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貝斯手

五月天的新專輯《第二人生》是一張很不錯的唱片，詞曲、製作、錄音俱有可觀。在電台訪問五月天，談到製作期間種種甘苦，貝斯手瑪莎自嘲道：搞到最後，他的樂器還是常常等於不存在。意思是說：樂迷聽音樂假如用的是筆電喇叭或者幾百塊一副的小耳機，聽的又是抓來的解析度欠佳的MP3檔，音質自然不能要求，「低頻」總是率先被犧牲掉，貝斯手就變成了「隱形人」。哪管你在錄音室耗費再多工夫，遇到這種情況，也只能是白忙一場。

鼓手冠佑也有他的委屈：一套鼓組，錄音常得動用十幾支麥克風，精調細校，纔能錄出精確澎湃的音場。然而那種種費心，遇到陽春的播放器材，往往只賸那顆小鼓依稀可辨，其他都在背景糊成一團，難分難解。

主唱、吉他、貝斯、鼓，是搖滾樂團的基本「四大件」元素。貝斯和鼓或許不若主唱和吉他出鋒頭，它們合力鋪陳的節奏部，卻是一艘船的龍骨，一首歌的脈搏，穩住結構體的樑柱。假如你有稍微像樣的聆聽器材，當能分辨箇中巧妙。最起碼，瑪莎和冠佑不至於被誤為「隱形」。所謂「稍微像樣的器材」，並不需要直奔「發燒」等級：一副好一點的耳機，一組床頭音響，一對能分別高中低頻的電腦外接喇叭，就可以聽出很大的差別了。假如你願意以「認真樂迷」自許，這一點兒投資，也算是回報那些用心的作品起碼的美德吧。

但是話說回來，我也不覺得「聆聽器材」應當構成欣賞流行音樂的門檻──在流行音樂的世界，就算用最陽春最簡陋的器材，好唱片放出來仍然是好唱片。我們的長輩四十年前抓著一只電晶體收音機，狂聽美軍電台那些西洋熱門音樂如同聆聽神諭，豈會計較什麼音質？哪種音樂若是缺了「發燒器材」就不成立，那麼它多半不會是什麼入流的作品。

自古以來，流行音樂從不是為了測試發燒器材而做（雖然有一些錄音很棒的唱片會被拿來當測試片，但那畢竟不是作品的本意），正因如此，一首厲害的流行歌曲，在幾乎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器材播放，都能擊中你的心坎，無論那是計程車上偶爾聽到的一段電台節目，麵店電視機播放的一則廣告，或者臉書上一條Youtube轉貼鏈結。

當然，有sense的音樂人能讓作品適應各種條件的聆聽環境，「遇強則強」，若真的搬出發燒器材「鑑聽」，也能兵來將擋。要做到這樣的境界，未必非得砸大錢、搞排場。真正要緊的，是做唱片的人得有敏銳的直覺與耳力。

一九八六年，陳明章為侯孝賢《戀戀風塵》錄配樂，用的是一把六百塊的破吉他。大家都窮，也沒太多錄音室經驗，只能邊想邊錄。最後交出來的成果，不但拿下次年法國南特影展最佳配樂，也獲頒金曲獎年度最佳錄音、最佳演奏專輯。 「交工樂隊」的兩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一九九九）、《菊花夜行軍》（二○○一）都是以美濃燻製菸草的「菸樓」當成錄音室，酷暑天氣，人人汗流浹背，蒼蠅成群停在音控台上。常常唱到一半，外面豬叫狗吠，只好重來。這樣的條件下，他們「窮而後工」，做出了台灣搖滾史的曠世經典。

二十一世紀唱片業崩盤，電腦工具的發達降低了做音樂的門檻，年輕世代DIY樂此不疲，反倒是八九○年代台灣樂壇黃金巔峰時期在幕前幕後孕育的一整代將才，老輩人做唱片的手藝，衣缽無人可傳。近來聽到真正堪稱老辣的作品，仍然只能出自老將之手：黃韻玲二○一○年與鍾興民合力製作編曲的個人專輯《美好歲月》、李宗盛去年為楊宗緯製作的《原色》，都是雍容、細膩、大氣的傑作。只有真正見識過江湖世面，打過大規模的戰役，出手纔能如許厚積薄發、游刃有餘。這樣的作品，在這慣常以粗劣器材消費音樂的時代，就像守著老鋪夜夜費勁熬高湯的頑固廚師，面對一群群被味精麻痺了舌頭的食客，總是多少帶著點兒寂寞的況味。

我以為，流行音樂的聆聽也有「樂迷的教養」。一個理想的樂迷，最好對「唱片是怎麼做出來的」保持一點兒好奇。他會關注幕後工作團隊的名單，並且多少懂得分辨製作、錄音、編曲的細節與高下。他的聆聽是「見樹又見林」，既不至於偏執地以「聽音響」取代「聽音樂」，又能夠辨別用心的作品箇中種種講究。

他不隨便成為「粉絲」，卻知道在適當的時候容許自己在樂聲中舞蹈歡哭。他知道音樂這門藝術，起碼有一半的生命是活在現場的舞台，所以他會去看現場，並不以唱片為音樂的全部。

他知道「歌無定法」。有時候「對」即是「美」，有時候「氣味」即是「手藝」。所以他不預設立場，保留機會，讓自己接受意外的驚喜。

他知道對一個認真有sense的音樂人最好的回贈，就是認真看待他的作品。在這樣的時代，樂迷愈懂行、愈挑剔，就愈有可能刺激出真正精采的作品。

（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