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外資，印尼推《綜合法案》恐為勞動法史上最大爭議修正 (一)

印尼曾在1980年代由總統蘇哈托引領的「發展主義」下，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開放外資，使得外商企業開始進入印尼帶動印尼的經濟發展與繁榮景象。印尼新秩序下的產物No.13 2003年勞工法，被認為是擺脫過去社會主義式的意識形態，置換為新自由主義的觀點，開始引進如外包、合約工等制度，讓勞動力使用更加彈性，試圖在勞工以及企業之間尋找平衡點。但是整體而言，多數企業仍認為印尼的勞工成本仍然相當高。

2005年駐印尼代表處就曾撰文， 印尼勞工問題阻礙外國人投資，主因是不友善的勞動法相較於鄰近國家常導致投資者付出額外的人力成本。由於缺乏行政效率及腐敗的官僚體制，雅加達政治權貴把社會保障、福利、經濟發展、訓練甚至是物價通膨的責任轉嫁到具有資金的公司身上，而並未思考如何解決民生等社會問題。另一方面，民主化時代、勞工運動泛政治化的情境下，印尼四大聯盟工會握有龐大的選票與談判力道，加上工會背景的勞工部長、國會議員走入體制，導致整體的政策偏向維護勞工權益。

每年11、12月協商基本工資是工會運動的旺盛季節，工業區中常可見到勞工罷工場景。工會成員甚至會成群騎著機車呼嘯進工業區，要求公司員工不得工作、必須要加入罷工行列，聯盟工會的政治動員實力深入到各家公司。首當其衝是早已在印尼設立製造廠許久的日本、韓國公司，甚至曾發生工會至大使館抗議的事件。居高不下的隱形成本讓有些公司不得已從工業區中撤資。2012-2013間西爪哇 karwang工業區就曾發生公司基本工資上漲60%情況。直到2015年政府立法固定調薪公式後，薪資調漲才開始具有統計數據基礎，勞資雙方的談判桌逐漸從工業區道路搬進最低工資委員會。

依據筆者統計2011年至2018年間35場大規模工會抗爭的訴求議題，就有9場附帶社會保障制度、燃油補貼、電價、物價等訴求，正當化要求企業上漲基本工資以因應最低生活水準，即政府無法解決的，反倒期待企業來解決。

與鄰近國家相較較高的勞動成本，使得印尼似乎不再吸引外資。如何改善投資環境的呼聲早行之有年。

近年來，在素有「建設總統」佐科威的領導下，自2014年祭出一系列的經濟政策方案，包括提供經濟特區、設立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投資優惠政策吸引外資並補強港口、機場、高速公路、鐵路等基礎建設，希望改善環境排除投資障礙。在中國的勞工成本漸高的情形下，許多公司早已南向尋找更便宜的替代。

印尼因人口第4大國、東南亞的第一大經濟體，人口年齡中位數僅為29歲，潛在的勞動力優勢及龐大內需市場下連續9年GDP成長平均都是5%以上，投資印尼再度成為火熱話題。目前能夠在印尼立足的外商企業，早就適應勞動議題並有應對策略，即使付出較高的人力成本，但看到是其背後的內需及東協市場下還是繼續留在印尼深耕。

例如現代汽車（Hyundai Motor）去年宣布投資15.5億美元，計畫在GIIC工業區設立製造廠、預計2021年正式投產，相關供應鏈預計為當地創造大量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