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如果路口的紅綠燈不再運作，會有什麼後果？

編按：《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是人類學大師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最平易近人的幽默作品！當國家緊扼人民的命脈、財團資本控制世界，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艱困世道中，人類學大師斯科特以29篇幽默的靈光片段，捍衛地方性知識、常識、個體創造力與自發性的無政府主義思維，帶領我們審視世間百態，用不同眼光看歷史、尋找政治生活的另類出路！

日常生活的規定無所不在，深深的嵌進我們的例行工作與期望，使我們習以為常，終至視而不見。舉十字路口的交通燈號為例好了。這是美國在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發明，號誌取代了交通工程師對於「商量」的判斷，規範行人、馬車、汽車與腳踏車的相互關係，經過一段時間的演進，終於成為世界通行的裝置，目的是把具有協調性的工程設計，強灌進用路者的腦海裡，避免意外。一般造成的結果就是新布蘭登堡的交通實況，被我寫進本書的開場：明明沒有任何車輛經過，一堆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還是耐心站在那裡，等待燈號變換。習慣成自然，他們沒法擺脫積習，暫時擱置獨立判斷，或者出自公民恐懼，擔心違反專斷的電子法律秩序，會招來難測的惡果。

如果在十字路口不再進行電子執法，駕駛、行人獨立判斷，各行其是，會有什麼後果？一九九九年，從荷蘭的達拉赫騰（Drachten）開始，這個假設開始實地測試，效果相當驚人，從歐洲到美國，掀起一波「去紅燈」的運動。這個小政策的推動與結果，背後蘊藏的理論具有一定的診斷效果：既擴大獨立判斷的範疇，也強化公民自我管理的能力，對於營造新體制，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這個擺脫直覺控制的交通工程師叫做漢斯．蒙德曼（Hans Monderman），二○○三年，他在達拉赫騰率先建議除去紅燈，推廣「分享空間」（shared space），很快的在歐洲站穩腳跟。他的概念起自一個觀察：電子故障癱瘓交通號誌，車流並沒有打結，反而更順暢。他在達拉赫騰選了個每日流量高達兩萬兩千輛的十字街口，改建成圓環，還有延伸出去的弧形路徑，外帶一個行人步行區。撤掉交通號誌之後，意外降到兩件，跟四年前的三十六件相比，創下空前新低。交通運行也比以前更輕鬆，每個駕駛都知道自己要留神，運用常識去判斷，沒法倚靠輔助裝置，以往伴隨出現的路怒症幾乎完全消失。蒙德曼常常拿擁擠的溜冰場來做比較，溜冰的人會根據別人的動態，自我管理，節制自己前進的方向。他還相信，裝設過多的交通號誌，只會讓駕駛分神，無法專注在道路上，十字街頭反而變得比較不安全。

我相信，「去紅燈」可以是個輕鬆的小訓練，讓駕駛更負責任、用路人更加有禮貌。原則上，蒙德曼並不反對交通號誌，他只是在達拉赫騰找不到任何裝置能夠強化安全、增進交通流暢、減少汙染。圓環狀似危險，但這就是重點。他宣稱這樣會讓「駕駛在方向盤前更加謹慎。他們本來就該小心開車」，「後交通號誌時代」的統計數字也證明他的論點是對的。跟其他用路人一起分享道路空間，不用交通號誌強加協調，環境自然而然的要求他們謹慎──法律也會促使用人留意，因為萬一發生意外，責任難以判定的時候，通常會先怪罪「最強的一方」。（比方說，先究責汽車駕駛，而不是腳踏車騎士；先怪腳踏車騎士，然後才是行人。）

空間共享的交通管理方式靠的是駕駛、腳踏車騎士與行人的智慧、良好的判斷、專注的觀察力；從微觀的角度，我們也可以說，這種方式強化駕駛、腳踏車騎士、行人的技術與能力，協調、折衷交通運行，不必靠著密密麻麻、具有強制性的交通號誌（德國有六百四十八種交通圖案，行近某座城市，一路上會看得眼花撩亂）與標示。蒙德曼相信，限制越多，越會誘惑駕駛在規則範圍內，搶占各種便宜：在限速標誌間超速、搶黃燈、不強制的行車禮節一概不甩。駕駛早在限制的迷宮中，想方設法，牟取最大的利益。蒙德曼的發明稱不上具有撼動世界的重要性，卻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人類生產總值」增值的幅度。

交通管理上的典範轉移如今蔚為風潮。在荷蘭的一座小城，豎起一面標誌，宣示他們的驕傲：「無交通標示」，還舉行一個會議討論這種新哲學：「不安全，最安全」。

（本文摘自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
美國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耶魯大學史德林政治學教授、人類學教授與農業研究計畫主任。著作包括：《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不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等。收成平平的兼職農夫與養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