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庫專題】疫情下媒體人員健康由誰守護? 從壹電視大樓猝死案談起

2021/09/28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照片來源/公庫資料照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6月7日,一名壹電視棚內攝影師被清潔人員發現反鎖在廁所內,救護人員與警方協助破門,發現該名攝影師已經死亡。隔(8)日,PCR核酸檢測結果出爐,證實該名猝死攝影師確診新冠肺炎。6月9日台北市府前往壹電視大樓進行快篩,兩名員工篩檢陽性,分別是壹電視攝影記者,以及年代電視台SNG人員,隨後將兩人隔離。
疫情期間,許多媒體工作人員仍無法「在家工作」,包括得到現場採訪報導,或在棚內錄製節目。在台灣,不僅發生壹電視攝影師確診猝死,包括華視、東森、鏡電視也陸續出現相關案例。但台灣是否有相關的媒體防疫政策?新聞工作的風險與安危誰來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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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視事件後 媒體人員的健康與風險有人在乎?
年代電視台與壹電視同屬「年代集團」,壹電視工會副理事長鄭一平表示,兩家電視台人數加起來總共有1000多名員工。不過,新聞製播與會議等往往需要分工合作,即使部門分布在不同樓層,為了互相支援與協力新聞工作必須穿梭於不同樓層、共享同一空間。
針對攝影師染疫猝死事件,鄭一平認為公司並沒有正式對內部員工發布相關公告,或者透明完整揭露資訊,僅透過主管傳遞相關訊息,勞方因而對資方難以信任。雖然北市府在壹電視設立快篩站,但當時未能參與快篩的員工,僅被公司告知可自行到鄰近地區快篩站進行相關檢疫。鄭一平質疑,員工該用上班時間還是下班時間做快篩?到快篩站的交通費用由誰負擔?相關資訊公司並沒有說明清楚。
北市府進行快篩後發現兩名員工確診,分別是壹電視攝影記者,及年代電視台SNG人員。其中一位在5月底即有輕微症狀,確診之前曾與哪些員工接觸?或者使用公司內部哪些空間?鄭一平認為公司應再更嚴謹審視,並具體做出相對應的防疫措施。
公庫資料照/壹電視工會副理事長鄭一平(前排左三)
針對工會成員的質疑,壹電視總經理陳守國接受公庫電訪時表示,兩人皆已完成隔離並恢復健康。至於公司是否未針對每位員工進行快篩?陳守國提到配合中央等單位防疫措施,公司將空間劃分為紅區、黃區、綠區,並針對不同區域的人員進行防疫。舉例來說,確診猝死攝影師接觸與經過的空間被劃分為紅區,因此像是攝影棚的主播、工程人員等也優先進行篩檢。
即便身處「紅區」但快篩兩次皆呈現陰性的員工,公司也會要求在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等。陳守國強調,配合中央單位的防疫措施與區域劃設,公司「不可能每棟、每人都篩檢」,因此僅能鼓勵員工做篩檢,越接近個案的員工則優先進行隔離等措施。
鄭一平指出,雖然目前為止公司實施分流上班機制,以及兩家電視台司機駕駛員不再「混載」兩家電視台的記者到現場,但該如何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他認為公司並沒有擬訂對應的SOP。對此,陳守國表示這一年來公司每天要求員工測量體溫、記錄身體狀況等,並提供第一線採訪人員防疫裝備,公司內部電梯樓層等也進行完整清潔消毒,一切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歷經攝影師猝死確診事件,鄭一平強調「員工會恐慌是正常的」,也因此資方更必須資訊透明,才能讓員工心情穩定。他認為在疫情肆虐下,任何電視台皆有可能出現確診案例,不該只是設立快篩站,更應讓其他醫療專業單位進場協助,像是由地方政府、衛生局等單位正確地指導公司如何分流、規劃動線、緊急應變等,確實傳遞資訊並解決問題,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我們是新聞專業,不是檢疫專業!」鄭一平感嘆,攝影師猝死確診案爆發後,工會也不斷向公司提出建議,無奈公司並未完全接受工會意見甚至認為工會「造謠」,最後演變為「越提出建議、勞資雙方越對立」的局面。面對台灣媒體產業仍有「防疫漏洞」的狀況,放眼各國媒體從業人員又是什麼樣的處境?高風險的新聞工作者又該如何面對危機?
公庫資料照/2014年9月1日,壹電視工會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遞交陳情書、抗議勞權低落。
國際組織PEC統計逾一年 至少1584名記者死於新冠肺炎
跨國非營利團體──新聞標誌運動組織(Press Emblem Campaign, PEC)【註1】特別設置網站,針對疫情進行數據統計與文字記錄。網站上紀錄著疫情期間各國新聞工作者的死亡案例,包括死者的姓名、照片、經歷等,盼能讓更多人瞭解這些新聞工作者的付出與努力,並向死者家屬與同事致上最高的敬意。
根據「新聞標誌運動組織」統計,從去(2020)年3月到今年6月10日為止,至少有78個國家的1584名記者死於新冠肺炎。其中,更有20個國家的媒體從業人員死亡人數明顯高於其他國家,像是印度媒體人員疫情致死案例即高達259人,而巴西251人、祕魯164人、墨西哥115人、哥倫比亞則有70人。
至於媒體人員疫情致死案例60人以下的國家則有:義大利、孟加拉、厄瓜多爾、美國、委內瑞拉、阿根廷、伊朗、英國、多明尼加、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羅斯、尼泊爾、玻利維亞、巴拿馬。透過上述統計資訊也可發現,前20名媒體人員死亡案例大多集中在中南美洲國家。
根據「新聞標誌運動組織」統計,從去(2020)年3月到今年6月10日為止,至少有78個國家的1584名記者死於新冠肺炎。(截圖自新聞標誌運動組織網站
其中在2021年5月15日死亡的阿根廷記者索爾‧卡塞拉(Sol Casella),從學生時期即熱衷於新聞工作,死訊在母校引起轟動,年僅23歲的他被人們追憶為一位「年輕、忠誠又快樂的記者」。而在歐洲,更爆發記者注射疫苗死亡的案例。2021年5月28日,44歲的英國BBC廣播節目主持人麗莎‧蕭(Lisa Shaw)注射完AZ疫苗後,多次感受頭痛與身體不適,送醫後隨即被診斷出血栓症狀,然而緊急送到加護病房治療仍不幸逝世。
對於各國媒體人員疫情致死案例,新聞標誌運動組織則指出,媒體工作者在疫情期間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他們必須持續提供疫情期間的第一手資訊與消息,連帶地也面臨更多風險與危機。南亞地區的尼泊爾記者協會(The Federation of Nepali Journalists,簡稱FNJ)也針對記者採訪疫情時的風險提出主張,認為記者應具備更完善的防疫措施,才能抵抗日漸高漲的疫情狀況。
新聞標誌運動組織也強調,有些新聞人員因為缺乏防疫裝備而在工作期間喪命,前線記者更應儘早接種疫苗、盡量降低工作風險。針對上述訴求,台灣也有不少民間團體極力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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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媒體人員還有什麼保障? 優先施打疫苗然後呢?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臺北市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以及台灣新聞攝影協會等團體, 五、六月份皆曾發表聲明,主張媒體工作者應優先施打疫苗。後續也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與文化部分別列冊,提供廣電媒體工作者,以及平面與網路媒體名單給指揮中心。6月22日行政院與指揮中心正式宣布,將第一線採訪工作人員列為疫苗「第七類優先接種順序」。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長嚴文廷表示,今年3月開始,台北市產業總工會成立媒體業工會委員會,並廣邀各大媒體工會參與討論公費接種疫苗等問題。嚴文廷強調,一直以來工會都是以「第一線媒體工作者」為優先考量,並不僅限於文字或攝影記者,還包括SNG工程人員、作業人員、司機駕駛員等,都在第一線媒體工作者的範疇。
可惜的是,3月初各工會共同發文給指揮中心,5月11日收到回函表示媒體工作者「可自費接種疫苗」,顯然未採納工會建議。嚴文廷進一步指出,5月中旬萬華染疫事件爆發,同時全國取消自費疫苗並進入三級警戒等,媒體工作者也沒辦法再自費施打疫苗,指揮中心的回函形同「效力停止」。工會雖然後續向立委尋求協助,但僅得到指揮官回覆「會再研議」。直到6月初,工會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合作,再次發文才獲得正面回應,指揮中心也同意將第一線採訪人員列入公費施打排序。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等團體, 五、六月份皆曾發表聲明,主張媒體工作者應優先施打疫苗。(圖片來源/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針對疫苗風波,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羅世宏表示,台灣疫情的險峻狀況已經導致各行各業不得不競相爭取施打疫苗,尤其媒體也是高風險行業之一,確實有媒體人員必須親自到醫院現場採訪,更需要疫苗等防疫保護。從國外疫苗施打順位來看,羅世宏認為包括依據風險、年齡、慢性病、貧窮人口等進行分類,其實才是最適切的施打順序。反觀台灣的疫苗施打順序不斷異動,細究整體社會的氛圍與狀況,他認為疫情期間資訊不明確、社會信任被破壞,恐怕比疫苗問題更為嚴重。
回到現況,媒體工作者的防疫措施究竟為何?以公共電視為例,一名工作人員表示採訪人員雖有防疫裝備,但是像麥克風套、防護衣等使用完畢後,公視並沒有統一集中棄置或管理的區域,導致採訪人員必須自行處理使用過的防疫裝備。假使採訪人員赴醫院採訪,回程有可能不知道如何防疫裝備,最後往往只能回電視台自行棄置,實在讓人擔心裝備上的病毒不會被帶回公司,間接造成傳染。
嚴文廷認為許多媒體公司仍然只是「表面防疫」,而第一線電視台人員大多為20到30多歲年輕族群,若只是施行「量體溫」防疫措施,恐怕無法有效即早發現無症狀感染者。他以全傳媒工會為例,為了提供工會會員更完善的防疫措施,全傳媒工會與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合作,整理一份「防疫指引」,把媒體工作者視為消防員一樣是高風險職業,透過「指引」讓工會成員瞭解如何穿脫防護衣、清潔消毒等。
嚴文廷指出,民間勞團都能提供上述防疫指引內容,媒體公司更應該聘僱防疫醫師擔任顧問,協助指導、畫設動線,分流區域,才能達到真正有效分流與分隔,並避免媒體人員染疫、電視台無法運作。「但是台灣的電視台資方往往態度消極。」他感嘆地說。
公庫資料照/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羅世宏
【註1】新聞標誌運動組織
英文全名為Press Emblem Campaign,簡稱PEC,是一個集結各國記者組織的跨國非營利團體,2004年6月成立於瑞士日內瓦,並在聯合國特別擔任顧問與協力夥伴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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