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腦如何「快篩」資訊？

2021/07/12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來源：網路

近期媒體過度報導打疫苗，身為念傳播的人心裡十分有感，而假新聞在疫情期間也飆升到了前所未見的高點；有人說這是在人心惶惶時的認知作戰，因為恐懼是最好操弄人們的工具。不過這些政治因素，身為局外人肯定有資訊不對稱的情況；相反地，我更想多談的是在於真/假資訊之間，我們的大腦是如何將資訊「快篩」？

接種疫苗後死亡

這是近期最為媒體大肆報導的內容了「X X 市八旬老翁上午接種疫苗兩小時後發現在家身亡！」先把情緒大腦的機制關掉，其實這類的新聞甚麼內容也沒說，不過也正是因為甚麼也沒說才讓人有猜想的空間。我在內政部戶政司的人口統計資料中查了106年~109年75歲以上（含）的死亡資料（死亡按五齡組）分別為：

106年：94668
107年：94938
108年：96547
109年：95322

大約取一下每日的死亡人數是 260人／天（四年的每日死亡人數分別為：259人、260人、264人、261人；平均值為261人），也就是在沒有打疫苗的情況下，每天大概會有260位老人過世；排除老人們在睡夢中離去的自然死亡，其餘根據衛福部死因統計顯示老人的死亡原因大多與慢性病、心血管疾病有所關聯（皆為前十大死因）。讓我們整理一下資訊，也就是

「過去106年~109年間，每天大約有260名75歲以上（含）的老人因為慢性病、心血管疾病而死亡。」

讓我們再對照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的新聞稿，針對老人接種疫苗後而死亡的說明：

......又目前VAERS已收到25例接種 AstraZeneca COVID-19疫苗後死亡之報告，其中20例發生在75歲以上長者，死亡個案絕大多數均為高齡長者且有慢性疾病；部分個案經司法相驗解剖後，初步死因與心血管疾病或慢性病史相關，惟迄目前為止，尚未有死亡個案被判定為與疫苗相關......

將兩者對照之下，其實不難看出目前為止老人死亡率並沒有因為接種疫苗而有直接的變化；但是，人們對疫苗會有不理性的懼怕在於媒體的報導將「時序關係」與「因果關係」掛勾（另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沒有這麼多人會去主動查證資訊）。如果某天我早上穿了新鞋出門便馬上踩到大便，你並不會說是因為我穿新鞋所以踩到大便。

人類的大腦對於理性推論一直都不是很擅長，這是以色列裔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著作《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提出的，喜歡快思的「系統一」以及慢想的「系統二」；人類總是會受到系統一的不理性牽制，而擅於推論的系統二又總是姍姍來遲，導致了人類大腦天生就對於資訊會有不對稱的推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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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內部的剪接

關於因果推論，休謨也有話要說：

「我們無從得知因果之間的關係，只能得知某些事物總是會連結在一起，而這些事物在過去的經驗裡又是從不曾分開過的。我們並不能看透連結這些事物背後的理性為何，我們只能觀察到這些事物的本身，並且發現這些事物總是透過一種經常的連結而被我們在想像中歸類。」（Hume, 1740）

而這也是哲學史上著名的「休謨因果論」，說明人類依賴的經驗法則永遠只有到目前為只有效；而這些經驗上的歸納，可以幫助人們化約平日生活中的推論過程，而這種心理推論也被用在電影理論上— 庫里肖夫效應（Kuleshov effect）

透過剪接讓觀眾對單一事件產生不同認知（來源：Filmdaft）

上面是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示範因為剪接所產生的庫里謝夫效應。同樣是一個老男人面露微笑，前一格畫面是媽媽抱著小孩時，我們便認為這老男人是個溫暖的人；如果前一格畫面一位身著比基尼的女孩，我們便認為這老男人是個變態。同樣的一個獨立事件（老男人的微笑）透過剪接穿插不同的畫面，我們便會為其尋找關聯，因為這也是大腦的功能，以最小的資訊建立最大的連結。

而這次的疫苗恐慌中，人們腦中便是自動將「接種疫苗」以及「老人死亡」兩個獨立事件剪接在一起；純粹剪接在一起那倒還好，更糟的會是為了解釋這段剪接而強行編造理由來詮釋。

證據顯示沒有關聯、沒有證據顯示關聯

先來看看這一則耳熟能詳的小故事「偷斧頭的小孩」

從前，有座山上住著一個老樵夫，樵夫每周都會帶著他的斧頭，到後面的山林去砍柴。有天，樵夫看到有個小孩在他的房子周圍晃來晃去，當時想散步的樵夫並沒有多想，但回家時竟然發現他的斧頭不見了！

當下樵夫就認為是這個孩子偷走的，一心就想把這孩子痛罵一頓。幾天後，樵夫再看見這孩子時，不論這小孩做了什麼事，樵夫總是認為他就是那個偷斧頭的孩子。又過了幾天，樵夫一如既往要去劈柴，在整理器具時才發現，原來之前自己不見的那一把斧頭一直放在家中的角落。

樵夫在回家的路上又碰見了那個小孩，這時候不管這小孩做了什麼事，樵夫怎麼看都覺得他不像個偷斧頭的小孩。

偷斧頭的小孩向我們展示了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也是過多詮釋所帶來的負面效果；人們經常是先選擇自己要相信甚麼，然後才開始找證據支持自己的論點。只要開頭一錯，就會導致接二連三地一直錯下去；但是，當事人對這過程會感到非常自然，因為他/她選擇了先相信，只要先射箭再畫靶永遠都能說自己沒有射偏。

另一個與確認偏誤有些許類似的「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 D-K effect），則解釋了能力欠缺的人有一種虛幻的自我優越感，錯誤地認為自己比真實情況更加優秀。我用自評系統來了解這個認知偏差，如果我們手中沒有自評表，那麼對於某項作業來說變沒有評判的標準，挑不出錯誤的狀況下我們便會主觀地認為自己做得還不錯；倘若，我們手中有了自評表，那麼可以改善的部分就會一一浮現，自然不會對作業抱持過大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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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非理性的認知偏誤是鑲嵌在我們的心理機制上，身而為人的我們天生就會有這些思考盲點。只不過在這次疫情之下，巨量的假消息、假新聞可以讓我們好好思考被甚麼資訊帶著走，並且建構自己的自評系統，時時對於自己接收資訊的方式進行檢視、批判。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而了解大腦的運作機制，正是解決思考偏誤的第一步。

本篇亦刊載於上報、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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