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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影評｜金馬 2021｜《濁水漂流》：我不是憂愁，我是憤怒

輝哥是一名無家可歸的露宿者，他們的住地在未被提前告知的情況下，遭到警方的「清場」，警方將街友們的家當全部當成垃圾丟棄。於是，憤怒的輝哥與一票街友聯合向審裁處控告政府執行不當，要求政府道歉，這群社會底層者的聲音是否能被聽見呢？

《濁水漂流》第一幕，剛剛出獄的輝哥搭上計程車，回到露宿住處，車子駛上高架橋，兩旁林立著高樓大廈，密密麻麻的樓房，一個挨著一個，擁擠得讓人喘不過氣。香港寸土寸金，人口不斷增加，人們也越住越高，只求能有一席安身的空間，然而《濁水漂流》的主角不是大樓裡的住客，而是大樓外、群居於高架橋下的街友，搭建起簡陋的木屋，像螞蟻一樣地卑微活著。

高樓內的住客與露宿街頭的街友，大半時間沒有交集，即使路上相遇，也只是擦肩而過。電影裡，一名記者採訪輝哥控告政府一事，記者問輝哥：「你有什麼人生故事可以分享嗎？」輝哥回答他想要控告政府，希望能得到政府的道歉，爭回應有的公道。採訪結束後，社工何姑娘問輝哥為何不跟記者說說自己的人生故事？輝哥說：「他們只想問我為何吸白粉、為何坐牢、為何露宿街頭，只想用悲慘的故事來博取同情，賺得收視率。」

街友們控告政府一事經由媒體報導後，露宿地點忽然成了熱門的「觀光景點」：理髮師特地來幫街友們理髮，賦予他們「乾淨」的外表；大學的迎新營與街友們接洽，想要親身體驗「底層生活的滋味」。李駿碩導演將這場戲處理得輕鬆幽默，背景音樂甚至有些輕快，然而坐在戲院中的觀眾，是否有被打臉而感到臉頰熱辣辣的？憐憫、同情與幫助，像是廉價的施捨，是衣食無虞的中上階級拿來滿足自我正義感與虛榮心的手段。而這樣的同情與憐憫，通常來得快去得也快，當新聞熱潮散去，高架橋下的街友們，又恢復了他們「安靜且無人聞問」的日常生活。

《濁水漂流》片中多次出現「高與低」的意象：住在高樓的人、住在街邊的人，社會地位較高的人、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導演用了三場戲，來描述兩個世界的人，存在同一個空間中（香港），卻又壁壘分明的狀態。

（一）輝哥跟木仔（年輕的街友）半夜偷溜上一棟仍在興建中的大樓，他們站在頂樓俯瞰繁華的香港夜景，並在高樓上灑尿。唯有當大樓仍在興建中，輝哥和木仔才有機會「到此一遊」。無論是中上階級拜訪街友的住處，或是街友拜訪中上階級未來的住處，都不會改變兩者的狀態，兩個階級的交會，其實只是一種「想像」（想像成為有錢人或想像當個貧窮人）。

（二）何姑娘給予街友們許多的幫助，但是當她的工作結束時，何姑娘會回到自己位於高樓裡的寓所。看著何姑娘的住家，我的腦海中浮現了《寄生上流》的台詞：「如果我有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這話聽起來過於酸苦與偏激，卻又有幾分道理。

（三）電影後段，木仔脫離了底層階級，成為高樓住戶的一份子，直到影片落幕，原本相互照顧彼此的木仔與輝哥，再也沒有見上一面。這是《濁水漂流》最讓人感傷卻也是最誠實的設定：對李駿碩導演來說，這群人（街友）的相聚，可以是同病相憐，也可能只是想要被一個團體所接納。就像輝哥曾問過何姑娘：「妳知道為何人們出獄後，街友們都要請他們吃第一餐？因為，那是要拉他們下水，不想讓他們重新做人。」回看《濁水漂流》開場，輝哥出獄回到街頭，立刻就有一名街友請了輝哥第一餐（毒品），說明了人與人的相處，好與惡，是與非，無法被輕易簡述，拯救一個人或是幫助一個人，可以是善心的表現，卻也可能是私心的綁架（不讓對方離開自己的小團體）。

那麼，木仔為何會流落街頭多年？電影沒有清楚交代，留給觀眾許多的「想像」空間：木仔是自願在街頭遊蕩？或是遭人誘拐才流落街頭？老爺與輝哥對於木仔的關愛與付出，是無私之舉，或是將木仔視為自己兒子的替代品，藉此救贖個人的「失職父親」身份？老爺在與兒子談上話後，選擇「邁向下個生命階段」，他的決定究竟是「圓滿」或更凸顯出他現下處境的「不堪」？而何姑娘的善意舉動，意外引發悲劇結果，是否說明了不同階級之間的思想與考量，始終處在截然不同的點上？不同階級之間的往來，存在著無法被消弭的鴻溝？

《濁水漂流》沒有簡化人性，也沒有簡化人物所做出的選擇，導演總會在電影裡，留下一點「曖昧」的餘韻，給予觀眾反思的空間。電影後段，劇情直轉急下，政府打算跟街友們和解，答應會賠償街友們一人兩千元的和解金，前提是：政府不會為了驅趕街友並丟棄他們的家當一事道歉。大部分的街友都願意接受政府提出的條件，唯獨輝哥拒絕接受，街友們責備輝哥固執，何姑娘也苦勸輝哥接受條件，否則可能連兩千元的和解金都會喪失。

輝哥為何拒絕接受政府的和解金？因為對他來說，控告政府不在「求財」而是「尊重」，尊重值錢嗎？或許不值錢吧。輝哥長年露宿街頭，他是社會裡的「污垢」，是不光彩的存在，他心知肚明自己不被社會所看重。輝哥把自己的人生過得一塌糊塗，犯下一個又一個無法彌補的錯誤，但那是否代表國家可以不將他視為一個人？一個文明的國家，能夠只看社會裡的光明面，並捨棄或隱匿社會中的陰暗面嗎？能夠將群體加以分類，並且以高低有別的態度與人共處嗎？或者，一個文明的國家，不只保障富有階級的權利，也願意保障弱勢者（或是犯過錯的更生人）的權利？

《濁水漂流》尾聲，輝哥在夢中見到他過世的兒子（以木仔的形象出現），輝哥責備兒子當年為何要反抗他？他明明讓兒子過得衣食無虞，他對兒子說：「你為何憂愁？」兒子對輝哥說：「我不是憂愁，我是憤怒。」我們不知道輝哥的兒子究竟為何憤怒，或許是覺得父親無法理解他的心情，或許是看不慣父親的生活方式；從影片來看，輝哥也是憤怒的人：拒絕政府的和解金、與所有街友鬧翻、不聽取任何人的勸告，死守露宿區。

《濁水漂流》越到尾聲越讓人感受到深深的「無力感」，不只是輝哥、選擇離開的街友（害怕與政府對抗，決定與權力者妥協），還有何姑娘（她很努力幫助弱勢者，但又無法真正扭轉他人的困境），而這分無力感，讓我忍不住與香港近年的抗爭行動產生聯想。或許《濁水漂流》是透過街友控告政府一事，來影射香港近年所面臨的困境（也有可能只是我多想了）？

《濁水漂流》片中，輝哥一再地說：「深水埗是窮人的地方」，我們若把深水埗視為老香港，高樓大廈是未來的香港，輝哥等人代表的是舊時代的香港文化，那麼，警方強制洗地、清場、驅逐街友，便是透過公權力，霸道地改變原本香港的面貌，消滅老香港的靈魂。輝哥拒絕接受政府的和解金（錢可以解決所有事情嗎？），堅決要求政府向他們道歉，便有了「不向利益低頭，拒絕出賣香港精神」的意義。電影最後，輝哥的住處冒出熊熊的烈（怒）火衝向天際，彷彿是過往的香港精神在完全消逝前，奮力地吐出最後一口氣。只是，舊有的香港（精神）被清場與驅逐，新的香港（居民）該如何面對新局？繼續地妥協，隱忍，繼續假裝一切無恙？

香港影壇一直以來都有不少探討社會底層問題的佳作推出，李駿碩導演的《濁水漂流》，比起前作《翠絲》，無論是敘事或劇本架構，都更為成熟與穩重。影片的角色繁多，卻不紊亂，很多橋段設計得情意飽滿，例如一雙拖鞋、一個小魚缸、高樓上的香港夜景等。《濁水漂流》的剪輯、攝影、配樂等技術面處理得很精準，演員群戲也是整齊可觀，謝君豪、蔡思韵、朱栢康、李麗珍等人，表演都很有質感，而飾演輝哥的吳鎮宇，無論是肢體動作或眼神，皆能完美地傳達角色內在與外在、肉體與心靈的雙重創傷。至於飾演木仔的柯煒林，外型與演技都很令人驚艷，期待他日後在影壇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