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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影評|金馬 2021|《濁水漂流》:我不是憂愁,我是憤怒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輝哥是一名無家可歸的露宿者,他們的住地在未被提前告知的情況下,遭到警方的「清場」,警方將街友們的家當全部當成垃圾丟棄。於是,憤怒的輝哥與一票街友聯合向審裁處控告政府執行不當,要求政府道歉,這群社會底層者的聲音是否能被聽見呢?
《濁水漂流》第一幕,剛剛出獄的輝哥搭上計程車,回到露宿住處,車子駛上高架橋,兩旁林立著高樓大廈,密密麻麻的樓房,一個挨著一個,擁擠得讓人喘不過氣。香港寸土寸金,人口不斷增加,人們也越住越高,只求能有一席安身的空間,然而《濁水漂流》的主角不是大樓裡的住客,而是大樓外、群居於高架橋下的街友,搭建起簡陋的木屋,像螞蟻一樣地卑微活著。
高樓內的住客與露宿街頭的街友,大半時間沒有交集,即使路上相遇,也只是擦肩而過。電影裡,一名記者採訪輝哥控告政府一事,記者問輝哥:「你有什麼人生故事可以分享嗎?」輝哥回答他想要控告政府,希望能得到政府的道歉,爭回應有的公道。採訪結束後,社工何姑娘問輝哥為何不跟記者說說自己的人生故事?輝哥說:「他們只想問我為何吸白粉、為何坐牢、為何露宿街頭,只想用悲慘的故事來博取同情,賺得收視率。」
街友們控告政府一事經由媒體報導後,露宿地點忽然成了熱門的「觀光景點」:理髮師特地來幫街友們理髮,賦予他們「乾淨」的外表;大學的迎新營與街友們接洽,想要親身體驗「底層生活的滋味」。李駿碩導演將這場戲處理得輕鬆幽默,背景音樂甚至有些輕快,然而坐在戲院中的觀眾,是否有被打臉而感到臉頰熱辣辣的?憐憫、同情與幫助,像是廉價的施捨,是衣食無虞的中上階級拿來滿足自我正義感與虛榮心的手段。而這樣的同情與憐憫,通常來得快去得也快,當新聞熱潮散去,高架橋下的街友們,又恢復了他們「安靜且無人聞問」的日常生活。
《濁水漂流》片中多次出現「高與低」的意象:住在高樓的人、住在街邊的人,社會地位較高的人、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導演用了三場戲,來描述兩個世界的人,存在同一個空間中(香港),卻又壁壘分明的狀態。
(一)輝哥跟木仔(年輕的街友)半夜偷溜上一棟仍在興建中的大樓,他們站在頂樓俯瞰繁華的香港夜景,並在高樓上灑尿。唯有當大樓仍在興建中,輝哥和木仔才有機會「到此一遊」。無論是中上階級拜訪街友的住處,或是街友拜訪中上階級未來的住處,都不會改變兩者的狀態,兩個階級的交會,其實只是一種「想像」(想像成為有錢人或想像當個貧窮人)。
(二)何姑娘給予街友們許多的幫助,但是當她的工作結束時,何姑娘會回到自己位於高樓裡的寓所。看著何姑娘的住家,我的腦海中浮現了《寄生上流》的台詞:「如果我有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這話聽起來過於酸苦與偏激,卻又有幾分道理。
(三)電影後段,木仔脫離了底層階級,成為高樓住戶的一份子,直到影片落幕,原本相互照顧彼此的木仔與輝哥,再也沒有見上一面。這是《濁水漂流》最讓人感傷卻也是最誠實的設定:對李駿碩導演來說,這群人(街友)的相聚,可以是同病相憐,也可能只是想要被一個團體所接納。就像輝哥曾問過何姑娘:「妳知道為何人們出獄後,街友們都要請他們吃第一餐?因為,那是要拉他們下水,不想讓他們重新做人。」回看《濁水漂流》開場,輝哥出獄回到街頭,立刻就有一名街友請了輝哥第一餐(毒品),說明了人與人的相處,好與惡,是與非,無法被輕易簡述,拯救一個人或是幫助一個人,可以是善心的表現,卻也可能是私心的綁架(不讓對方離開自己的小團體)。
那麼,木仔為何會流落街頭多年?電影沒有清楚交代,留給觀眾許多的「想像」空間:木仔是自願在街頭遊蕩?或是遭人誘拐才流落街頭?老爺與輝哥對於木仔的關愛與付出,是無私之舉,或是將木仔視為自己兒子的替代品,藉此救贖個人的「失職父親」身份?老爺在與兒子談上話後,選擇「邁向下個生命階段」,他的決定究竟是「圓滿」或更凸顯出他現下處境的「不堪」?而何姑娘的善意舉動,意外引發悲劇結果,是否說明了不同階級之間的思想與考量,始終處在截然不同的點上?不同階級之間的往來,存在著無法被消弭的鴻溝?
「對面的豪宅蓋好了,當然就要趕我們走。」
──大勝
《濁水漂流》沒有簡化人性,也沒有簡化人物所做出的選擇,導演總會在電影裡,留下一點「曖昧」的餘韻,給予觀眾反思的空間。電影後段,劇情直轉急下,政府打算跟街友們和解,答應會賠償街友們一人兩千元的和解金,前提是:政府不會為了驅趕街友並丟棄他們的家當一事道歉。大部分的街友都願意接受政府提出的條件,唯獨輝哥拒絕接受,街友們責備輝哥固執,何姑娘也苦勸輝哥接受條件,否則可能連兩千元的和解金都會喪失。
「明明你有得選擇,為何非要逼得自己走投無路?」
輝哥為何拒絕接受政府的和解金?因為對他來說,控告政府不在「求財」而是「尊重」,尊重值錢嗎?或許不值錢吧。輝哥長年露宿街頭,他是社會裡的「污垢」,是不光彩的存在,他心知肚明自己不被社會所看重。輝哥把自己的人生過得一塌糊塗,犯下一個又一個無法彌補的錯誤,但那是否代表國家可以不將他視為一個人?一個文明的國家,能夠只看社會裡的光明面,並捨棄或隱匿社會中的陰暗面嗎?能夠將群體加以分類,並且以高低有別的態度與人共處嗎?或者,一個文明的國家,不只保障富有階級的權利,也願意保障弱勢者(或是犯過錯的更生人)的權利?
《濁水漂流》尾聲,輝哥在夢中見到他過世的兒子(以木仔的形象出現),輝哥責備兒子當年為何要反抗他?他明明讓兒子過得衣食無虞,他對兒子說:「你為何憂愁?」兒子對輝哥說:「我不是憂愁,我是憤怒。」我們不知道輝哥的兒子究竟為何憤怒,或許是覺得父親無法理解他的心情,或許是看不慣父親的生活方式;從影片來看,輝哥也是憤怒的人:拒絕政府的和解金、與所有街友鬧翻、不聽取任何人的勸告,死守露宿區。
《濁水漂流》越到尾聲越讓人感受到深深的「無力感」,不只是輝哥、選擇離開的街友(害怕與政府對抗,決定與權力者妥協),還有何姑娘(她很努力幫助弱勢者,但又無法真正扭轉他人的困境),而這分無力感,讓我忍不住與香港近年的抗爭行動產生聯想。或許《濁水漂流》是透過街友控告政府一事,來影射香港近年所面臨的困境(也有可能只是我多想了)?
「政府做錯事,就該道歉。」
──輝哥
《濁水漂流》片中,輝哥一再地說:「深水埗是窮人的地方」,我們若把深水埗視為老香港,高樓大廈是未來的香港,輝哥等人代表的是舊時代的香港文化,那麼,警方強制洗地、清場、驅逐街友,便是透過公權力,霸道地改變原本香港的面貌,消滅老香港的靈魂。輝哥拒絕接受政府的和解金(錢可以解決所有事情嗎?),堅決要求政府向他們道歉,便有了「不向利益低頭,拒絕出賣香港精神」的意義。電影最後,輝哥的住處冒出熊熊的烈(怒)火衝向天際,彷彿是過往的香港精神在完全消逝前,奮力地吐出最後一口氣。只是,舊有的香港(精神)被清場與驅逐,新的香港(居民)該如何面對新局?繼續地妥協,隱忍,繼續假裝一切無恙?
「我不是憂愁,我是憤怒。」
香港影壇一直以來都有不少探討社會底層問題的佳作推出,李駿碩導演的《濁水漂流》,比起前作《翠絲》,無論是敘事或劇本架構,都更為成熟與穩重。影片的角色繁多,卻不紊亂,很多橋段設計得情意飽滿,例如一雙拖鞋、一個小魚缸、高樓上的香港夜景等。《濁水漂流》的剪輯、攝影、配樂等技術面處理得很精準,演員群戲也是整齊可觀,謝君豪、蔡思韵、朱栢康、李麗珍等人,表演都很有質感,而飾演輝哥的吳鎮宇,無論是肢體動作或眼神,皆能完美地傳達角色內在與外在、肉體與心靈的雙重創傷。至於飾演木仔的柯煒林,外型與演技都很令人驚艷,期待他日後在影壇的發展!
全文劇照來源:台北電影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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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丘》唯一一場好戲,是通過戈姆刺考驗的保羅對母親起疑,兩人遙遙對視,驚覺眼前夜霧靉靆到在面上縫了紗,須臾間子不識母、母不知子。乍看只是正反拍,但利用景別的方式是畫面一打特寫人臉就清楚,鏡頭一拉遠兩人面容就都在霧中,把「看得見自己而看不清楚家人真心思」的折磨、政治叢林促人自強的寂寞都交代明白了。
若一切心理問題皆如佛洛伊德所認為,源自於性欲或性驅力,作為一名透過性愛來解決欲求不滿問題的治療師,澤尼亞的無故消失便預示著心靈治療的不可能性──他的出現短暫撫慰了小鎮上眾多寂寞心靈,他與這些人建立的以性為基礎的關係證實了佛氏的理論,可是他的消失,也意味著原先已被解決的問題將因為他的不在而再度浮上檯面
觀眾不妨可以將兩個版本提出比對,對於在救援過程中同樣程度的受挫、失敗,每一個原本主角壓抑情緒的時刻,傑克葛倫霍都以暴躁的肢體語言應對,動輒發出巨大噪音。電影大約行至三分之一,葛倫霍就成功讓觀眾失去對主角的所有好感,他看起來像是那個會在家族聚會中因為孩童吵鬧,就提高音量動粗的暴躁叔叔⋯⋯
《超級大國民》從 1950 年代橫跨至 1990 年代,以許桑為主要敘事者,跳切回憶和真實歷史畫面,表達許桑對時代的複雜情感。大量使用表情特寫及內心獨白,讓許桑側錄時代印象,城市的歷史疊層一一浮現,與記憶相對照的同時,也看盡許桑的內心。全片幾乎都以暗冷色調做詮釋,兩款海報也都是同樣色系的設計⋯⋯
綜觀過去相關作品,任何一個導演都可以告訴觀眾沙漠的遼闊與壯觀,但至今唯有丹尼.維勒納夫,讓我們感受到沙漠的致命與美麗,從靈魂深處回應沙漠的聲聲呼喚,揉合整部《沙丘》故事,以影像藝術的魔法娓娓道來,並展現屬於這個世紀的商業鉅獻應有之氣魄與風範。
文本由小說成立到電影的實現,《沙丘》本身就是宇宙兩造互相輝映的夢境,當預言的視角移至影像對文字的再述,是否真能如故事所言:一旦人有了彌合時空的能力,就能令個人、令歷史或多或少地溢出宿命和輪迴,為一路以來複寫的平庸解套,從命定的子嗣繼而創生命運?電影落幕時,旅程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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