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庫專題】疫情下媒體人員健康由誰守護? 從壹電視大樓猝死案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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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公庫資料照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6月7日,一名壹電視棚內攝影師被清潔人員發現反鎖在廁所內,救護人員與警方協助破門,發現該名攝影師已經死亡。隔(8)日,PCR核酸檢測結果出爐,證實該名猝死攝影師確診新冠肺炎。6月9日台北市府前往壹電視大樓進行快篩,兩名員工篩檢陽性,分別是壹電視攝影記者,以及年代電視台SNG人員,隨後將兩人隔離。
疫情期間,許多媒體工作人員仍無法「在家工作」,包括得到現場採訪報導,或在棚內錄製節目。在台灣,不僅發生壹電視攝影師確診猝死,包括華視、東森、鏡電視也陸續出現相關案例。但台灣是否有相關的媒體防疫政策?新聞工作的風險與安危誰來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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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視事件後 媒體人員的健康與風險有人在乎?
年代電視台與壹電視同屬「年代集團」,壹電視工會副理事長鄭一平表示,兩家電視台人數加起來總共有1000多名員工。不過,新聞製播與會議等往往需要分工合作,即使部門分布在不同樓層,為了互相支援與協力新聞工作必須穿梭於不同樓層、共享同一空間。
針對攝影師染疫猝死事件,鄭一平認為公司並沒有正式對內部員工發布相關公告,或者透明完整揭露資訊,僅透過主管傳遞相關訊息,勞方因而對資方難以信任。雖然北市府在壹電視設立快篩站,但當時未能參與快篩的員工,僅被公司告知可自行到鄰近地區快篩站進行相關檢疫。鄭一平質疑,員工該用上班時間還是下班時間做快篩?到快篩站的交通費用由誰負擔?相關資訊公司並沒有說明清楚。
北市府進行快篩後發現兩名員工確診,分別是壹電視攝影記者,及年代電視台SNG人員。其中一位在5月底即有輕微症狀,確診之前曾與哪些員工接觸?或者使用公司內部哪些空間?鄭一平認為公司應再更嚴謹審視,並具體做出相對應的防疫措施。
公庫資料照/壹電視工會副理事長鄭一平(前排左三)
針對工會成員的質疑,壹電視總經理陳守國接受公庫電訪時表示,兩人皆已完成隔離並恢復健康。至於公司是否未針對每位員工進行快篩?陳守國提到配合中央等單位防疫措施,公司將空間劃分為紅區、黃區、綠區,並針對不同區域的人員進行防疫。舉例來說,確診猝死攝影師接觸與經過的空間被劃分為紅區,因此像是攝影棚的主播、工程人員等也優先進行篩檢。
即便身處「紅區」但快篩兩次皆呈現陰性的員工,公司也會要求在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等。陳守國強調,配合中央單位的防疫措施與區域劃設,公司「不可能每棟、每人都篩檢」,因此僅能鼓勵員工做篩檢,越接近個案的員工則優先進行隔離等措施。
鄭一平指出,雖然目前為止公司實施分流上班機制,以及兩家電視台司機駕駛員不再「混載」兩家電視台的記者到現場,但該如何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他認為公司並沒有擬訂對應的SOP。對此,陳守國表示這一年來公司每天要求員工測量體溫、記錄身體狀況等,並提供第一線採訪人員防疫裝備,公司內部電梯樓層等也進行完整清潔消毒,一切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歷經攝影師猝死確診事件,鄭一平強調「員工會恐慌是正常的」,也因此資方更必須資訊透明,才能讓員工心情穩定。他認為在疫情肆虐下,任何電視台皆有可能出現確診案例,不該只是設立快篩站,更應讓其他醫療專業單位進場協助,像是由地方政府、衛生局等單位正確地指導公司如何分流、規劃動線、緊急應變等,確實傳遞資訊並解決問題,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我們是新聞專業,不是檢疫專業!」鄭一平感嘆,攝影師猝死確診案爆發後,工會也不斷向公司提出建議,無奈公司並未完全接受工會意見甚至認為工會「造謠」,最後演變為「越提出建議、勞資雙方越對立」的局面。面對台灣媒體產業仍有「防疫漏洞」的狀況,放眼各國媒體從業人員又是什麼樣的處境?高風險的新聞工作者又該如何面對危機?
公庫資料照/2014年9月1日,壹電視工會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遞交陳情書、抗議勞權低落。
國際組織PEC統計逾一年 至少1584名記者死於新冠肺炎
跨國非營利團體──新聞標誌運動組織(Press Emblem Campaign, PEC)【註1】特別設置網站,針對疫情進行數據統計與文字記錄。網站上紀錄著疫情期間各國新聞工作者的死亡案例,包括死者的姓名、照片、經歷等,盼能讓更多人瞭解這些新聞工作者的付出與努力,並向死者家屬與同事致上最高的敬意。
根據「新聞標誌運動組織」統計,從去(2020)年3月到今年6月10日為止,至少有78個國家的1584名記者死於新冠肺炎。其中,更有20個國家的媒體從業人員死亡人數明顯高於其他國家,像是印度媒體人員疫情致死案例即高達259人,而巴西251人、祕魯164人、墨西哥115人、哥倫比亞則有70人。
至於媒體人員疫情致死案例60人以下的國家則有:義大利、孟加拉、厄瓜多爾、美國、委內瑞拉、阿根廷、伊朗、英國、多明尼加、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羅斯、尼泊爾、玻利維亞、巴拿馬。透過上述統計資訊也可發現,前20名媒體人員死亡案例大多集中在中南美洲國家。
根據「新聞標誌運動組織」統計,從去(2020)年3月到今年6月10日為止,至少有78個國家的1584名記者死於新冠肺炎。(截圖自新聞標誌運動組織網站
其中在2021年5月15日死亡的阿根廷記者索爾‧卡塞拉(Sol Casella),從學生時期即熱衷於新聞工作,死訊在母校引起轟動,年僅23歲的他被人們追憶為一位「年輕、忠誠又快樂的記者」。而在歐洲,更爆發記者注射疫苗死亡的案例。2021年5月28日,44歲的英國BBC廣播節目主持人麗莎‧蕭(Lisa Shaw)注射完AZ疫苗後,多次感受頭痛與身體不適,送醫後隨即被診斷出血栓症狀,然而緊急送到加護病房治療仍不幸逝世。
對於各國媒體人員疫情致死案例,新聞標誌運動組織則指出,媒體工作者在疫情期間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他們必須持續提供疫情期間的第一手資訊與消息,連帶地也面臨更多風險與危機。南亞地區的尼泊爾記者協會(The Federation of Nepali Journalists,簡稱FNJ)也針對記者採訪疫情時的風險提出主張,認為記者應具備更完善的防疫措施,才能抵抗日漸高漲的疫情狀況。
新聞標誌運動組織也強調,有些新聞人員因為缺乏防疫裝備而在工作期間喪命,前線記者更應儘早接種疫苗、盡量降低工作風險。針對上述訴求,台灣也有不少民間團體極力倡議。
照片來源/公庫資料照
台灣的媒體人員還有什麼保障? 優先施打疫苗然後呢?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臺北市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以及台灣新聞攝影協會等團體, 五、六月份皆曾發表聲明,主張媒體工作者應優先施打疫苗。後續也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與文化部分別列冊,提供廣電媒體工作者,以及平面與網路媒體名單給指揮中心。6月22日行政院與指揮中心正式宣布,將第一線採訪工作人員列為疫苗「第七類優先接種順序」。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長嚴文廷表示,今年3月開始,台北市產業總工會成立媒體業工會委員會,並廣邀各大媒體工會參與討論公費接種疫苗等問題。嚴文廷強調,一直以來工會都是以「第一線媒體工作者」為優先考量,並不僅限於文字或攝影記者,還包括SNG工程人員、作業人員、司機駕駛員等,都在第一線媒體工作者的範疇。
可惜的是,3月初各工會共同發文給指揮中心,5月11日收到回函表示媒體工作者「可自費接種疫苗」,顯然未採納工會建議。嚴文廷進一步指出,5月中旬萬華染疫事件爆發,同時全國取消自費疫苗並進入三級警戒等,媒體工作者也沒辦法再自費施打疫苗,指揮中心的回函形同「效力停止」。工會雖然後續向立委尋求協助,但僅得到指揮官回覆「會再研議」。直到6月初,工會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合作,再次發文才獲得正面回應,指揮中心也同意將第一線採訪人員列入公費施打排序。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等團體, 五、六月份皆曾發表聲明,主張媒體工作者應優先施打疫苗。(圖片來源/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針對疫苗風波,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羅世宏表示,台灣疫情的險峻狀況已經導致各行各業不得不競相爭取施打疫苗,尤其媒體也是高風險行業之一,確實有媒體人員必須親自到醫院現場採訪,更需要疫苗等防疫保護。從國外疫苗施打順位來看,羅世宏認為包括依據風險、年齡、慢性病、貧窮人口等進行分類,其實才是最適切的施打順序。反觀台灣的疫苗施打順序不斷異動,細究整體社會的氛圍與狀況,他認為疫情期間資訊不明確、社會信任被破壞,恐怕比疫苗問題更為嚴重。
回到現況,媒體工作者的防疫措施究竟為何?以公共電視為例,一名工作人員表示採訪人員雖有防疫裝備,但是像麥克風套、防護衣等使用完畢後,公視並沒有統一集中棄置或管理的區域,導致採訪人員必須自行處理使用過的防疫裝備。假使採訪人員赴醫院採訪,回程有可能不知道如何防疫裝備,最後往往只能回電視台自行棄置,實在讓人擔心裝備上的病毒不會被帶回公司,間接造成傳染。
嚴文廷認為許多媒體公司仍然只是「表面防疫」,而第一線電視台人員大多為20到30多歲年輕族群,若只是施行「量體溫」防疫措施,恐怕無法有效即早發現無症狀感染者。他以全傳媒工會為例,為了提供工會會員更完善的防疫措施,全傳媒工會與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合作,整理一份「防疫指引」,把媒體工作者視為消防員一樣是高風險職業,透過「指引」讓工會成員瞭解如何穿脫防護衣、清潔消毒等。
嚴文廷指出,民間勞團都能提供上述防疫指引內容,媒體公司更應該聘僱防疫醫師擔任顧問,協助指導、畫設動線,分流區域,才能達到真正有效分流與分隔,並避免媒體人員染疫、電視台無法運作。「但是台灣的電視台資方往往態度消極。」他感嘆地說。
公庫資料照/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羅世宏
【註1】新聞標誌運動組織
英文全名為Press Emblem Campaign,簡稱PEC,是一個集結各國記者組織的跨國非營利團體,2004年6月成立於瑞士日內瓦,並在聯合國特別擔任顧問與協力夥伴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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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社會運動、社會議題的第一手報導。 我們認為,公民團體闡述理念與關懷的媒體空間經常不夠充分,因此我們在社運現場待到陳情者說完話為止,而報導也相對主流媒體冗長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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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內容從拉丁美洲的媒體從業人員、自由接案者等爭取防疫物資的經驗談起,在本篇內容中我們將深入探討拉丁美洲地區面臨哪些與疫情同樣難以克服的問題?以及這些媒體從業人員如何突破重圍,並在疫情期間持續努力不懈?
新冠肺炎病毒隨著時間流逝不斷演變,「媒體」成為疫情的傳聲筒,相對而言媒體從業人員也成為距離疫情最近的高風險傳染者......
印度本質上與台灣有著不同的地理區位、政治因素、氣候變化、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等,然而疫情的肆虐不分國境也不分你我,究竟印度民間的防疫措施又有哪些是台灣可以借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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