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通敵？】
通常在討論民國初期的歷史時，除了軍閥內部的派系鬥爭、國共黨爭之外，還會強調日本如何侵略中國、發展異於西方的帝國主義，而其中幫助、屈服、默視日本的人在民族主義式的論述下，皆被武斷的定義為「漢奸」。此書便藉由中國不同地區的史料，將中國視為被佔領國而非合作國，重新定義了當時與日本人合作的中國人。
所有的通敵合作皆在占領的前提下發生，積極保護或維持佔領國權力的作法才被納入通敵行為，其中暗藏幽微的權力爭奪、現實的物質考量、自我認同的改變。通敵並非完整劃一的賣國賊，也非廣為人知的汪精衛魁儡政權，更多的是消失於大眾視野中的投機分子、長期耕耘地方的望族派系或是處在國民黨權力邊緣的黨員。前者未具備與權力相對應的管理能力，又無法給予符合標準的中國人誘因，是日本人不得不的選擇，這些人前仆後繼的出現，卻因為違背中國愛國的想像，難以登上中國學者研究的檯面；後者則是牽涉複雜的人物關係，一方面有限度的運糧保護中國百姓，一方面又建設妓院加強日本的侵略，同時比起治理更重要的是，分析他們如何與同類型的通敵們競爭，維持百姓支持又獲得日本人信任。
【空白的歷史】
由於中國在文革時期銷毀大量的史料，因此難以從僅存的資料中完整建構出當時通敵們的圖像。日本特務的公事書信或報告往往只透露出較為外在客觀的做事能力，但也難保躍於紙上的紀錄背後，未包含政治算計或個人好惡，語言上的隔閡有時也使其象徵意義更難釐清，但值得慶幸的是，當時同樣見證歷史的西方人的紀錄、日記受到較完整的保留，讓後人能夠稍微得知當時的情形與外國勢力的介入。至於最重要的通敵觀點卻近乎不可能得知，這些小人物們為了避免休後算帳，一個個隱姓埋名，回憶未被保存，就這樣只留下零星的描述，消失於歷史的舞台。
「有時，當一切方法皆已使，學者最嚴肅的職責便是接受自己的無知」[1]
卜正民於書中反覆提到自己無從得知的史實，太多的空白致使許多看似對個人毫無利益的行為無法得到解釋，也難以從個人的生命史放大至整個時代脈絡思考，於是這段通敵的歷史便更容易成為服膺官方意識形態的產物。
經過困難重重的史料蒐證後，卜正民藉由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四個地區，討論通敵試圖建立表象、完整運作的政府的努力，以及其背後所付出的成本代價，再透過接連登場的人物探討他們之間的串謀關係，進而衍生出關於合作者之間、合作者與占領者、合作者與非合作者的兢爭討論；以非合作者的抵抗視作外力因素，分析這些抗拒如何改變佔領機關與通敵們的對策。最後統合以上勢力的交錯運轉，試著理解通敵們的選擇與戰後影響。特須注意的是，這些研究皆為男性的觀點。在史料有限以及關注焦點多在初期的軍事與政治交涉之下，當時鮮少出現此類場合的女性便注定受到噤聲，只是他人筆下被壓迫的普通人之一。
她們的身體是中國領土的象徵，卻沒有替國家發言的權力。
【無名的歷史推動者】
嘉定與鎮江是一般讀者可能較陌生的都市，但即便對於這些地區甚至當時大局的政治情勢毫無認識，只要知道「日本曾侵略與佔領中國」、「日本與國民黨敵對」兩個簡單事實，還是能快速理解當時通敵們的發展。卜正民的文字敘述流暢簡明，廣受研究的張學良、蔣中正等重要人物在此書不見蹤影，汪精衛、溥儀也幾乎毫無篇幅，反之接連登場的人物皆名不經傳，片段的人物描述雖然不夠鮮活，卻也能隱隱從中窺得這些人的斷光殘影與生存之道，人性的黑暗自私與光明磊落之處同時攤於紙上展現。字句後暗示的是，在遠處算計一統中國大權的軍閥們距離這些暴力夾縫中求生存的人們太過遙遠，他們關心的事物全圍繞著生存，是得以存活的物資，是也許能保全性命的職位，但另一方面而言，這些地方情勢的浮動卻也影響國民黨權力的改變或日本的侵略策略，間接致使舊菁英的權威性喪失，國民黨的勢力衰退後，無法獲得地方穩固的支持。
【跳脫政治局勢的歷史視野】
卜正民的加拿大身分使這本研究更顯可貴，他既非親中的漢學家，也未須處理中台兩地的複雜身分認同，中國與台灣敏感的歷史經驗已經與政治或是意識型態強烈掛勾，誠如他於書中提到「抗日是中國人牢不可破的牢籠。它代表中國崛起，不再是被擊敗的國家」[2]，現在的歷史真相只不過是贏家的政治操弄，長期被侵占的中國人依舊深陷自卑，為了掩飾這種情緒所展現出的強大自信不容許他們接受通敵們除了漢奸以外的可能，一旦承認這群人的決定是可能被理解的，甚至可能某種程度而言，減輕了日軍的壓迫，便會打破心中的抗日神話。類似的情況也在台灣出現，但隨著國民黨神話的消逝以及中國對台灣的強烈打壓，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在近年來不斷增高，台灣人對於抗日的關注焦點多在國共關係的爭奪以及台灣本土內部的研究，例如對原住民的抗日行動與高砂義勇軍的研究關懷，這樣的歷史視野與此書相同，改變以往「受害者與被害者」、「吸收與被吸收」的對立觀點，意圖挖掘背後的真實動機與意涵。
【對台灣歷史的反思】
首先，它不直接引用歐洲的通敵論述，發展出中國式通敵的專屬意涵，被佔領國的特殊身分使通敵們的權力更為卑微，「『自治』的意思就是：『日本人說是，我們就照辦！』」[3]完美體現出當時的權力不對等。而這樣的情況似乎也可以回過頭反思台灣的歷史，日治時期的「保甲」們真的都是為了日本統治者通風報信的逆臣賊子嗎？他們所累積的地方聲望是否也對應通敵當時於中國的角色？既保護地方鄉里免受部分權利侵害的同時，也加強中央對於地方的管控？但同中國發展的不同是，許多幫助日本統治的勢力在日治後，信任並未同中國通敵般受到摧毀，反而成為國民黨政府須要拉攏與警戒的對象。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台灣的通敵研究似乎對外國學者而言更容易研究，因為台灣雖然經歷長期的戒嚴，卻未有中國式的公審或焚書出現，照理而言，研究材料應該較為齊全。會特意強調「外國」學者是因為這段通敵歷史對於當事人的後代而言，應該是不願公諸於世的一段過去，而於政商領域中活躍的這群人可能也會因為政治因素的考量，不願配合研究。相較之下，未直接牽涉利益的外國學者更可能獲得完備的研究素材。
其次，「通敵」這種地方性由下而上的視角跳脫大家習慣從上而下的史觀，藉此貢獻了國民黨、日本與共產黨角力背後的重要拼圖。這些不著名的通敵們深刻影響與侵蝕地方的權力運作，日本人的姦殺擄掠讓他們無法從佔領地中得到經濟利益，甚至連一個地方政府都因為有限的物資難以成立。日軍泯滅人性的壓迫使百姓無法信服通敵們抑制部分日本勢力的可能性，對舊有政權保有負面態度，乘勢而起的共產黨獲得大力支持，固有的國民黨無法在地方勢力中找到穩固的合作對象。
對於通敵的細微拆解同時也提醒試圖抗拒中國侵略、身為台灣人的讀者，在批判看似親中的行為之前，不該流於情緒性的嚴厲指責，忽略其背後的脈絡，而是該思考這些行為背後的動機與結果是否可以有更細微、不同面向的討論。
[1] Marc Bloch，《史家的技藝》（台灣：遠流，1991），頁60。
[2] 卜正民，《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台北市：遠流，2015），頁301。
[3]卜正民，《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頁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