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室友因為要寄工作合約的關係，在抽屜裡翻找信封，找到後開始查找如何寫信封 資訊的位置，我瞪大眼睛說了:蛤?怎麼會不知道怎麼寫?(想著這不是國中國文課的某課有教過嗎?)
他一臉理所當然的說，我又沒在寄信，怕寫錯嘛!我頂多寫明信片(好啦~也滿合理的)
他說的也沒錯，雖然我也不知道這個年代，還有多少人可以熟悉信封的格式與體例，也或者，這些格式在時代的演進下，也可能慢慢不再被需要，然而，我卻總是記著《如歌的行板》中，那對於傳達的慢速著迷。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寫信的人，書寫信件是高度時間成本的事情，在高度注重效率的時代，這樣的行為一點都不值得被歌訟，但如果要說起學生時代讀過與時間有關的文章，可多了去了。
因為今天的寄信小故事，把袁哲生《秀才的手錶》翻出來重讀了遍，在這篇小說中，寄的「信件」是可以碰觸的實物，也是導引出與秀才之間的賭注是他與秀才的連結，但那信上寫了些什麼、寄去哪裡卻一點都不重要，可以從孩童視角的詮釋和郵差的碎念感受到這些信件也許僅是秀才的執念，就如同他對「鐵力士」手錶的盲目一般。
每次去寄信，我和秀才就會比賽誰能正確地猜中郵差出現的時間，當然，每次都是我贏，所以秀才便百思不解地，一次又一次地找我去寄信。 秀才熟知郵差收信的時間，而且他還有鐵力士，按照他的說法，那只「鐵力克士」手錶應該會為他贏得比賽才是。但是，秀才始終不知道，我可是 靠我的耳朵贏他的。秀才失敗的原因就在：他以為這個世界就像黃曆上記載的一樣，是按照精確的時間在進行著的。但這是戴上手錶的人才有的想法，像我阿公、阿媽、還有武雄他們就不這麼認為。說實在的，誰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情呢？(袁哲生，秀才的手錶)
外在的物質也許可以成為身份的象徵，這樣的追求似乎從很早以前就開始了，尤其到了社交媒體興盛的年代，這樣的行徑甚至還可能產生追求焦慮的問題，無論追求的是有形或無形，大概就是一種沒有意識的「想要」，因為別人有，所以我也要，因為新款很酷，所以我也要，因為我想要，所以即便我不「需要」，我也要。
隔天，阿公到菜市仔口的鐘錶行買了一只精工牌的自動錶，那是他生 命中的第一只手錶，在他的想法裡，那也可能是他的最後一只手錶了。自從戴上手錶，阿公的內心似乎平靜了不少，雖然他每天的作息還是一模一樣，生意也沒有好起來，但是手錶卻是那樣活生生地讓他安心著。 他不時地舉起來瞧瞧時間，那枝細細的秒針慢吞吞地走著，老半天才繞一圈，繞個六十圈也才一小時。時間變慢了，阿公似乎得到了安慰，他閒來無事時便會用手掌輕輕地撫摩著晶亮的錶面，好像交到了一個知心的好朋友(袁哲生，秀才的手錶)。
又或者，我們都很清楚，有些想得到的東西，都不是為了「實用性」，也許真的是因為買個安心，又或者我們總是用那句「錢沒有不見 ，它只是變成我喜歡的樣子」來慰藉自己，這個時代也許只有小確幸，但好像也沒有什麼好苛責，然而，那就像補不齊的缺口，永遠像個無底洞無法填滿。
他們把郵差也找來了。郵差說，昨天他告訴秀才，郵局的信都是用火車一布袋一布袋地載走的，秀才聽了很歡喜，就說他要自己去寄他的信。 秀才的信是用一個大飼料袋裝著的，袋子大概被撞得飛到半空中才掉下來，信飄落了一地，像是一大落長方形的厚紙板，鋪撒在鐵道旁的一排小黃花上。 阿公不讓我靠近秀才。 我猜，秀才一定是大清早便在水窟仔這兒守候火車的，就在他久久等不到火車，而把鐵馬牽到鐵枝路上往回走的時候，火車來了。我想，或許秀才死前的最後一刻，正好舉起他的手腕在看時間也說不定。 我從來沒有告訴過阿公，我們是在相同的那一年，各自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手錶(袁哲生，秀才的手錶)。
我想，秀才也許也是被自己的執念給帶偏了吧?這其實好像也是我自己不斷告訴自己要學習的事情，對事情有多認真，就會有多執著，那麼，若不達目的就不死心，往往有可能會帶來更多遺憾，因為一頭熱的自己，根本不會注意到一旁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很懷念小時候陪秀才去寄信那一段時光，如果可能的話，我很想親自告訴他，其實，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面本來就有一只手錶，只要讓自己安靜下來，就可以清楚地聽見那些「滴答滴答」的聲音正毫不遲疑地向前狂奔著(袁哲生，秀才的手錶)。
我很喜歡結尾的這一段，本位主義的觀念並不倡行，所以我們才會總是為了別人的缺陷自責，不管在什麼時期，我們應該要記得這是自己的人生，不是只有得失可以帶來什麼，那些看不見的，心裡的時間與聲音，都是自己的一小部份。
青春歲月會過去，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區，在自己的節奏中安身，才能夠不被世道左右。
雖然非常困難，但我仍在試圖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