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罷免之後：關於我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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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惟被罷免，固然許多人努力會覺得失望，但是努力不是沒有累積，如果說2020年當選立法委員是奇蹟，若是把奇蹟當作常態來看，那本身這就矛盾了，如果當選是反常的奇蹟，那麼在罷免制度如是的情況下，符合法定要件的提案、連署與投票，必然都是具有民主正當性的。

但這是形式方面，也就是說，面向分表裡的話，一定的人前往投票所實踐自己的公民權，這在法律的條件上是被滿足的民主性質，但是實質上呢？這些投票的人真的知道自己投了什麼嗎？知道自己同意罷免了什麼嗎？罷免必然是在選舉完成之後才是有可能行使的機制，那麼理論上該檢視的是民意代表就任期間的「政績」，然而投票權人多少進行了政績的比較？

同樣的道理，在選舉時又有多少人比較了不同候選人的政見，進而做出了一個經過慎思的選擇？很少，但這要說這些選擇都不適格嗎？沒有，因為在形式面之上的實質，是種「理想」，理想從來都只是作為燈塔的光指涉該走的路，進而在民主之途上我們走偏了能知道往哪裡修正。

尤其，政治本身也很難是種業餘能從事的事情，人人都有參政權也不過十分晚近約20世紀初的事，百年的民主追求來自於百年的被殖民與解殖之途，民主並不是定態卻是動態的，每個當刻的行動都將決定著我們是往如何的社會圖像更前進一步，而對所有人來說這些當下的選擇與行動，並不會讓明天的市容、人行道、水溝還是路燈以及各種公共設施有所改變，日常依然日常。

但是政治這件事，就是你做了某個選擇，十幾二十年後可能會在你想說什麼的時候、做什麼的時候，查封你的報刊、禁止你的言論、限制你的自由、毆打你的手腳、輾壓你的身體。

沒有一個地方是幸運的，歷史上的美國跟法國都經過了流血革命才「漸漸」走向民主，所謂漸漸就是民主國家的形成並不是在1776年跟1789年就突然從專制轉瞬成為民主，美國也再經歷了南北戰爭或者其後的各種歧視政策，法國也經歷了拿坡倫王政的復辟，在這些過程中都是在「邊學變做」的情況中，一步步地實踐「每日的民主」。

在台灣這個情形也沒有不同，我們固然沒有面臨革命，但是從1895年被清朝割讓到1945年日本招降，這百年間也有著反日本殖民歧視政策的台灣議會社會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經歷了二二八屠殺以及最長時間戒嚴與白色恐怖間對於一整代精英屠殺的人才斷層，台灣人民仍然將這個島嶼推向了民主，美麗島事件作為轉捩點，產生了我們今日生活的社會中的民主自由空氣。

陳柏惟是台灣人，甚至，「陳柏惟」已經不單單只是指涉一個個體，而是一種符號，是一個反對威權、主張自由、實踐民主、對抗極權中國的一個象徵，當下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凝聚對此象徵的共識。共識的形成將再度地融合島嶼上的人民，民族國家的形成在18世紀也正是在面臨法蘭西的對外侵略之中，政治上的友敵二元性使得敵人（他者）的存在成為友群（我群）形成共感的基礎，而今日的台灣所面臨的敵人也正是這個世界的兩極體系—民主自由與極權專制—中極權專制的典範：中國（China）。

間隔在百數公里海峽之外的我島，本將面臨二者之間的拉拔，政治在兩端之間的擺盪也必然震盪著整個社會而時刻不得安寧，但這正是我島所處的宿命。

重要的是，認知到在這宿命之中，我們的能動性使得我們仍然能決定我們的未來，因此，讓將來的我島，有個更好所處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