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開頭不太平靜，臺南市和高雄市接連發生重大槍擊案，並且引起了社會的高度關注。警政高層一如既往地，從來不會讓人失望——在檯面上做足了秀，再把執行面的壓力全數丟給基層。
這件前一陣子剛發生在高雄的槍擊案，在警方的努力下快速偵破，卻遭到市議員對於高雄警政的嘲諷：「難道高雄只剩我沒有槍？」
之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長黃明昭在受媒體採訪時說：「槍擊案衍生的槍枝問題，今天奉市長指示到兩個地檢署拜會檢察長，取得相關共識，第一，具有殺傷力的槍枝查獲到一律要聲押。第二是一定要溯源，到達買賣的通路及改造的工廠。第三會指派幹練且有幹勁的檢察官來指揮，達成團隊合作。」
後面兩點我沒意見，但這第一點就有非常大的問題，完全不把《刑事訴訟法》當一回事，搞錯了偵查主體是誰、誰又受誰的指揮這種荒謬認知不說，還把「羈押」的存在目的與刑事處罰混為一談。我曾經在先前的文章中談過警察養成教育的問題，但令人心灰意冷的是，即使是讀了四年法律、從堂堂警察大學畢業的巍巍高官們，也不願意去思考《刑事訴訟法》內各種強制處分的意義。更甚者，黃明昭說這是跟檢察長取得的共識，檢察長是誰？是一個地檢署最大的存在啊，是有著無數辦案經驗的高級檢察官啊！難道他會不知道「羈押」的條件與目的嗎？
或者說，在政治、仕途、利益及其他我們所看不見的因素下，這些高層們拋棄了他們本應該有的法治素養，轉為特定對象與目的服務，把執行面的壓力轉嫁給辦案的基層，還在媒體中大放厥詞，令人髮指。
羈押是什麼意思？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01條及第101-1條的規定，為了避免被告逃亡、湮滅證據、勾串證人或反覆實施犯罪等，而做的強制處分。程序上，是由檢察官在被告被逮補後24小時內，以書面卷證向法院聲請羈押，再由法官裁定羈押與否。
你或許會認為，為了上述理由而聲請羈押也沒什麼不對，但這些都必須「有事實足認」，也就是警察乃至檢察官，要蒐集並提出事實去證明被吿真的要逃亡、湮滅證據和串證，才足以說服法官准押，也才真正有羈押的實質意義。
但是，要多少事實才能證明被告真的要逃亡、湮滅證據和串證？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警察機關接獲線報後，拿搜索票對某甲實施搜索，在他家裡的衣櫥內查獲改造手槍一把和子彈數顆。單純藏在家裡的槍枝被搜出來，又沒有涉案，如何證明某甲要逃亡？而槍枝遭繳，也沒什麼證據會被「湮滅」了，單純持槍的情況，又哪來的共犯或證人被勾串？用這種簡單的案例就足以說明，不是任何查到槍枝的案件都符合聲請羈押的條件。
警察局長黃明昭此言一出，引來一些檢察官的不滿，「聲請羈押」是檢察官的職權，黃明昭是司法警察官，在《刑事訴訟法》上明文規定司法警察官受檢察官的指揮，而這次黃明昭把檢察長搬出來，意思不就是：「檢察長跟我是一夥的，你們這些檢察官就照著做吧。」很遺憾，雖然達到了一局之長的地位，素養卻不見得高了多少。
實務上，黃明昭的做法並不是特立獨行，在整個警察生態裡，把「羈押」當作是一種對犯罪嫌疑人的處罰的人，從上到下，比比皆是。「羈押」理所當然不是一種處罰，而是程序上的預防手段。「犯罪嫌疑人」五個字，我們應該著重在「嫌疑」上，一個人在還沒經過法官判決有罪時，任何人都不能扣他罪名，這就是「無罪推定」原則，不過我知道這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很困難，畢竟這項原則某種程度上來說，是違反人性的。因此，既然一個人還沒經過有罪判決，那麼在這之前的所有手段，都不能稱作「處罰」，包含羈押。
話雖如此，但羈押畢竟是嚴重限制了一個人的人身自由，倘若這個人最後判決有罪，那他遭到羈押的期間，就會計算在最後被判處的刑罰內扣除；如果無罪，那麼國家就要依照相關法令，賠償他遭受羈押的損失。
以一個案件從頭梳理：警察在刑事案件報告書內填寫「建請羈押」，把案件送進地檢署後由檢察官開庭，並整理卷證後向法院聲請羈押，院、檢雙方再開羈押庭決定羈押與否。光是這樣，就已經耗費了不少司法資源，倘若被告確實被羈押但最後獲判無罪時，其賠償是由國家支付，也就是由你我的口袋中交出去的。司法資源的耗費從來就不小，更涉及人的基本權利，本來就應該審慎為之，而今高層掌權者權衡利弊，選擇了對社會體制消耗最大的做法，在已幾近癱瘓的司法及警政體制上火上澆油，無異於飲鴆止渴，令人喟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