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藏身於戲劇裡的邊緣人們 III

因緣際會之下，我和兩位同學跟著國文老師及她的導師班學生進到臺灣戲曲中心欣賞國光劇團演出的《春草闖堂》。表演結束後，老師問了我們一個問題，要我們回家思考：「有人說所有喜劇其實都是悲劇。《春草闖堂》看似喜劇，其實是大悲劇。請你們回去思考這齣戲的悲哀在哪。」一時間，我們驚訝後陷入沉思，在回家的捷運上，我和同學一邊回想劇情，一邊討論這個問題。

《春草闖堂》中的民女張玉蓮和其漁夫父親只出場了沒多久便被吳獨殺害。只有出於義憤而殺死吳獨、因而到衙門自首的薛玫庭在府衙為之發聲，說自己會殺了吳獨是因為吳獨打死漁夫、搶奪民女在先。但因為吳母仗勢欺人、春草為救薛而闖堂撒謊，全劇的重心便轉移至春草如何使謊言成真，最後手忙腳亂、以莫名其妙的喜氣洋洋結束這齣劇。那一開始的玉蓮和父親呢？相較之下，這對父女的情況和夏洛克與竇娥相比，更顯得荒涼悲戚。

在《青春，就是要讀莎士比亞》(How to Teach Your Children Shakespeare) 一書中有幾頁在介紹莎士比亞的作品。在敘述《威尼斯商人》時，身兼名劇作家的作者肯・路德維格是這麼寫的：「它在首次印刷出版時，被稱為『喜劇』，但它完全不是喜劇。」最後以「全劇充滿憂傷」總結。我第一次看到這段時只知道作者完全顛覆了我的認知，拋下這個想法後我便跑到這本書的其他部分蹓躂去了。如今，我與老師共度了下課時「問題師生」的交流，我明白了路德維格寫的那段敘述，在看完《春草闖堂》後，我也更加明白。

曾經，我以為文學只重在抒發作者的個人情感，而自己在創作時也只注重於表面的詞藻、修辭和引經據典，但隨著眼界越來越廣，我了解到文學還有一種重要的功用，也就是「社會寫實主義（或稱「社會現實主義」）」的中心思想，透過文學、藝術針砭（甚至是諷刺）時事、社會。一位偉大的創作者，亦是透過自己細膩的感官與超越常人的思辨能力突破熟悉、主流的同溫層，觀察到社會上被主流邊緣化卻不容忽視的細節與小人物，進而以寫作醞釀慈悲、進行社會關懷。而一則好的故事，其架構和其中的細節都絕非偶然，必定是作者的精心安排，等著讀者、觀眾去發現並思考，或許就像這篇文章中的四位「邊緣人」一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