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里尼如何以新寫實 望見天使

義大利導演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在訪談中甚少提及年少法西斯歲月，這完全並不是說這段時期對他來說無關緊要，而倒是一種「從何談起」的尷尬處境，一方面，費里尼和義大利人共同承擔難以啟齒的法西斯歷史共業，而對外國人也難以用三言兩語，表示「領袖」（Duce）對義大利超過二十年的宰制影響；另一方面，或許更重要的是，導演和法西斯剪不斷理還亂的原生糾葛－費里尼踏入電影界的第一份工作，即是為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政宣片編劇，另外，還有一個或許更為隱蔽難言的原因：費里尼是個逃兵…

費里尼兩歲時，1922年，墨索里尼帶領黑衫軍，進軍羅馬（Marcia su Roma），政變取得政權，「領袖」二十多年掌控整個義大利的命運，換句話說，去除兩歲前的幼年期，費里尼整個童年，直到二十四歲羅馬解放，全都活在法西斯政權底下，尤其導演的青春年華，完整經歷了戰前榮光、戰爭困境與戰敗羞辱，並還不斷被徵招入伍…

費里尼親愛的故鄉，小城里米尼（Rimini），看似天高皇帝遠，遠離法西斯政治核心－米蘭和羅馬，但墨索里尼一旦掌權，「領袖」威力風吹草偃，在偏鄉竟興起民粹狂熱。就如同費里尼在《羅馬》（Roma, 1972）開場，即表現法西斯如何結合天主教保守勢力，從小學就開始洗腦的「道德」教育，教室黑板上面，除了一個大大十字架，旁邊一定伴隨「領袖元帥」玉照。如此法西斯新生活，導演在《阿瑪柯德》（Amarcord, 1973）更淋漓盡致展現，如電影中的校長和數學老師，如何如神像道貌岸然，忠貞信仰法西斯，而每個學生如何像郊遊遠足，興高采烈參加墨索里尼大遊行，並在軍訓課快樂成為法西斯童軍。誰敢膽反對，就像電影中發現誰演奏國際歌，英挺帥氣的軍官即可就地正法。如此樸素的小城，誰不是法西斯？

身為偏鄉小城的浪蕩子，就像其早期電影《小牛》（I vitelloni, 1953）故事一樣，費里尼十八歲時，不計一切想到大都會羅馬闖蕩，甚至為法西斯工作在所不惜。年少費里尼的最大願望，完全不是成為電影導演，而是要當如《甜蜜生活》（La dolce vita, 1960）中，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那樣光鮮的影劇記者，青年費里尼於是開始為親法西斯的報章媒體工作，進而接觸到亮麗的電影圈，並因為賺錢更多更快，開始撰寫電影劇本，然而當時電影界被「領袖」呼風喚雨的愛子，維多里奧·墨索里尼（Vittorio Mussolini），所完全把持，費里尼最早期寫的劇本，完全是法西斯的宣傳片，而以他的小聰明，竟也在業界闖出名號，被法西斯指名派遣到非洲，宣傳義大利軍隊（千載難逢）之勝利，然而荒謬的是，盟軍馬上把法西斯從非洲趕跑，所有人不得不中斷開拍中的宣傳片，費里尼更倉皇搭上最後一班飛機，狼狽逃回法西斯的首都－羅馬。戰時的永恆之城，就像孤島時期的魔都－上海一樣，整個世界戰火綿延，羅馬卻是歌舞昇平的不夜城，青年費里尼就憑著他的才氣，在法西斯政宣片佔有一個位子。

除了為法西斯工作，費里尼還是個逃兵。在戰事告急之時，無論法西斯如何地毯式徵兵，鬼靈精的費里尼便有對策，例如，躲到精神病院，褲子穿在頭上，裝瘋賣傻，後來更為荒謬的是，盟軍轟炸來襲，竟將兵役資料給燒個一乾二淨，費里尼似乎竊喜永遠不用當兵…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法西斯接連慘敗，宛如一個羞辱鬧劇，義大利國王伊曼紐三世（Vittorio Emanuele III），忍無可忍，下定決心解除墨索里尼之首相職位，並將其監禁，和平似乎在望。然而希特勒氣急敗壞，馬上派遣秘密特攻隊，解救「領袖」，於義北建立傀儡政權，用以對抗盟軍。義大利現代史最血腥的一頁，於是展開… 反墨索里尼的民間力量開始前仆後繼，然而法西斯倖存黨羽，卻比納粹派遣的蓋世太保，對付自己人更為凶狠，酷刑處決絕不手軟，為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遺作《索多瑪一百二十天》（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 1976）所指控的殘暴為樂，二十世紀於是再次上演焚書坑儒…

青年費里尼與茱麗葉塔（Giulietta Masina）正值新婚燕爾，卻見證了羅馬如何從歌舞昇平的不夜城，一夕轉成納粹占領的血腥戰場前線。這對年輕夫婦更面對雪上加霜的處境，蓋世太保如何結合法西斯黨羽，於羅馬到處抓人充軍，而費里尼年輕氣盛，正列於當兵的理想名單。費里尼夫婦於是流轉於親戚朋友家消失躲避，因當時抓到逃兵，為唯一死刑… 年輕夫婦終於等到羅馬成為死城的解放，於躲藏中重見天日，然而又馬上見證另一個殘酷現實－費里尼故鄉雖處偏遠，卻於交通要道，整個童年回憶里米尼，於是被盟軍夷為平地… 繁華夢醒，青年費里尼的法西斯時期於是結束。

於浩劫灰燼中，三十八歲的導演羅賽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特地找到於羅馬街道維生的二十四歲費里尼，因其編劇小有名氣，羅賽里尼想要和這個小夥子一起，發展一個他們身邊真實發生的城市故事，發掘一種與他們從小看到到大的電影，不同的敘事方法，表達一種微小的平凡人，如何連結風行草偃的生存環境，面對無法掌控浩劫，引發的精神與命運，兩人的劇本，終成為義大利戰後新寫實濫觴－《羅馬，不設防的城市》（Roma città aperta, 1945）。

戰爭期間，對比青年費里尼樂於在歌舞昇平的羅馬，撰寫法西斯的宣傳片，羅賽里尼完全不惶多讓，他不但是永恆之城一擲千金的花花公子典範，更是墨索里尼創立的電影城（Cinecittà），當紅的法西斯新銳導演。身為影城大亨的小開，三十年代的羅賽里尼，不但香車美人絡繹不絕，更欲投身當時最為光鮮的電影圈，後與墨索里尼的愛子，電影界呼風喚雨的維多里奧，一拍即合。「領袖」的曠世野心，為創造比好萊塢更為強大的義大利電影工業，為法西斯千年帝國奠下基礎。墨索里尼於是指示他的愛子，維多里奧，不惜代價，蓋出世界先進二十一個攝影棚之電影城，並創立世界第一個國際影展－威尼斯電影節（Mostra de Venise）。法西斯期間，超過三百部稱為「品質電影」（film of quality）的政宣片，於電影城拍攝，其中，即包括新銳導演羅賽里尼的「法西斯三部曲」（Trilogia fascista）。

羅賽里尼於法西斯的電影城工作，卻感覺被反法西斯份子給包圍。「領袖」指示愛子掌控的電影界，弔詭成為共黨左派的秘密溫床。維多里奧並非父親的傀儡，作為墨索里尼最聰明與最開明的繼承人，深知義大利電影工業不僅要追求世界第一的技術，還要追尋世界第一的思想，吸引世界頂尖人才，並吸收年輕新血，於是，維多里奧高瞻遠矚創立至今仍在運作的「電影實驗中心」（Centro Sperimentale di Cinematografia），邀世界一流人才講學，如被納粹棄如敝屣之德裔猶太美學家－魯道夫·安海姆（Rudolf Arnheim），反希特勒（與秘密反法西斯）的法國導演－尚雷諾（Jean Renoir）。維多里奧更創立〈電影〉（Cinema）專業期刊，引介世界新思潮，如蘇維埃蒙太奇、法國詩意寫實，雖表面上為法西斯極右政宣雜誌，但其中秘藏可能過半的左派影評人，如年輕時代的維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和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即在此培養羽翼。身為尚雷諾的得意弟子，維斯康堤繼承其恩師詩意寫實《東尼》（Toni, 1935）之「粗曠震攝」，以窮鄉僻壤之實景，拍攝石破天驚的《沉淪》（Ossessione, 1943），以生猛的底層情慾，震撼風花雪月、無關痛癢的電影城「白色電話」電影，於法西斯掌權期間，這部被譽為「反品質電影」的首部新寫實，被當局電檢下令，銷毀底片… 以一種蠢蠢欲動、蓄勢待發，墨索里尼一旦失勢，電影界會同民間，反法西斯勢力瞬間風起雲湧…

同為電影城養育之一整個世代的電影工作者，羅賽里尼如同後進費里尼，不僅捲入業界結合民間反法西斯之波浪滔天，尤其更親身體驗墨索里尼驚人復辟，納粹蓋世太保會聯法西斯殘留黨羽，以殘暴為樂的霸道橫行，使得這整個世代的電影人，於戰後似破釜沉舟，一切重新開始，「打掉重練」－與電影城「品質電影」、法西斯「美學主義」產生有意識的斷裂，展開探索自然之光、自然景色、非明星職業演員，斷片插曲的敘事結構，接觸社會底層現實，如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同「新寫實之父」柴法蒂尼（Cesare Zavattini）共同編劇，拍出《單車失竊記》（Ladri di biciclette, 1948），羅賽里尼更與費里尼，於戰後緊接兩年，交出風雨名山之作，《羅馬，不設防的城市》與《老鄉》（Païsa, 1946），不僅前者獲得戰後第一屆坎城影展金棕櫚，兩部更雙雙以外語片之姿，入圍奧斯卡最佳編劇。義大利於法西斯戰火廢墟中，旋即以新寫實震攝世界，開闊一種人類精神：面對浩劫之生命韌性與救贖可能。

然而，羅賽里尼和費里尼創造的新寫實，不斷被共黨極左猛烈批判，視為保守天主教人道主義，我們可以將這樣持續的批評，拉遠至戰後歐洲思潮脈絡來看。如同巴贊所言：「沒有單一一種寫實主義，而有多樣多種的寫實主義。」我們可說義大利新寫實並不是一種單一唯一風格，而更像互相衝突、不斷鬥爭的多元風格。義大利新寫實發展幾年間，馬上就產生路線之爭，引發陣營對抗，如同戰後左派一樣，主要分裂為社會主義共產黨唯物路線，和人道主義天主教唯心路線，「新寫實之父」柴法蒂尼和受義共支持的維斯康堤似屬於前者，而羅賽里尼和費里尼兩人都非常有一致性地，可說終其一生都屬於後者，尤其以之為榮。宛如回應共黨極左的指教，羅賽里尼於是專注拍攝一連串以天主教為主題之電影，如費里尼參與編劇的《聖方濟各之花》（Francesco, giullare di Dio, 1950），羅賽里尼和費里尼兩人，都以一種坦然，與馬克思唯物無神論、蘇維埃烏托邦保持距離，而意圖開拓探索生命救贖的精神新寫實。

青年費里尼本沒想過當導演，進電影圈編劇，主要動機為收入較多，一個關鍵的轉折，為大他十四歲的羅賽里尼，帶領他參與戰後新寫實之冒險，結果讓他不到三十歲，以戰敗外國人之姿，即入圍兩次奧斯卡最佳編劇。然而羅賽里尼帶給他的並不是名利頭銜，而是讓他的藝術想像與實踐，從法西斯光輝亮麗、不食人間煙火、帶著宣傳目的的「品質電影」，脫胎換骨成深入底層現實、接觸實際人群、探索生命救贖的精神新寫實。

費里尼自述其羅賽里尼《老鄉》跟片經驗，對他是個影響深遠的衝擊。這部片在義大利全國上山下海，深入不知名的窮鄉僻壤，接觸到戰後真實的無名民眾，草根連結土地和人民，費里尼說：「就是在看見羅賽里尼於《老鄉》如何工作，我第一次發現，如同作家寫作，畫家畫畫，拍電影可以是一種內在、直接、親密的關係。」

以藝術接觸土地和人民，若說羅賽里尼發展出探索生命救贖的精神新寫實，費里尼更發展出一種「天使意象」的「靈魂新寫實」。帕索里尼身為費里尼的「敵人」，因兩人不但有電影合作上的疙瘩裂痕，更是政治立場終身相對，幾乎每部費里尼電影上映時，這個共黨導演都會批評：費里尼電影永遠是天主教「天使意象」（angélisme）的「生命主義」（vitalisme），這個極左批判卻可說歪打正著，十分中肯。「天使意象」可說費里尼長達四十年風格兩極翻轉的一致想望，其第一部單獨執導的電影，《白酋長》（Lo sceicco bianco, 1952），結尾即是救贖婚姻鬧劇的梵蒂岡天使雕像，《甜蜜生活》結尾那不知名女孩，如天使般再見招手，彷彿費里尼告別純真，展開墜落迷幻的地獄之旅，而《月吟》（La voce della luna, 1990）更是以聆聽天上的聲音，作為其導演生涯最後的祝願。法國傳奇影評人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更在費里尼早期被忽略的電影中，以望見天使作為一種新寫實印記。

與其批評羅賽里尼－費里尼的新寫實為天主教人道主義的陳腔老調，安德烈·巴贊可能為世界第一個也是數十年唯一一個，能夠深刻連結戰後義大利新寫實，與法國天主教思想家艾曼紐·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之人格主義（personnalisme），進更能夠解釋，費里尼探索的新寫實靈魂，如何與馬克思無神烏托邦保持距離。以一種介入現實的「天主教異端」（dissident catholique），一種與自然互動的「反人類中心主義」（anti-anthropocentrique），穆尼埃創建〈精神〉（Esprit）哲學期刊，安德烈·巴贊即在此期刊，繼承人格主義專注於人與人個體互動之精神，越過沙特（Jean-Paul Sartre）「他人即是地獄」之虛無主義，提出一種與他者地獄的「連結救贖」，並以此連結救贖，展開其戰後義大利新寫實的探索。奇妙的是，遠在義大利的費里尼，似乎感受到如此跨國精神連結，在其尚未成為媒體追逐大導演之時，1955年到巴黎私下訪問，即特地拜訪穆尼埃的遺孀。

費里尼於《大路》（La strada, 1954）大獲成功後，大膽嘗試拍攝道德曖昧的《騙子》（Il bidone, 1955），遭受排山倒海的批評，巴贊可能是唯一一個影評人，在這部新寫實電影中，望見天使。費里尼選擇了一個極不討喜的題材：一個無所事事的中年魯蛇，如何招搖撞騙比他更為貧窮的社會底層，後遇到一個和他女兒一樣大的殘疾女孩，在驚嘆憐惜之餘，竟還騙錢到手，最後被同黨因分贓不均，給遺棄死在荒野。影評和觀眾都無法理解，如此政治不正確的灰色電影，到底要表達什麼？巴贊卻力排眾議，認為費里尼不但表現一種超越道德的非理性生命煥發，更提出一種救贖可能，本來電影結束於主角死在荒野的特寫，表現出一種社會通俗劇的道德報應，導演卻決定改成：主角在死前，看見農婦帶著小孩，辛苦卻快樂地生活，宛如身處伊甸的無邪天使；費里尼似乎想表達－即是如此惡人爛人，即在死前一刻，仍可見到一種純真，得到一種救贖可能。

於《騙子》慘烈失敗之後，費里尼決定孤注一擲，在義大利新寫實十多年來，內部陣營分裂，外部市場毒藥，邁向死亡之際，大膽再拍一部新寫實電影，後竟大獲成功，並得奧斯卡最佳外片，成為新寫實最後浴火重生之天鵝之歌－《卡比莉亞之夜》（Le notti di Cabiria, 1957）。為了更好接觸最底層的娼妓生活，費里尼找來對他電影從沒好話的「敵人」，帕索里尼，作為劇本方言顧問；於地頭蛇帕索里尼的帶領下，費里尼夜夜深入羅馬郊區最偏僻角落，與妓女、皮條客、流浪漢搏感情、打交道，如此與最底層實際接觸，成就其愛妻，飾演妓女卡比莉亞的茱麗葉塔，淋漓暢快表現一種從草根竄出的生猛有力，以一種旺盛生命的不拔韌性，獲坎城最佳女主角，成為其生涯代表作。卡比莉亞雖對自己謀生職業不以為恥，卻用盡辦法，不斷嘗試改變，但總是遇到一個比一個還要爛的渣男，她越努力追求幸福，就越失去越多，最後為愛情孤注一擲，終於失去所有一切，在不如去死、萬念俱灰下，卡比莉亞卻遇見一群不知名的街頭浪人，以天使般純真的唱歌跳舞，為卡比莉亞祝福，卡比莉亞淚眼回報陌生人的善意，帶著笑容，繼續走下去...

以望見天使，費里尼完成自己的，與義大利的新寫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