一步的問題。宗教都有其發展脈絡，就算是新興宗教，也都是脫胎自某種或好幾種傳統的宗教，從中吸取養分。這種養分會讓當代宗教就算能運用多元的高科技工具，其本質仍是古老的，有些會與當代社會發生衝突的價值基礎。他們不可能放棄這種價值觀或標準，他們如果放棄這部分，就會變成單純的吃喝玩樂兄弟會。這些價值觀是他們建構自我認同的核心推力。
但這種來自於啟蒙運動之前的價值觀，會與受賜於啟蒙運動的當代民主法治社會產生矛盾。當代社會運作基礎是法律，而法律本身自有一套價值觀，是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逐漸脫去了傳統宗教價值觀的影響，而採用某種「虛擬的價值中立」。這種虛擬的價值中立也是種價值觀，而且正是啟蒙運動精神式的價值觀。
所以我們當代民主體制的法律基礎，就是啟蒙運動精神、自由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價值態度，也註定和（傳統）宗教意識形態產生矛盾、對立、衝突。你可以把啟蒙運動精神看成一種新的宗教，一種科學意識形態，而這種宗教或意識形態是以對抗傳統宗教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因此無法相融，且必然會發生衝突。
民主政治社群和宗教社群或許可以在一個生活空間之中和平共處，不讓理念上的矛盾成為現實中的行動衝突，但是如果傳統宗教意圖進入、運用啟蒙運動精神所設計的民主體制之中，其核心價值就會與民主制度本身產生衝突。宗教所認為的「價值正確」，會和民主共和制的共識、公共善等概念發生你死我活的對決，若是單一宗教勝出，就會是民主的末日。
民主進，宗教退；宗教進，民主退。一旦單一宗教推進到超過某個臨界點，民主的制衡力量失效，這宗教將吸掉過多的資源，並開始威脅其他的社群，甚至是壓迫其他的社群。當一國的民主制度除了某個特定社群之外，無法保障其他各種社群成員最基本的自由權均等時，這個民主就差不多走向死亡。
因此，對於民主這種人類活動來講，對於當代政治社群來講，宗教或任何類似宗教的意識形態（如毛澤東主義。有些宗教學課本還將之列為宗教）都是種傷害；號稱結合宗教與民主的政權，本身都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利用民主制度，將民主當成工具的宗教團體罷了。
於此可以回到台灣。政治人物如果對宗教團體做出太多的妥協，甚至與其進行交易，期約以公共政治利益來交換宗教團體的選票、資金與人力，那最後的結局就是民主制度的毀滅，這也等於毀滅了政客自身，因為最後宗教也就不再須要政客當作中間人，他們會直接進到民主制度之中來滿足他們自身。
我們應該抵抗這種入侵，但該如何做呢？
最基本的「政教分立」，在台灣仍是漫漫長路。台灣政治人物當然可以主動參與宗教活動，可以為其讚聲以爭取其後的支持，但不應以公共資源來支持特定宗教活動。就算能幫助其他非信徒「發大財」也不行，因為這並不是純粹的生意，而是賣弄了一套潛藏的、可能傷害到其他社群的價值觀。
台灣社會的主要問題之一，就在於宗教本身是營利事業，又未以營利事業的方式來加以管制。政府對於企業的支持是受到監管的（不管是否有效，至少是有監管的），但政府對於宗教的幫助，卻總被打迷糊仗，隨便一筆帶過。
如果你意識到有必要對此做出改變，那就該拒絕支持「拿錢補貼宗教團體」，並「協助其規避法律監管」的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也該拿捏自身與宗教團體的份際，你可以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你可以是某個宗教的朋友，但你不該利用公共資源協助某個宗教擴張或發大財，不論你覺得那宗教有多好，不論他們的選票與資源有多「香」，你都不應這樣做。當你覺得自己頂多是幫個小忙時，你就正在拆毀之所以擁有權力的那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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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8
宗教和選票
││民進黨屬小黨年代，選舉期間頻繁拜訪基督長老教會，變成大黨之後則勤跑宮廟，不是信仰改變，而是選票擴大範圍。
拜廟，已成為台灣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尤其是選舉期間。七月七日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到彰化花壇出席正德慈善機構全國志工大會，大會結束時，正德慈善基金會創辦人常律法師拉起王金平的手，對一千五百名志工表示要支持王金平選到底。常律法師於埔里建蓋正德佛堂大佛山，並同時擁有基金會和電視台，信徒眾多。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參選民進黨二○二○總統黨內初選時，頭一場行程就是到台南首廟天壇參拜。台南首廟天壇為主祀玉皇上帝的道教廟宇，信徒眾多。賴清德在擔任台南市長和台南市立委期間，每逢過年除夕夜都會到天壇參拜，並同時發給民眾祈福紅包。此外，嘉義縣朴子的配天宮和新港的奉天宮，也是政治人物愛跑的宮廟，前副總統呂秀蓮也去拜過。
民進黨總統初選前，蔡英文總統為了拚總統初選，頻頻到各地宮廟參拜，前立委蔡正元為此還嘲諷蔡總統到處走廟拜神，但拜的神通通是中國神，因為這些神明都是來自中國，選舉到了才想到要跟中國人拉關係。中國國民黨總統初選參選人郭台銘也批評蔡英文，在五月一個月內跑了四十三間廟，看起來什麼神都信，觀世音、媽祖、關公、濟公，好像什麼神都很信，但他很好奇「媽祖和關公不是從大陸來的嗎？」。對此，蔡總統也不甘示弱地回應：「難道是信基督教就要先作猶太人嗎？」。
有些人批評民進黨倡導台獨思想，卻又四處拜「中國神」，這種言論擺明是故意把宗教政治化，讓信仰變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以媽祖廟而言，台灣媽祖有湄洲分香的「湄洲媽」，同安分香的「銀同媽」，安溪分香的「清溪媽」等，拜媽祖已然是台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之一，這是個人的宗教信仰，與政治無關，更無中國神、台灣神之分。即便是來自拿撒勒的耶穌，也不會區分猶太人或非猶太人的上帝。每個人都可以因自己的信仰得到保佑，神無國度之分，亦無政治之別。但政治人物卻往往利用人民的個人信仰來爭取自己的選票，反而模糊信仰的意義。
政治人物不管去哪個宗教場所，其實大部分都不是為了信仰，而是為了政治、為了選票。拜廟已是台灣政治人物不可免俗的拉票活動，選舉期間，大廟更是熱鬧滾滾，政治人物拜訪絡繹不絕。不只民進黨的蔡英文、賴清德，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王金平等更是逢廟必拜。馬英九當台北市長時最常去的廟是台北市的行天宮、慈惠堂，這都是擁有百萬信眾的大廟；而每年春節，馬英九固定到苗栗馬家庄拜馬家祠堂，同時也拜義民廟，這也讓馬英九在桃竹苗客家區增添不少選票。
民進黨早期和長老教會關係密切，這和信仰雖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相同。一九九一年長老教會發表「台灣主權獨立宣言」，呼應當時民主運動的重要訴求而提出三主張：制定台灣新憲法、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確立台灣和中國的新關係。但在總統直選後，尤其是民進黨執政後，民進黨和長老教會的關係則無以往密切，雖然蔡總統曾於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接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群，但這與蔡總統四處拜廟的次數比起來，誠意相差甚遠，因為佛道教是台灣民間信仰的主流，相對之下，基督教和天主教算是少數。
總言之，政治人物利用宗教找選票，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在利用宗教找選票的同時，還是應該尊重信仰的本質。畢竟，信仰歸信仰，政治歸政治。http://www.twtimes.com.tw/index.php?page=news&nid=79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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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宗教密度高，宗教自由受憲法保障，信仰自由因受外部勢力影響而受限；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後，宗教自由逐漸消失；淪陷區強拆十字架，宗教自由受到嚴重限制。
在過去的民俗學或社會學研究中都將宗教當作是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精神層次的表現，進而歸納出屬於那個民族的基本特質。台灣社會也如同世界上其他多數社會一樣，是一個宗教信仰豐盛的社會，同時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常為這些宗教信仰所影響。
從台灣近年「抗中保台」的主流民意來看，可以知道親中派總得票率近六成，是一種「虛假的」(模糊的)的統獨對峙現象，其中對「中華民國的法定位真相」錯誤的認知是主要原因。
解釋台灣地方政治，我們常常利用一套理論，稱為「恩庇侍從」系統，國民黨利用政治上的權力，把一些特權與資源授與給地方一些人，國民黨是恩庇者，地方上獲得利益的這些人就成為國民黨政權的擁護者，成為侍從。不過地方政治遠比這些還複雜，它不只跟利益交換有關，也跟這個區域的歷史有關。
長老教會總會議長彭志鴻：「樂見是由台灣本土政黨來執政，就國民、民眾、民進三黨」。這三黨，是因台灣公民的投票而得以存在，所以才會有台灣主體性已被全世界看見並認同。
選舉落幕 長老教會總會議長彭志鴻提醒對民主制度信任 台灣教會公報 2024011
臺灣擁有民主總統選舉的重要性，投票是對過去民主烈士的感謝，也是對國民黨的黨國政治的抗爭。總統由人民選出，每個人的一票都實至名歸，不應輕視。選舉結果取決於人民意志，不應迷信總統的命運，而是應該相信人民的運勢。投下您神聖的一票，讓臺灣的未來由人民共同決定。
講者背景：
神學家、社會學家、後現代主義、英國聖公會牧師
政治與宗教的關係
1.教會不參與政治（不參與是種參與）
2.教會獨善其身（提供另類政治想像）
3.教會作為靈性指引（靈性具有政治性）
4.教會參與公共空間（參與模糊不清）
5.教會作為政治的群體（參與中與他者不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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