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五大家之──朱貞木（一） ／文：梁哈金
一、中國當時要對抗外侮，民族氣節充溢人心，許多志士立志學武，於是崇武、愛俠之風大盛。
二、當時出現了許多武學大師，傳授各式獨門武功，提供小說不少題材。
三、報紙副刊大盛於世，需要多種小說刊載，武俠與鴛鴦蝴蝶最受歡迎。
四、白話文運動後，為寫小說提供了絕大的方便，武俠小說也乘勢而起。
五、推翻了帝制，讀書人無法考試做官，許多人轉而賣文為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大受歡迎，小說家也逐漸擺脫了過去的卑微地位。
六、小人書（也就是漫畫）和電影（黑白的、而且是無聲的默片）的出現，為小說推波助瀾。
七、大概是最重要的：當時的中國人實在太窮太苦，社會動盪不安，外侮不斷，吏治腐敗又政府無能，老百姓渴望行俠仗義的俠客或劍仙來拯救他們。
這些原因，造成武俠小說大受歡迎，寫武俠小說可以發大財，不是在五零年代才開始的，民國時代就有了。二零年代是南派小說家初起、發揚，三零年代之後，武俠的重心就從上海轉移到天津，以北派的五位大師為代表執掌龍頭。用葉洪生的話，他們是「奇幻仙俠派」的還珠樓主、「社會反諷派」的白羽 、「幫會技擊派」的鄭證因 、「悲劇俠情派」的王度廬和「奇情推理派」的朱貞木。
這幾篇就來談談朱貞木。
朱貞木，約生於1905年，卒。本名朱楨元，字式顓。浙江紹興人。朱楨元自幼在家讀私塾，喜愛詩賦和繪畫，也喜愛文學，後來進入新式學堂接受新式教育。當地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大學文學系（是個大學生，在當時的武俠作家中非常難得）。畢業後，二零年代在天津電話局當文書股課員，公餘作畫、制印，據說都有不錯的水準。他有一個同事，叫作李壽民，1932年在《天風報》發表《蜀山劍俠傳》，成為鼎鼎大名的「還珠樓主」。朱禎元反正當公務員也是有閒，於是也用個「朱貞木」的筆名，寫了《鐵板琵琶錄》等作品，1934年在《天津平報》發表──不紅。
七七事變，天津淪陷於日軍，連電話局長都逃走了，朱貞木沒有離開，但也不願受日本人的氣，1940年就自動從電話局離職，在家繼續寫武俠小說。結果越寫越好，擺脫了早期模仿還珠樓主的寫法，自成一格起來。一直到1949年，一切都豬羊變色為止。
四九大劫，是中華民族的浩劫，殃及台灣，更幾乎造成了中華文化的毀滅。當時沒有從紅色中國逃出來的菁英，多半下場淒涼。國學大師蒙文通被紅衛兵毆打致死，大哲學家熊十力絕食而死，歷史學家陳寅恪文革時雙目失明被紅衛兵用大喇叭二十四小時轟炸折磨至死，文學家老舍不堪批鬥折辱投湖而死，翻譯家傅雷和詩人陳夢家在文革中都自縊而死……這個名單可以開很長、很長，長到整個共產黨滅九族、墜阿鼻、永不超生，都不足以償還的地步。奇蹟的是，這些事情到現在，變成「都是過去的事了，咱們要往前看」，毫無審判，毫無追究，惡魔依然逍遙，甚至掌權，還堂堂皇皇代表「中國」、「中國文化」。如果中國人在現代真的創造了甚麼奇蹟，這個就是了──超級無敵的寬恕能力，整個中國都比耶穌還有愛。
（不過，人的愛畢竟還是有極限的。中國人容得下殘殺人民的共產黨，卻容不了不想跟他們統一的台灣人。這是怎樣弄到的心理機轉，其神妙我還搞不太懂。超難理解的。超。）
那北派五大家進入新中國之後，下場如何呢？
還珠樓主1958年因為一篇《不許還珠樓主繼續放毒》的批鬥文章氣到中風癱瘓，1961年食道癌去世。鄭證因死於1960年，怎麼死的都不知道，當時正在三年大饑荒，搞不好是餓死的。白羽好險，在文革前去世，臨死前交代子孫，一定要趕快把他的武俠著作全部銷毀。悲情的王度廬最悲情，文革剛結束（1977年），好不容易苦盡，還沒甘來就死了。朱貞木呢，算是最幸運的，死於1955年，竟然是病死的（哮喘跟心臟病），也可謂善終已矣。
共產黨痛恨武俠文學。左翼文學家如鄭振鐸、茅盾、瞿秋白早在民國時期就對武俠充滿批判，認為武俠小說是小市民的「迷魂湯」，對人民的作用是「麻醉其思想，也貽害於他們的行為與命運」，「麻醉於烏有的『超人』的境界之中，不想去從事於正當的努力，惟知依賴著不可能的超自然力」，以至於「濟貧自有飛劍仙，爾且安心做奴才」，不會去反抗壓迫。他們認為武俠小說家，都是一群「躺在煙榻上，眯著欲睡的雙眼，於彌漫的煙氣裡，冥構著劍客們的雙劍。如何的成為一道兩道白光，而由口中吐出，如何的在空中互鬥不解」的傢伙。
其實他們說的都對（欸）。只是噢，中國淪陷之後，茅盾擔任中央文化部部長、鄭振鐸擔任副部長，加上共產黨害怕反抗勢力，煽動人們以武犯禁的武俠小說，自然要遭到覆滅的命運。果然，在一九五一年六月，頒布了武俠小說禁止出版的命令。於是武俠人們只好寫劇的寫劇、研究文字古文物的去做研究、做官的做官（王度廬做過政委）。武俠小說呢？當然就跟紀曉嵐的太監一樣──下面沒有了。
這就造成了中國武俠發展斷崖式的斷層。進入四九年，五大家們都在四五十歲的當寫之年，就這樣嘎然而止，對武俠文化是巨大的損失。尤其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和朱貞木的《七殺碑》還沒寫完哪！！雖然天幸我們在1954年後有梁羽生和金庸，興起了新派武俠，連帶台灣產生了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翎、古龍等等傑出的作家，但民國武俠所開創的題材：仙俠（如《江湖奇俠傳》、《蜀山劍俠傳》）、當代武術家生平改編（如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俠義英雄傳》、白羽的《偷拳》）、中國幫會寫實（如姚民哀的《江東響馬傳》寫革命黨、《四海群龍記》寫江湖幫會）等等，其實都後繼無人了。這對武俠文化的豐富度而言，當然是一種折損。
特別是武術家真實故事改編。到現在，華人的影劇拍的武術家，都還是民國時代的霍元甲（出自《近代俠義英雄傳》）、黃飛鴻（出自香港鄧羽公的《黃飛鴻正傳》），好像從那之後，中國武術就斷絕了，再也沒有其他大師一樣。有啦，咱們還有葉問嘛，但葉問似乎也一直都活在那個對抗外侮的時代，依然大喊「中國人不是弱者」，拍到第四集了依然在打外國拳擊手，好像中國武術的存在，就只是為了打倒外國人似的，一直都沒有長進過。
這都是紅色浩劫，帶給武俠文化的巨大損失。現在有甚麼進步嗎？其實也沒有，一樣這也不能寫那也不能拍，言論與創作自由越收越緊，持續毀滅知識分子，影視文化圈最終的前途，大概就是逐漸走向華麗的樣板戲。
但是我們今天是要來談朱貞木的，那我們就先從他的壓卷之作：《七殺碑》開始談起吧。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