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知曉》是無人聽見，還是不允許被提起的韓國基地村慰安婦？

註1：DMZ(非軍事區)國際紀錄片影展：南韓DMZ國際紀錄片影展（簡稱DMZ Docs），其名DMZ取自地緣位置接壤南北韓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 DMZ）。非軍事區為南北韓雙方於板門店簽訂停戰協議後成立，位於坡州市北面，因此也有人稱DMZ影展為板門店影展。影展宗旨為-和平、生活與交流。

註2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這個計畫在2015年由DMZ Docs發起，邀請來自南韓、日本、中國、台灣的電影院校與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共同舉辦，希望能透過「合製」的概念及不同階段的工作坊，深化年輕創作者對於『亞洲』的認識與思考。

在過去的觀影經驗裡，觀眾總是渴望地等待某個人物以某種形式出現在眼前，透過敘事投射自己、擱置情緒並進入不同的邊緣裡，但是在《無人知曉》便是以黑底白字幕構成主角們的樣貌，字幕是這群慰安婦女性的自白與證詞，是第一人稱的自述總和，其中沒有對話、沒有配樂，這群主角是無聲且失去視覺形象的。除此之外則是史料、文字記錄與新苗所代表申英淑女士、教授、訴訟律師等第三者的對話與訪談拼湊她們的全貌與敘事經歷，然而這樣的隱身似乎呈現某種真實。

她們似是在躲藏，可是在躲藏甚麼？在懼怕甚麼？是甚麼原因不能以最自然的樣子出現在眾人眼前？

在紀錄片首尾出現的海景、遠船與海鳥，是長鏡頭的凝視，是她們的凝視，是必須活下去對人世的眷戀。這樣的凝望也出現在破敗的基地村接客房間，被掀翻的接客床墊、天花板剝落下的背板與布料如同自縊的過往，荒蕪與混亂。

在長鏡頭的拍攝下的一幕是韓國國旗的右上角有一群黑蟲，聚集、霸佔了角落。在大國家大民族敘述下，女性總是可以被犧牲，被要求成全，被物化(Objectify)。

物化意味這群握有權力霸權的人可以不用把慰安婦當作像他們一樣的人來對待，可以輕易地去人格化、被士兵戲稱「第五類供給」一樣地酬賞美援士兵、韓國國軍，因為這麼做是為了「大局」與「多數人的利益」。如同在1990年代美軍殘忍殺害基地村女性尹今伊後，韓國社會揭露基地村的存在卻沒有人為慰安婦說話，甚至韓國大學生、知識分子與民眾將此當作民族主義、驅逐美軍的愛國抗爭運動的理由。在九零年代的韓國社會脈絡下，沒有人，覺得不妥。

由政府帶頭鼓吹的公娼制度透過虛假的英雄化形象對慰安婦們進行以愛之名的愛國教育，讓她們成為「賺外幣的愛國者」、「被單部隊」剝削褫奪婦女人權、生體控制權、人身自由權，甚至採取嚴格的性病檢查圖章規定，利用公權力保障性病管理的安全。在政府的眼裡，這些女性的命是可以被比較的、是相對弱勢的(與韓國普通家庭的婦女們相比)，而能這樣定義生命孰輕孰重的，至始至終都是這些掌握軍事權力的男性。

同樣陷入這樣邏輯圈套的還有日本。在韓國首爾的日本駐大韓民國大使館大門對面由民間團體設置的慰安婦少女銅像仍然被日方視為民族主義的反抗標誌拒絕賠償10億日圓，而非視之為受到戰爭迫害的女性、人權的正義伸張。以國家身分給予當事者該有道歉與尊重，並誠實紀載與承認曾經犯過地過錯。

現在讓我們回到一開始討論隱藏在故事背後的主角，她們究竟在躲藏什麼？

在影片的最終，訪談者想要取得115位(六年與國家的訴訟過程中7位婦女相繼離世)當事人證詞與錄音卻被新苗所代表婉拒，理由除了防止這群受害者揭開自過去傷疤得到二次傷害，更重要的是保護這些受害人不會受到當代社會大眾的公審與自身安全的威脅。

這讓人不禁想問：在戰爭時期被噤聲是因為不能說話、因為受到被迫害，但是到了2020年的七十年後了，這群婦女還是不能公開地說著自己的故事。而這，反映出韓國甚麼樣的社會價值與看法？

這群基地村女性在過去受到政府、美軍、日軍、國軍壓迫「非自願」地提供性服務，在戰爭結束後的韓國社會對這群在社會邊緣的女性仍舊不聞不問、甚至以「洋公主」的蔑稱稱呼這群女性，但她們仍就勇敢地透過本紀錄片還原當時的一切，讓後世記取教訓，必免憾事再次重演，鏡頭的眼光是誠實而溫柔地，將這份深切的希冀與對人性的美好能像海面上熠熠光子持續閃亮。

紀錄片提供邊緣投射真實，讓我們延伸「好」的定義，照見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