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誓血五人組》：「他者」的精神分裂認同

就伊格頓（Terry Eagleton）的看法，後現代主義學者與現代主義所主張的最大不同，在於對中心的唾棄：對前者而言，共識是專制的，團結則是缺乏靈魂的齊一性。偏離社會集體與主流生活的邊緣地帶，才是創造與力量的所在。（Eagleton 2005: 26）

然而我們必須留意的是，中心與邊緣的界線究竟該如何界定、由誰界定。以希利（Joseph F. Healey）所定義的少數族群（minority group）來說，少數族群經歷系統性的劣勢、擁有易辨識及易區分的特徵；不過，數量上他們並非少數，如女性在多數理論中同樣被定義為「少數」（Healey 2018: 50）：以女性主義、酷兒論述（Queer theory）來看，中心／邊緣的劃分相當於男性／「女性、第三性（女同性戀）⋯⋯」，「酷兒」一詞的含義──古怪、不尋常的──即表述了其討論及涵蓋族群的邊緣特質。對資本主義而言，邊緣反而不在少數──在全球領取低水準薪資的勞工屬於多數，而且這個「多數」被資本主義排除在外。如後殖民主義理論所述，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在脫離及反抗其殖民母國的過程中建立自我認同。或者過去被大量販賣至美國、至今仍然掙扎著無法融入社會的為數眾多的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

從以上舉例看來，我們發現所有族群在成為（或打從身為）該族群之初，便各自處理著個人乃至於整體所面臨的問題：各個族群皆有自身對於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區分。當族群各自的分野擴展到人類全體時，中心與邊緣的界定是弔詭而模糊的。廣泛來看，當今社會中所有人都被流放至邊緣，所有人都是無根的（Eagleton 2005: 34）──或許我們該更精確地說，當今除了資本家、幾乎都認定自己是邊緣且無根的。只要這個世界持續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運作，資本家的地位、財富及權力──也就是他們的根基，他們獲取認同的來源──便是藉由「多數」「邊緣」的自我犧牲所提供，只有這一小群人有資格（或有資本）獲取認同。

我們同意邊緣是確實存在的，但是邊緣的認同基於歷史、社會規範及文化等因素，始終是歧異而分裂的。資本家已經取得了他們的利益與認同，剩下的人便只能透過資本體系之外的手段來建立認同。五月底因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而引發的「黑人性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史派克．李（Spike Lee）以黑人視角所拍攝的電影以及音樂團體黑眼豆豆（Black Eyed Peas）的歌曲 Where is the love? 皆屬於黑人群體以邊緣的身份及立場嘗試建立認同的過程，且後兩者都提出了關注邊緣的訴求。

前面我們梳理了當代社會中的邊緣隨著出發的立場而有所變異，接著我們便可以在此基礎上討論史派克．李《誓血五人組》（Da 5 Bloods）中位於白人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ism）邊緣的非裔美國人如何進行認同。

如伊格頓所言，當人類被提升至一個整體、抽離肉體、精神性的抽象概念，且同時身為主客體時，便表示我們不再需要上帝或者其他能提供認同的事物，人類得以對自身進行認同，但同時我們是模糊、不可知而無法把握的。若回到我們實在的軀體上，又得被迫面對自身的有限性與衰亡。於是，人類對自身的認同有賴於不同於主體的其他客體，以避免前述的情況發生。

若我們將上述的人類認同對應到薩依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所提出的「想像地理」（imagined geographies）概念，便能發現人類認同與種族認同之間的關聯性：

如上所言，中世紀的歐洲人必須透過非歐洲人在物質及社會生活上的變形，來建立歐洲人的「正常性」，並以此將歐洲人樹立為正常的標準，從而驗證這些他者（others）因為偏離了正常的標準，於是孕育出怪異的種族（Sharp 2012: 19）。從廣泛層面上的人類認同，到歐洲人對於主體／他者、正常／異常的區分，我們便能了解「認同」行為對人類活動而言是不可捨棄的，且「認同」仰賴於他者的存在：

我們必須透過認同──而此過程包含辨認其他與自己與他者的不同──來認清自己是什麼，藉由對民族或社群的認同找到歸屬感（May 2016: 48）。

因此，自地理大發現（Age of Discovery）後陸續盛行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及十九世紀帝國主義（imperialism）可以被視作為歐洲白人所採取的認同手段：通過對他者的土地、經濟、社會及心理上的征服，拓展自身的國際影響力及收割利益之外，同時以此行為確認自己與他者之間存在差異、更甚者確認自己的文明比他者更為優異（Sharp 2012: 41）。

於此期間，族群設法透過征服他者以建立認同的內部需求，向外擴展到了將種族進行優劣區隔的人類學──以科學方法將種族分門別類，也就是藉由對人體的各種量測及數據分析、建立種族之間的根本形成及差異。這些科學研究僅只是服膺於種族主義（racism），並且建構了歐洲白人在上層、殖民地人種在底層的種族階級（Sharp 2012: 47）。

在依序探討了主體認同行為的內部需求到外部行動的轉變之後，我們便能窺見白人與非裔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關係。如希利所述，印第安人及非裔黑人雖長久屬於美國社會的一部分，他們卻長久地以「邊緣」（outsider）的形式──奴隸、侍從、勞工，甚至是敵人──生活其中（Healey 2018: 35）。如同珍妮．利文斯頓（Jennie Livingston）的紀錄片《巴黎在燃燒》（Paris is Burning）中的旁白：「我記得我爸曾經對我說，『你在這個世界上有三個劣勢。身為黑人男性就有兩個──你是黑人，而且是男性。但你是黑人、男性而且是同性戀。你將來有得受了。』」黑人在社會上的處境既是不完整的，也是邊緣及他者。

於是，我們由此理解，史派克．李於《誓血五人組》的片頭引述了多起美國歷史上黑人為自身權力抗爭的事件，在片中穿插了多位可能被遺忘的黑人英雄，便是展現了黑人以一個他者的地位存在於美國的社會。而對於這些事件的引述──如同今日我們所看見的從美國延燒至歐洲各國的「黑人性命攸關」抗議活動──便是對於自身「他者身分」的意識與自覺。

除了美國歷史上的南北戰爭（Civil War），1960 年代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博士以和平、非暴力的形式引起美國對黑人權力的重視，或是像法農（Frantz Fanon）主張的「被壓迫者的暴力能夠統合人民」（Fanon 2004: 51）（註1），黑人對於自身他者身分的意識也可見於美國政府將黑人送上越南的戰場：保羅（Paul）的兒子大衛（David）向歐提斯（Otis）問起了越戰期間與他們一同出生入死的隊長諾曼（Norman）時，歐提斯說道：「政府讓黑人上戰場當砲灰，留在學校的白人男孩就逃過了被征入伍。他們讓我們黑人上前線，像蒼蠅一樣死掉」。

然而，當這個五人小組再度重返越南的土地時，保羅對向自己推銷的越南小販感到不耐，導致雙方發生口角、險些大打出手時，越南人向保羅咆哮道：「你在戰爭中殺了我的父親與母親！你這美國大兵（G.I., General Infantry）！」黑人的身分認同在此產生了衝突：當五位黑人──他們從來沒有屬於過「美國人」──回到越南，卻被越南人一視同仁地歸類為「美國人」；而在越戰當年，還有北越的河內漢娜（Hanoi Hannah）向美軍播送金博士被暗殺的新聞、試圖挑起黑人對參與越戰目的的懷疑：「你們在這裡與我們作戰，而千里之外慘遭政府暗殺的黑人同胞需要你們。我們堅決反對這種殘害爭取民權和自由的黑人的法西斯政權」。於是包括越戰、以及許多因為身為黑人而遭受的次等對待與暴力事件，都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在美國社會中，始終以他者的身分存在。

他們若認同美國，美國白人便會拒絕他們的認同；而越南人在戰爭的創傷上則逼迫所有為美國征戰的人──包括這 32% 的黑人（註2）──認同美國，認同自己是美國人。在自身的歷史及越南人的指控之間，這種認同對於黑人是精神分裂的。

在重返越南的五人組中，保羅的認同無疑是更為精神分裂的。一天晚上，大衛在酒館與拆彈小組酒酣耳熱之際，賽波（Seppo）說道：「你們美國人真是無知得可怕。我想你們是花太多時間看真人秀，或者選個愛演真人秀的小丑做總統了！」大衛馬上反駁，語氣帶著極度的不屑：「我代表所有美國黑人跟你說，我們是唯一沒有給那混蛋投票的群體。與橢圓形辦公室裡那種族歧視者相關的所有指控、主張、指責、斷言和聯想，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很顯然地，由對話中所影射的對象與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共和黨的造勢大會片段，賽波在調侃美國現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種族歧視行為，及選前誇下海口將在美墨邊境建築高牆的承諾。然大衛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父親保羅在大衛加入尋找金條的行列前，便承認了自己於 2016 年投給川普，甚至在這趟旅行中戴上了印有川普競選標語「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帽子。

這句標語並非由川普第一次使用：早在 1980 年，雷根（Ronald Reagan）便以這樣的標語打贏了總統選戰。時隔近四十年由川普再次引用，並搭配對非美國白人的各項限制措施，我們便能明白「讓美國再次偉大」中的「美國」並非地理上或者歷史上的美國，而是極度排他、排除所有非美國白人異己的「美國」。而川普作為典型美國白人的形象，更使得這個標語確立了排除非美國白人的意圖。

於是，當我們回頭看保羅的行為，會發現他對於美國或自己黑人身分的認同都是令人困惑的。在保羅面對越南民兵的指控「這些金條屬於越南人民，你們休想搶我們的東西！」保羅回覆道：「金條上寫著美國。」越南民兵又接著吼道：「你們這些美國大兵、殺人兇手，屠殺無辜兒童和嬰兒的劊子手！」為化解當前危機，保羅僅淡淡地說「（越戰）當時雙方軍隊都有暴行，所以大家就一笑置之吧。」此刻的保羅已經相當混亂：當他投給川普時，某種程度上已經同意了標語上「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可能性，但是其中的美國並不包含黑人、甚至實際意義上排除了黑人，而面對越南人的指控，保羅躲到抽象的美國集體背後，進而承認一個不承認自己存在的概念。當自己所承認的概念並不承認自己的存在時，便可能落入伊格頓所提到的認同危機。

稍早四人於酒吧敘舊時，舞台上閃爍著「Apocalypse Now」的字樣。之後，經過歐提斯的舊情人阿仙（Tiên）與法國人德羅什（Desroche）的仲介，五人組在嚮導阿榮（Vinh）的帶領下沿著湄公河（Sông Mê Kông）上路拾回諾曼的骸骨及當年遺落的金條。背景配樂為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曾經於《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中使用的華格納（Richard Wagner）歌劇配樂《女武神的騎行》（Ride of the Valkyries）。同樣地，沿著河流深入叢林的段落也曾出現於《啟示錄》與荷索（Werner Herzog）的《天譴》（Aguirre, der Zorn Gottes）：前者為奉命射殺叛變軍官庫茲（Walter Kurtz）的韋勒（Benjamin Willard），後者則是深入亞馬遜雨林「尋找金子」及征服原住民的（講德文的）西班牙軍隊。

此兩處的再次引用，不免讓人輕易地將各自背後的意涵和越戰聯想在一起。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啟示錄》、《天譴》與李取用其中元素的身分，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才能將李引用這些元素的緣由與越戰分開。

以上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闡釋的概念，我們可以在《啟示錄》、《天譴》及《五人組》的關係中得到印證。以表意系統來看，前兩部皆為白人所拍攝，而《五人組》是身為「黑皮膚」的李所拍攝。五人組沿著河流深入叢林、尋找金條的過程，在深層意義上也不同於前兩者。

《啟示錄》中被原始、自然與野性的柬埔寨人瘋狂崇拜的庫茲，或《天譴》逐步被貪婪與野心所吞噬、迷失在叢林中的阿奎爾，兩者都透過他者文化、以揭露白人文明難堪而醜惡的面貌，反思白人／主體與非白人／他者文明之間的關係，審視白人社會長久以來將對立面的族群視為「劣等」、且必須被消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及二元論（binary logic）觀點（Sharp 2012: 49）。至於《五人組》，則是將自身以他者身分帶入不承認自己／任何他者的白人觀點中，試圖藉由認同白人、來認同自身。

正如法農所認為，被殖民者／黑人被邀請模仿殖民者／白人的文化，並透過教育深信白人的價值是優越的，自己的文化則是野蠻、劣等且應該被消滅的（Sharp 2012: 169）。五人組透過諸如投票給川普、戴上專屬於白人的競選標語的帽子、向越南人表明自己是「美國人」，以及挪用白人在《啟示錄》及《天譴》中的行為與思考模式等許多「模仿」白人的行為，試圖將美國的價值複製到自己身上。

與此同時，他們也試圖回歸自己的神話：他們對《藍波》（Rambo）系列電影中美國人打贏越戰的好萊塢式幻想嗤之以鼻，「如果有部電影是關於真正的英雄，我會第一個去看。」歐提斯如是說道後，以越戰中首位被授予榮譽勳章的非裔美國人奧立佛（Milton L. Olive III）作為「真正的英雄」的例證。保羅仗著自己父親二戰期間諾曼第登陸的行動，斥罵法國人在 1940 年不戰而降、使法國淪為納粹魁儡政府的行為。還有諾曼生前將金條用作幫助黑人同胞基金的提議、對金博士理想的深信不疑，成為五人組奮戰至最後一刻的信念。他們不斷地追述任何與黑人有關的歷史事件。

以上的兩種認同，構成了巴巴（Homi Bhabha）所描述的一種混雜（hybridity）：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在生物層面（膚色、種族）上存在根本差異，但是兩者的文化皆是透過他們之間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發展而來（Bhabha 2004: 36-7），因此文化之間存在著共通性。如同美國白人與非裔黑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使用共同的語言，在越戰等對外戰爭中認同自己為集體的「美國人」，兩者的文化也時有重疊。

然而，這個混雜也造就了精神分裂的認同，旅途中不斷浮現的自我價值衝突，並且領向同一個結論：不論五人組如何努力認同白人、認同美國，抑或是努力戴上「白面具」，他們都無法更動「黑的事實」。《啟示錄》與《天譴》的白人皆透過對他者認識、自身與他者的關係，重新建構了白人的身分與定位，而《五人組》則是發現不論身在美國或是越南，自己永遠被視作他者。對黑人而言，複製白人的價值是永遠不可能的。模仿背後的意涵，是法農所主張的悲哀事實：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首次於 1970 年代晚期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命名。PTSD 的源起可追溯至 60、70 年代所觀察到的「後越戰症狀」（post-Vietnam syndrome）──如焦慮、易怒、失眠、罪惡感（Dean 1997: 14），因此 PTSD 被認為與越戰有極大的關聯，甚至是後越戰美國社會中時常被診斷出的精神疾病（Dean 1997: 21）。同樣地，《五人組》也毫不避諱地展現 PTSD 與越戰的連結：不論是保羅與越南小販爭執後的自白，「我看見鬼魂。諾曼幾乎每晚都來找我。」或是在五人進入叢林的第一個晚上，保羅對大衛說道「再次回到這個地方，不是件容易的事。」以及金條搶奪戰結束後，保羅的信來到大衛的手上：「我回到這裡，是為了面對一直以來糾纏著我、也折磨著你的心魔」。

當大衛向歐提斯問起諾曼這一號人物時，「諾曼死後，你老爸就變了個人。他會在睡夢中叫他的名字。」對曾經上過越南戰場的四人、尤其是保羅而言，諾曼是黑人爭取平等、希望的具象化：「他給了我們方向和目標，他教給我們黑人的歷史，而當時沒多少人關心那個。他就是我們的麥爾科姆（Malcolm X）和馬丁．路德．金。」

綜合上述，保羅的 PTSD 不完全源自越戰為美國及越南雙方所帶來的死傷，也不完全如迪恩認為、PTSD 皆可以於美國歷史上戰爭中發現蹤跡。此兩個 PTSD 的特徵是整體性的，他們所指涉的對象為模糊的集體美國人，但是保羅的 PTSD 來自諾曼的死亡，或者更精確地說──來自信念，同時是認同對象的死亡。當投射信念的對象消逝，個體便無法確立自身的存在，使得存在與本質成為可疑而無法被信任的幻影。

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特定族群所處的邊緣境況使得他們的認同是精神分裂的，而透過進一步延伸保羅的案例，我們同意認同是造成創傷的原因。創傷關乎認同，而認同關乎存在。

儘管意識到認同是精神分裂的、創傷的，如《五人組》的結局，法農沒有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摒棄對未來世界的想像：

保羅在叢林中看見了「幻覺」，看見了諾曼如每個無眠的夜晚般站在他面前。當保羅重新回溯了諾曼當年被射殺的場景，諾曼將保羅擁在懷中，輕聲地說道：「那只是個意外。沒事的，我不怪你。」保羅潸然淚下，隨後在越南民兵的圍剿中倒在不久前為自己挖好的墳墓中。保羅的身體雖然殘破，但是他的心靈不再如這些年來一樣千瘡百孔。保羅在死前與自己和解，讓封閉的心靈向諾曼、向大衛、向自己的黑人同胞、向這個世界敞開。

對身為邊緣的黑人而言，叢林之於文明的邊緣特性對黑人族群產生了嶄新的意義。不同於迷失在雨林中的白人，五人組不論是死亡或者倖存下來，他們皆在曾讓阿奎爾產生幻覺的叢林中達到了精神上的寧靜，在經歷死亡、戰爭與失去後，理解信仰、同胞與世界之愛。這是不屬於他者的白人所無法達成的。

Terry Eagleton 著，李尚遠譯。《理論之後：文化理論的當下與未來》（After Theory）。台北市：商周，2005。

Joanne P. Sharp 著，司徒懿譯。《後殖民地理學》（Geographies of Postcolonialism）。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2012。

Rollo May 著，朱侃如譯。《哭喊神話》（The Cry for Myth）。新北市：立緒文化，2016。

Claude Lévi-Strauss 著，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新北市：聯經，2015。

Healey, Joseph F. Race, Ethnicity, Gender, and Class: The Sociology of Group Conflict and Change.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18.

Husmann, Wenke. Es geht um Leben und Tod. Immer noch.（2020）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Philcox, Richard.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Markmann, Charles L.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2008.

Dean Jr., Eric T. Shook Over Hell: Post-traumatic Stress, Vietnam, and the Civil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