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如何死亡》一書中，針對潛在的專制者，制定了4個可供參考的指標：
- 拒絕接受(或不太在乎)民主的遊戲規則
- 否定政治對手的正當性
- 容忍或鼓勵暴力
- 願意剝奪對手，包括媒體的公民自由
只要符合上述4點1項以上的政治人物，都可能在掌權後削弱、破壞民主機制。而要避免極端派的政治人物掌權，書中指出，單靠選民是不夠的，政黨與黨的領導人才是守護民主的第一道防線，他們才是民主的守門人。
能夠將具有煽動性、領袖魅力的極端派政客阻擋在政治權力外的，唯有具備民意基礎的傳統政黨；相對的，若傳統主流政黨無視極端派可能對民主造成的威脅，選擇與其合作將其帶入政治權力中心，也容易大幅增加極端派政客的民意支持度。當支持民主制度的政黨面對極端派的崛起，常常必須面臨兩難抉擇，有的時候政黨必須跟極端派做出切割，甚至跟長期的政治對手合作以抵抗極端派，即使政黨本身的意識形態較接近於極端派。若政黨抵擋不住誘惑選擇跟極端派合作，即使在一次的選舉中獲勝，也會使民主制度遭受嚴重威脅。以1936年的比利時為例，當時法西斯主義傳遍歐洲，當年選舉，兩個極右派專制政黨——雷克斯黨與法蘭德斯民族黨——得票暴增，其中雷克斯黨的領袖德蓋爾威脅尤其強烈，挑戰3個長期主流政黨：天主教黨、社會黨與自由黨。中間偏右的天主教黨面臨艱難的抉擇：與長期對手社會黨跟自由黨合作，或跟意識形態近似但拒絕民主價值的雷克斯黨組成聯盟。天主教黨領導人選擇了前者，反對跟極右派合作，對內排除表達過極端觀點者；對外積極對抗雷克斯黨。最後順利將雷克斯黨邊緣化，成功守護民主。
在重要時刻政黨之所以願意合作，在於他們將其他政黨當作對手而非死敵。這也是民主制度順利運作的關鍵。除了不違背憲法政治人物還必須遵守2項不成文規定：互相容忍與制度性自制。
我們必須承認對手的正當性，承認對手跟我們同樣愛國，不把對方當作叛亂者，即使對方可能在觀念及政策執行上跟我們有極大差異；即使我們覺得對方很愚蠢。這就是互相容忍。
制度性自制意味著避免執行符合法律條文卻明顯違反其精神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雖然合法，卻可能危害現有制度。通常的意思是，我們會避免用狠招擊垮政治對手，或極力擴張自己的權力，即使此舉並不違法。以美國總統任期限制為例，直到1951年通過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前，並無總統做兩任就必須下台的規定，但1797年喬治·華盛頓做滿兩任後就退休制定了強力的不成文規範，之後鮮少有總統破戒尋求第三任。
本書另一個頗具啟發意義的觀察是，美國長期以來政黨之間(尤其指民主黨、共和黨)的互相容忍與自制，其實相當程度建立在種族排斥上。自1860年代南北戰爭美國社會面臨極端兩極化後，在重建過程中民主黨與共和黨試圖尋求共識，直到種族平等議題退出政治討論重點後雙方才學會互相容忍，犧牲的是少數民族的投票權，惡名昭彰的種族隔離法也在這個時候實施。這鞏固了南方民主黨的政治實力，他們不再感到備受威脅，也軟化了黨派敵意。南方民主黨跟保守派共和黨在意識形態上的相近也有助於兩黨溝通，只要政壇仍由白人領導，兩黨之間的差異就不會太大，也沒必要把對手當成死敵。極其諷刺的，美國長期民主制度的良好運作建立在拒絕完全民主化之上。
直到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5年選舉法案的生效，美國才完全民主化。但這也導致了美國社會再次趨向兩極化。支持民權法案的民主黨與反對的共和黨從此確立了他們的立場，兩黨的選民結構也開始重組，最後變得壁壘分明難以流通。兩黨間互相容忍與自制的不成文規範開始削弱，直到21世紀弱化到令人擔憂的地步，也間接促成極端傾向的川普當選總統。
要減輕社會兩極化的程度是美國(也是全世界)當前面臨的重要問題，現在幾乎沒有任何具體有效的做法，再次犧牲少數民族權益是不可接受也無效的。問題再次回到主流政黨身上，除了盡力改善經濟以獲得多數選民認同外，要恢復容忍與自制的規範也必須從自己開始。
《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時報出版，史蒂文‧李維茲基、丹尼爾‧齊布拉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