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生命系列：腦的演變

將「動物」擬人化似乎一直是人類世界的一支重要的故事傳統，然而，要如何理解這類「寓言」背後的「寓意」，其實還是牽涉到聽者本身的「認知結構」，所以常常「見仁見智」。

然而，正是因為「寓言」本身的趣味性和模糊性，讓這類故事在時間長流中不易褪色外，有時更能歷久彌新，成為人們探索自然哲理的重要靈感來源。

將這種比喻用來檢查現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當然很有意思（相關文章：陳時中是刺蝟還是狐狸），不過，對於自然史的愛好者，也許更想問的是，「刺蝟腦」或是 「狐狸腦」到底是怎麼演化出來的？

當然，更「自然」的問題，會是自然界各式各樣的腦，是如何演化出來的？

由於（一般生物學家認為）植物沒有腦，所以，會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大概都會被歸類為（或自認為）是動物學家。而在動物學家中，最認真收集資料回答這問題的，大概就屬「比較動物學家」或 「比較神經學家」了。其中，加州理工學院的科學家 John Morgan Allman 既很留意實驗室的資料，又很留意生態變遷對不同物種大腦的影響，應該算是可以回答這類問題的佼佼者了。

腦在演化中

按照自然史的慣例，要認識腦，就得追溯一下「腦的起源」⋯⋯ ，而「腦」是 如何從「動物細胞」演化出來的？Allman 的基本想法上述問題其實就是在問「 原始生物應當如何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攝食而不被捕食呢」？

在「學問」的過程中，我們往往可以發現「你問什麼樣的問題，也就得到什麼樣的答案」⋯⋯問答的過程其實是會互相影響的。因此，我們不當意外，Allman 認為：「動物之所以演化出大腦是因為生物必須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不斷攝食，這樣才可以既不被捕食又不至於餓死。」這種需要反映在大腦上，就是佔據不同生態區位（ecological niche）的大腦會因為生存而產生各種不同的反應模式。

以這種方式理解的話，腦的基本功能就是緩衝環境的變遷。

從這脈絡來分析的話，「狐狸」能夠適應的生態環境應該要比「刺蝟」要廣的多。只是，這不代表當「狐狸」在談判桌上遇見「刺蝟」時，就一定是贏家。西元1971年訪問中國的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被喻為狐狸），就拿緊咬台灣問題的周恩來（被喻為刺蝟）沒有辦法，而且影響延伸至今。（相關文章：狐狸對刺蝟）

不過，這五十年來，中美台間的局勢已有了巨大的變化，所以，美國固然在本質上仍是狐狸，但中國在鄧小平啟動開放後，中國社會和經濟有了巨大的轉變，越來越多中國人民和企業開始「狐狸化」，想要尋求更廣大的生存空間，連帶也使中國共產黨對外展開「戰狼外交」。當今美國拜登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政府之間的談判，比較像是（偏向自由活動的）狐狸 與 （偏向集體作戰的）狼在互別苗頭。

狼與狐狸

基本上，中美兩國雖各自面臨發展瓶頸，但其實都是大國，有一定的基本盤與活動範圍，所以因應方式還算穩定，比較弔詭的是夾在中間求生存的台灣。

如果襲用「狐狸」與 「刺蝟」看台灣的兩個政黨，國民黨在本質上應該是很想當一隻狐狸，只不過，因為從前在中國大陸執政時，大陸整體經濟條件不佳，後又經歷對日抗戰，所以只能退守台灣當刺蝟，高喊「反共抗俄」，等到蔣經國時代後期，開放兩岸探親，似乎又想開始找機會當回狐狸，只是後來偏偏又碰上李登輝主政，推行「戒急用忍」，阻卻了國民黨重回中國的狐狸路線。

至於台灣的「民進黨」，很顯然在台灣解嚴之後，一步步朝「台獨」的方向進行，並且在取得中央執政權後，不斷拉高並推崇李登輝的政治路線，強化「刺蝟型」歷史觀，而且因此慢慢擴大了群眾基礎。

問題是，李登輝推動的「戒急用忍」和「新南向政策」的戰略後續並不成功，以致讓台灣的經濟成就漸漸失去光環，反倒是違背李登輝意志到大陸發展的台商有較多成功案例。這些台商其實多可以被歸類為「狐狸型」的人物。

另一方面，台灣的醫界，由於早期的日本殖民統治影響，所以醫學院（尤其是台大醫學院）一直都是本省子弟的第一志願，而台大醫學院的教育也一直都是維持「刺蝟型態」，候文詠在「大醫院小醫生」中的笑話 PMPMP ( 拼命拍馬屁) 只是這種刺蝟型教育的冰山一角。

我們可以由此看出台灣民間的內部矛盾其實也可以用「當狐狸遇見刺蝟」來分析。

總結來說，「狐狸腦」適合在多樣化且廣大的活動空間發展，「刺蝟腦」則有利於在單純的空間中維持地盤，兩者本佔有不同生態區位，可以各自相安。只是，若刺蝟堅持與狐狸對峙，硬是要擋了狐狸外出覓食的路線，時間久了恐怕只會造成兩敗俱傷的路線。

基本上，台灣在解嚴之後，就陷入「狐狸」與 「刺蝟」的對峙當中，要如何轉型，顯然既考驗「刺蝟」，也考驗「狐狸」。至於，其他的生物（如「狼」）會如何影響島內政治生態系的發展，應該也是未來可以觀察的重點。

腦，在自然史中始終不斷地演化，而人腦算是其中最能適應環境變化的一種。也許，海峽兩岸人民最能彼此鼓勵的，就是這種人類大腦的「適應性」（neuroplasticit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