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為理解台灣新聞媒體提供線索

2020/08/03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歷40多年(1945〜1987)政治高壓管制,與30多年(1987〜2020)的自由市場競逐,台灣的新聞媒體生態之所以發展成當前樣貌,跟這個社會的許多其他面向一樣,都具有歷史獨特性。如今,當新聞媒體在政治、社會,甚至文化議題立場上各自選邊,並以「藍媒」、「綠媒」、「統媒」相互指稱,彼此壁壘分明,因而經常被指為製造對立的「社會亂源」時,「商業媒體基於市場考量」的簡單論斷,似乎並不足以解釋這些現象。由於新聞媒體本身就是各類社會論述的集散、加工與產製中心,其議題設定必然相當程度反映該社會明顯的或潛在的關切,尤其是那些歷久不衰的議題。
1998年台灣解除報禁,過去公開壓制或扶植媒體的政治力逐漸後退,既有或新興的新聞媒體,透過事業資本與市場的互動,容納了更廣大的社會光譜。消費者取向的市場法則,在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中,都造就了大量五光十色的名人八卦、商品消費訊息等內容,顯示出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一致的「去政治性」傾向。
但每逢選舉,或遇台海兩岸互動等重大政治事件,台灣的新聞媒體就又都顯現出高度的政治性,但這個「政治性」並非對應於前述「去政治性」的一般政治性,而是經過立場選擇的政治性。這些在政治立場上的異質性,無法完全歸因於市場計算,亦無法簡單的用各自服務於政治鬥爭來解釋。觀察其與各式社會動員間的相互呼應,可以看到這些異質性原本即深植於台灣社會各個層面。
如果我們假設,台灣錯綜複雜的近世歷史軌跡,是造就這些異質性的歷史淵源,那麼作為整體社會的一部分,繼承了不同歷史遺產的報人(新聞工作者),在擔負社會論述再生產工作時,會各自出現政治立場的偏好,似乎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究竟是哪些異質性?何以異質?本書透過對個別報人生命史的掌握,嘗試以「原生結構主義」式的「類型」,對戰後台灣社會中幾個不同屬性的報人群體做類型建構。從個體出發,類推至特定報人群體,再以此報人群體映照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群體。
以「原生結構主義」式的「類型」,作為從理解個體生命史推向理解社會群體歷史的中介樞紐:透過對四種不同類型代表性報人之個人生命史的考察,及其彼此間的交光互影,我們將勾勒其所代表的某種「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並進行比較,再進一步追索此些不同「感知結構」的轉進與發展,以探究這些異質性的根源與演變,希望能為理解當時與後來的台灣新聞媒體,甚或整體台灣社會,提供有意義的線索。
戰後台灣三種地緣背景的四類報人
1945年,當內部仍處於分裂狀態的中國從戰敗的日本手中接收台灣,經歷半個世紀分治,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報人,開始在歷史洪流中匯聚於台灣。
相較於對日治晚期「皇民化」運動的抗拒,台灣本地知識階層對於回歸中國,一開始是全心擁抱的。然而,在分治的五十年間,中國已從清季進入民國,並經歷軍閥混戰、國共鬥爭與一場幾乎耗盡國力的對日戰爭;台灣則在經過明治維新現代化過程的殖民主日本的統治下,透過大權在握的總督,建立了包括基礎教育、戶政、警政、道路運輸等軟、硬體基礎建設,以及偏重農業及農產初級加工的殖民地經濟體系。
由於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經驗殊異,戰後的台灣社會,對這個雖為同文同種,但歷經改朝換代,撤而復返的政治宗主,事實上相當陌生。但如同殖民地台灣社會的民間漢文教育並未中斷,台灣對中國這個「文化祖國」的理想與想像依然存在,然而這些理想與想像,在面對真實的回歸後,卻不可避免的面臨了考驗。
除了台灣本地的知識階層,對部分在日治時期因認同中國為「文化祖國」,而從台灣前往中國求學或工作的人來說,台灣重回中國領土,則提供了衣錦還鄉的機會。不少具有這種「半山」背景的台灣人,因為之前為國民政府工作,或與中國大陸各方面勢力有過合作經驗,也因為語言、人脈,及對中國大陸的瞭解,而於戰後初期,開始在台灣社會的各個領域嶄露頭角。
另一方面,戰後初履斯土的中國大陸知識階層,對台灣風土民情普遍陌生。或者因公奉派來台,或者以考察、遊歷心情來台探尋發展契機,在1949年之前,多半抱著短期停留的心情;1949年之後,則面臨恐將長住的艱難心理調適。但在主觀情感上飽受離鄉漂泊痛苦的這群人士,在客觀情勢上,卻穩佔中央相對於地方、中心相對於邊陲的政治、文化優勢。
由於能夠從事新聞工作者(記者、主筆、編輯、社務推廣),必然具備一定閱讀、寫作能力,因此這種依成長背景與歷史經驗,對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知識階層的概括分類,應可類推到當時的新聞媒體從業人員。
前面已經提到,戰後台灣社會的特殊歷史經驗,導源於原本處於不同歷史發展脈絡下、差異非常明顯的兩個社會的急遽接合。因此,曾經穿越過此一接合過程的個體生命經驗,正適合用來說明當時的台灣社會究竟發生了哪些事,並用以理解那同時存在於同一時空中的,不同的「感知結構」。
對台灣本地報人而言,政治宗主一夕轉換,除了國籍的頃刻改變(從日本人變成中華民國國民),文化上的自我認同也面臨了戲劇性的轉折—從原本抗拒皇民化,希望保留漢文化的殖民地進步知識階層,在戰後的一連串發展中,逐漸對新的統治者產生疏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養成階段幾乎全部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知識階層全體,被迫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從最擅長的前殖民母國「國語」—日文(語)—環境中脫離,全面改用另一種國語—華文(語)。這個文化上的暴政,使整個世代的知識階層直接面臨表達工具不足的「失語」困境。即使華文能力足以因應的,大部分也在政治、文化上出現適應不良。
對於為數雖不多,但因與台灣有土親關係,而在國民政府接收初期角色關鍵的「半山」們來說,則是戰前心懷祖國,戰後回鄉發展,協助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一方面深知台灣,一方面瞭解中國,「半山」原本是溝通睽隔半世紀的中國政府與台灣人民的最佳橋樑,但因為不具有權力核心的決策、發言權,雖也有致力於經營新聞媒體,希望能扮演下情上達之良善溝通者角色的,但對於國府治台的各種建言,卻難免於被邊緣化的命運。
戰後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報業從業人員,則多半具黨政軍背景,對國民政府的向心力與忠誠度很高,除以黨政軍報紙為根據地,也再自創新報,以過去在中國大陸辦報的經驗試用於台灣。但也有少數例外,這些例外中最為人知的包括:辦《自由中國》雜誌因而繫獄的雷震;創立標榜「無黨無派」之《自立晚報》的李玉階;以及到1988年報禁解除前,雖然極力爭取,但都被國民政府禁止辦報的成舍我。
由於一開始當局對辦報管制寬鬆,加上登記辦報可獲當時市面上缺乏的配紙等物質誘因,一度吸引不少外省來台人士投入報業。1949年國民政府中央撤退來台,政府與政黨機關報挾壓倒性優勢,在往後10年間,成為台灣新聞媒體主流。
根據上述,依照「原生結構主義」立場,若從造成歷史經驗分殊的地緣關係來分類,可以分出台灣本地報人、半山報人、中國大陸來台報人三個類型。而在中國大陸來台報人中,則可再分出依附國民政府政策,及批判國民政府政策兩類。其中,批判國民政府政策的,個案雖明顯少於依附國民政府政策的,但這類個案卻不只一次出現與本地報人聯手合作,打破原始地緣界線的情形,對後來台灣的發展產生顯著影響。基於增加洞察力與分析有效性,研究者應無須受限於單一分類原則,而以擴大分析的有效性為前提,兼採不同原則來進行分類。也就是在考慮原始地緣關係的第一層分類原則下,對中國大陸來台報人,再納入對國民政府政策依附與否,作為第二層分類原則。
經過以上考量,本書挑選了吳濁流、李萬居分別代表台灣本地報人及半山報人群體;在中國大陸來台報人方面,則以曾虛白、雷震分別作為依附國民政府政策與批判國民政府政策兩類的代表。
這樣的分類,也並非試圖完成四種互斥的類別,而是為了有利於觀察不同的報人群體,如何代表其背後不同的知識階層「感知結構」,在戰後台灣報業的舞台上各自、同時也是共同的展現意志。這個不同「感知結構」並陳、交匯的盛大場景,隱約敘述著你我家族故事的共同背景,也記錄了戰後台灣社會獨特的歷史經驗。這些不同的「感知結構」,透過新聞媒體場域中的報業從業者,在戰後初期的台灣島內,經歷交會與分歧,產生或劇烈、或和緩的激盪與磨合。取得擅場的,在往後數十年,持續發揮強大影響力。敗下陣來的,或湮沒於歷史洪流,或隱遁逃逸,轉進文學創作或文化教育場域;或一度潛入地下、負隅頑抗,等待機會,再次崛起。
新書講座:
時間:2020年8月6日(週四)晚上7:30至9:00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鎮江街3-1號 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
主講:邱家宜(本書作者、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書名: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
作者:邱家宜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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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社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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