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末參加了一個給問題少年設計的創意思考工作坊。耗費整個週末出席一場激勵人心的活動實在不是我的風格，但活動負責人前陣子仗義協助了一項我被迫承擔、但人力與資源調配皆不合理的案子。就算是項人情債吧。
英文並沒有很流暢的我會受邀擔任全英文工作坊的輔導員，是因為我至少能夠進行中英雙語的翻譯。活動前的簡報已被告知少數學員恐怕需要中英翻譯的協助，但課程內容不會太難，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真的低估了語言藩籬這回事
我負責的小組有三名英文為主、馬來文為輔的印度學員，兩名中文為主、馬來文為輔的華人學員。族群雖然不是造成語言藩籬的唯一因素，但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溝通分歧，族群是必然的因素之一。
族群雖然不是造成語言藩籬的唯一因素，但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溝通分歧，族群是必然的因素之一。
首先，在一個以英文為主要媒介語的工作坊裡，兩名華人學員就連基本的課程內容都聽不懂，需要全程聆聽輔導員的翻譯。主辦單位在理解了問題以後，也緊急改用了雙語進行活動，但一來，工作坊內容策劃負責人的馬來文並不是很好；二來兩名華人學員也不是全然掌握馬來文，最後即時的英中翻譯依然是必須的。
二、五名學員都不盡然掌握馬來文，要將工作坊的內容從英文轉換為馬來文來進行討論顯然並不容易，更何況華人學員還得透過我全程低聲翻譯的中文來理解這場活動，掌握度大大降低。最後所有的討論環節幾乎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印度學員飛快地以英文生產出結果，我將其翻譯成中文以取得華人學員的同意，達成共識以後再由印度學員對其他小組進行發表。
要將工作坊的內容從英文轉換為馬來文來進行討論顯然並不容易，更何況華人學員還得透過我全程低聲翻譯的中文來理解這場活動
這過程造成了兩個問題：三名印度學員的其中一名在英文拼寫方面有點障礙，但忙著翻譯的我無暇照顧她。於是無法在討論時做筆記的她，也開始找尋與華人小孩溝通的辦法。看著孩子們比手劃腳地找尋最適當的詞彙或圖案去表達彼此的看法，我感覺到了溫暖，但也知道，社會不能一直停留在比手劃腳。
其中一個華人學員的態度特別消極。大概十七歲的年紀，講話的方式卻像市場裡的華人大嬸一樣。只願意吃中餐，完全不碰其他類型的食物。在這個多元文化社會裡，她絕對只能活在舒適圈裡。後來我才發現她的母語是福建話，一個作為多元社會的媒介卻被主流邊緣化許久的語言，她只能在我長串的中文翻譯中找尋關鍵詞。這也導致她的中文聽寫都不好，即使允許她使用拼音也無法將中文拼寫出來，所以她很多時候都在放空的狀態，反正在她現有的能力範圍內，不管做任何形式的努力應該都是徒然的。
這就是我覺得她像大嬸的原因，那種對生命欠缺熱情，以及把“我不會”、“不知道”、“不能的啦”架設在自己周圍當作防護網的生活態度，唯一讓我覺得她青春的地方是她鍥而不捨地爭取所有可能的時間玩手游，但手游也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辦法。
那十七歲女孩讓我覺得她像大嬸，是因為那種對生命欠缺熱情，以及把“我不會”、“不知道”、“不能的啦”架設在自己周圍當作防護網的生活態度
工作坊中的其中一項遊戲，是需要派一名學員從照片堆中找出五張照片，並將五張照片串聯成一個故事。我們組別裡最活躍、點子最多、英文也最好的學員，請我向那名消極的學員翻譯，要她去挑五張照片。消極組員的第一反應當然是搖手拒絕，對著我瞪大眼說“我不會”。這名印度同學雖然沒有聽懂，但也看得出她想說什麼，馬上站起來堅毅地說：
“你必須去。不管你拿什麼照片回來，我肯定能把它串成一個故事。”
揭開幸福的表層
我想組別裡能力較好的學員應該也感受到心理上的負擔。道義上他們不能對語言不通的學員棄之不顧，但他們不能就此耽擱了工作坊的課業流程。在成果發表時還必須假裝這是全組一致的共識，雖然他們也不確定那兩名學員有沒有聽懂。
我們已經沒有強勢的政府了，畢竟在宣布緊急法令以後，我們再也很難假裝慕尤丁政府是強勢的。少了被妖魔化的假想敵，為何我們也無所適從起來？
不同的語言群在建國的道路上到底還是漸行漸遠了。雖然我們自豪於一定程度上的多元與包容，只不過這樣的多元與包容，也證明了彼此永遠並不可能達成太多的共識。只要不發生像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這麼嚴重的事，我們還是能夠接受那一表層的幸福，縱使內部千瘡百孔，有人被無可奈何地淘汰了，但只要生活相對平穩就好。
認清這點事實多少會讓大家對馬來西亞的各種分裂議題改觀吧。
比如華教如今還站在前線抵抗的是什麼？我們已經沒有強勢的政府了，畢竟在宣布緊急法令以後，我們再也很難假裝慕尤丁政府是強勢的。少了被妖魔化的假想敵，華教頓時也無所適從起來，開始變得不知所云。
我們究竟為何要在這片國土上講華語。華語使我們的背景豐富立體起來，但身邊許多事情都好像在泡泡以外那麼地疏離。我有時候覺得英文讓我自由，只有英文好才能讓我放飛自我；但有時候我也意識到，當馬來文不夠流暢的時候，我看起來就像這個國家的局外人。
我還在努力抓住著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