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得到憂鬱症這件事【生活01】
2022/03/01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誰也說不清這樣的情況怎麼找上自己的。
長期家庭相處的壓力、對於自己的高度期待、特定事件的誘發。突然，某一天失眠的夜晚，或是某一刻難以說明的疏離感，給了一點點提示。
啊，我好像有點不太一樣了。
接著情況沒有好轉，持續過著生活。上著班上著課，洩氣的擠在捷運上或無力的停等在待轉區；焦慮的看著人群，強迫自己擠過這些陌生使你恐懼的台北街頭。
複雜的低壓持續籠罩在你的心中。一個月、兩個月，幾年的時消磨殆盡，你在這座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像心靈的GPS系統早已故障，而你也不知道如今漂泊在何處。只有上班上課的地點，住宿的地點，牢牢記在你的腦海中。日復一日的兩點一線，你沒有特別想前往的地方，也沒有真正所謂稱得上「家」的歸宿好似永遠在流浪。
你開始借助一些方式改善難以捉摸的情況。
嘗試定期的運動、健康的飲食，找最親密的朋友相處。哪怕多一分鐘也好，這會讓你覺得「我好像能變得快樂一點」，再依依不捨地回到自己的住所。或是喝一點酒讓自己比較好入睡，抑或是在焦慮到雙手發抖時，抽一支煙，讓尼古丁麻痺自己，遠離過分的焦慮。
在嘗試過好幾輪、不同的排列組合後，你發現這些都不管用。沒辦法的。
規律運動逐漸開始怠慢，與朋友的相聚也漸漸疏遠。你或許知道這來自於你不夠自律，以及難以相處的個性；你自責，無言面對朋友與自己。轉而越加仰賴酒精在每晚提供的助眠效果，以及尼古丁燃燒的鎮定作用。你知道這對身體的危害，你都知道，但是無法從這些爛習慣與長期低壓的情緒中輕易抽身。
情況有時又突然好轉，好像過去那些情緒的拉扯都不存在，好的莫名其妙。但在下個瞬間，又跌入自責自卑抑鬱，焦慮迴圈的處境。輾轉往復，你在歲月裡不斷嘗試與失敗。
而在七年的旅程後，我才真正意識到，我可能是憂鬱症患者。
Ted這部短影片提及憂鬱症會有的普遍症狀：
情緒低落、對於喜歡的事物提不起勁、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抱有罪惡感、難以持續專心、睡眠問題、焦躁不安或是遲緩，以及反覆出現的自殺念頭
並且，醫學上來說，憂鬱症顯示腦內的神經傳導物質「不正常的傳遞或是損耗」例如血清素、多巴安。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院指出，心理疾病患者普平均耗費10年才會尋求幫助。
也提供面對憂鬱症，我們如何幫助自己以及身邊的友人。例如嘗試鼓勵他們踏出就醫的第一步，告訴他們面對憂鬱症並不同於承認抑制軟弱；實際的情況是好比遇到嚴重的外傷(四肢骨折)，你不會認為求助醫療展現了你意志不堅。最後，公開的討論關於憂鬱症的症狀，也有助於公眾更認識這樣的疾病，以及加強對於自我的理解，增加就醫的意願。
在分享完自身的經歷後，我認為現今社會中有一些現象，值得我們多一步思索。
首先：台灣教育中，精神疾病不被鼓勵放上台面
我該怎麼判斷自己應該就醫？
靜下來思考一下，對啊，到底該怎麼「判斷我需要就醫」？在對於什麼是憂鬱症沒有充足了解之前，我們要怎麼基於自身的情況，得出判斷？
當跌倒時，膝蓋的擦挫傷以及大片的傷口，你知道需要止血還有後續的消毒。在交通事故中，看到他人開放性骨折，你知道需要立刻呼叫專業人員前來幫助。而憂鬱症並沒有外顯的傷口，旁人難透過你的行為，辨別你需要什麼樣的幫助。這時，只能仰賴「自身對於心理的察覺」。
不過，在國民教育中，我們真的有被教授
「該如何認真對待自己的心理健康嗎」？
「該如何認真對待自己的心理健康嗎」？
從小到大的教育中，輔導課不是被借去考他堂的考試，就是製作生涯手冊(不過真不知道這有什麼用處...)。而健康教育課，老師能願意帶學生認知到什麼是性，以及如何正確使用保險套，就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優秀建教老師了。國民教育不鼓勵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同時也不鼓勵孩子認識自己。
什麼是情緒？持續多久的低落應該要多加注意？
這些應該被教給孩子，建構認識自己的第一步沒有出現在課本上，也不會出現在課堂上。校方會定期發憂鬱症量表至班級，但是這並沒有被重視；而是草草要求學生勾一下，速速收回以為了趕上課進度。
在就醫過程中，讓我最為訝異的是，初診前所需填寫的心靈健康量表，與國高中填寫的量表，內容與引導問題上，並無太大差異。
形式主義作風，加上毫無隱私的調查方式，
展現台灣心理教育中被忽視的重要一角。
展現台灣心理教育中被忽視的重要一角。
對於心理知識的無知，使得我們在判斷是否該尋求幫助時，無從衡量。升學主義主導的校園環境中，「抱有壓力」(無論課業或是家庭)又被視為再正常不過的事，近乎所有成年人難以明白也不太在意孩子的心靈狀況。對他們來說，孩子們的壓力只是他們尚不懂事，長大後就會明白「這沒什麼大不了」。
時間的催促之下，孩子們成為青年，青年們進入社會，一大部分的他們從未有機會好好認識自己的情緒、自身重要的一部份。當他們成為家長後，也難以與孩子溝通這究竟是什麼引領他們認識何謂情緒。
公共社會中關於情緒、心理健康的討論，被封入幽閉的一角不被談起。也難以談起，因為我們皆尚不明白這不理性的情緒，究竟為何物？遑論「判斷」自己是否需要身心科的幫助了。
然而，一個「重視主體性的社會」不應該忽視這部分。我們需要透過教育讓未來世代完整的認識自己；也應該對處在社會陰暗處不知如何是好的人伸出援手，讓這些議題回到公共討論中。使所有社會成員明白，他們所在的社會重視所有身體、心靈受傷的患者，沒有人應該被社會落在角落。
第二：媒體污名化，使患者不願承認精神疾病
「污名化」是精神疾病患者不敢於、不輕易將自身情況與疾病連接的重要因素。在朋友親人的例子中，因為不想成為「社會描述的精神病患」，既使最終就醫，取得改善藥物，也不願意真正服用。因為對他而言，吃了這些藥就等於向家人承認了，自己是所謂的「精神病」。
污名化並不會讓事情好轉。
社會逐漸排斥、切割精神疾病患者與「普通人」，將使得這項全民精神衛生議題跌出公共討論、政策規劃，使少數人的權益不受重視。這將更壓迫患者的協助資源，使患者更不敢於向外界、他人求助，爭取身為公民應該享有的「話語權」。
而在精神疾病患者噤聲的社會，常人與「淺在患者」，又更有理由透過「污名化的刻板印象」認知社會中的部分群體與這項疾病的片面樣貌，使無聲的壓迫遍佈社會的角落。不只患者陷入內在認同與接納的自相矛盾，社會中的他者亦默默地成為這個氛圍的共犯；沒有人在這樣的循環中，找出一條解決問題的道路。
而污名化的連接，我認為是大眾將
「精神疾病與無罪」錯誤的連結。
「精神疾病與無罪」錯誤的連結。
我們對於「犯錯」和與之相伴的「罰則」有傳統倫理提供的判斷指引。但是這項指引並不總是使我們得到「道德上應接受的結論」。例如無能力者的錯誤行為，並不應該被施予懲罰，其理由在於他在這項行動中「不全然地」執行了自身動機與意圖。這時若我們照樣懲罰他，反而是道德上不對的一件事。
好比小孩偷拿了文具店的鉛筆、失能長者對於照護者施暴；在這樣的案例中兩件行為的行為者若是「無行為、不完全行為能力者」，那麼相應的我們對於他們的罰則也應該有所調整。原因是他們雖然「執行了行為」，卻不明白或基於特定因素「導致不道德事件（傷害）發生」。
在這個層面上懲罰他們「並不道德」其更根本的原因，可以追溯到這些行為人並非一個「可承擔責任之人」。
行為人的行動，並非完全源自於
「自身可掌控的動機與判斷」。
「自身可掌控的動機與判斷」。
在關乎道德議題的思考時，我們不應該機械化的找出錯誤行，為與該行為的促使者，接著迅速地得出行為人是否違反了道德。而更應該重視，在每個值得道德反省的案例中，行為人處在什麼樣的情境中做出選擇？他是否可承擔完全的責任，使我們在道德上可合理的將它與我們的「讚賞、責罰」建立連接？
最後，我們可以思考這些讚賞責罰，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我們為什麼執著於追究與細探這些事件中的賞與罰？
我認為這可以有多種目的。台灣人最常見的以牙還牙、殺人償命是其中一種，給予社會中他人警惕不敢從事該項行為、給予社會中他人鼓勵應該多促進這樣的行為是一種。關乎於重視正義這項公共價值也可以是其中一項。
但我認為最核心的關鍵在於，
我們想確定「是這個人」應該為這件事負責。
我們想確定「是這個人」應該為這件事負責。
我們不想做錯判斷，也不想冤望他人，而是正確地找出事件與行為者的連接。而台灣人擔心「錯誤行為會因此不被懲罰」得到無罪赦免，其實是一種錯誤推斷。
錯誤行為在任何情況中「仍會是錯誤的」
但是行為人是否為一個「完全責任能力者」？他是否完全出自於自身意願執行這項行動？是我們判定他應該為該事件負責的核心前提。而若前提為否，不論是他患有身心疾病、被他人狹持、遭瘋狂科學家改造大腦，在責任歸屬的判斷上，基於道德與正義價值觀，我們都有好理由緩一步思考。
最後：面對自己，需要最大的勇氣
沒有人「天就知道」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從事什麼樣的工作、要不要組成家庭、捍衛什麼特定的社會議題、抱持何種價值觀。我們總是在生活的正確與錯誤經歷中成長，逐步摸索、理解自己其實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些或大或小對自身的了解，往往需要最大的勇氣自我面對。好比：自身休閒偏好與普遍生理同性別者不同、學業的規劃與國民教育者不同，更不用說性傾向與普遍大眾刻板映像有所差異、承認自己患有精神疾病、面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
這些「承認與面對」的過程，不是一剎那便能實現，你需要花費好長的時間自我辯證，試圖說服自己與理解自己，「原來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這必然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同時是一條旁人會指指點點的險徑。道路盡頭也未必是釋懷，或許是另一個挑戰的開始。然而人或許天性上就有探究的慾望，我們總有一個渴望「認識自己」。這也或許是古希臘阿波羅神廟上，為什麼刻下認識自己吧（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
願所有人都有機會坦承地面對自己，也感謝你們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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