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時間：2018/12/24 09:04
近日，監察委員高涌誠對於民進黨前立委陳朝龍賄選有罪定讞案，作出法院判決有誤，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調查報告，引起法界全面反彈，齊聲要求監察院拿開干預司法的髒手。
其實，這已經不是監察院第一次試圖干預司法。這幾年，監察院不知為何從應該被汰除的盲腸機關，變得異常活躍，履履試圖將手伸進司法皇后的衣服裡。我今天不想談監察委員高涌誠身為民間司改會前執行長，對於由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辯護的陳朝龍案，所進行的調查究竟應不應該迴避，因為對於濫用監察權的行為，從根本上就不應該做，所以不須討論是否應該迴避。一開始，我們有必要了解，監察委員究竟是什麼樣的身份。監察委員是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任期為六年，這就是所謂的政治任命。監察委員有六年的任期保障，在這六年內，「沒有任何的監督力量」。若要說有什麼可以制衡監察委員的，就是監察委員六年任期結束後，究竟是能否被提名連任，或者卸任後可能換什麼位置這件事。
以一種最暗黑的想法來猜測，台灣現況總統與立法院都是多數黨的狀態下，監察委員能被提名並同意任命，大概都有一定的政黨傾向，上任後是否可能有政治的黑手去操弄？監察委員行使職權到底能不能中立客觀？或者背後有其他政治考量。我想不同的監察委員會有不同的堅持，但看看陳師孟委員，不言而喻。
再來，讓我們來了解監察委員的職權是什麼。依照《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監察委員負責彈劾、糾舉、審計、糾正等工作。彈劾是指對於有違法失職行為的公務員予以彈劾要求懲處；糾舉是對於有違法失職行為的公務員認為應先停職或其他急速處分，而要求該公務員所屬機關予以停職或其他急速處分；糾正則是對有違法失職的機關提出糾正案，要求改進；審計則是對於機關決算案的審核。
從上面監察委員的職權來看，彈劾、糾舉的對象，是針對違法失職的公務員；糾正的對象是針對違法失職的機關；審計的對象則是機關的決算案，也就是其職權行使的對象不是針對人就是針對機關，根本沒有一個職權，是針對司法個案本身。對於司法而言，監察院能做的、應該做的，是調查司法人員有無違法失職，而不是調查司法個案本身是否判斷正確。所以調查司法個案本身是否判斷正確，早已經超出了監察權的範圍了。
回到監察院調查權這件事，我們仔細想想，監察院可以這樣任意的超出監察權為調查嗎？以檢察官為例，任何的調查行為都是在行使公權力，既然是在行使公權力，當然只能在法律所賦予的範圍內行使。
檢察官在偵查案件時，一定要先有一個刑事案件為依據，才能針對這個刑事案件展開各種偵查作為，包含調閱戶籍資料、前科資料、函調病歷、傳喚、拘提等等。尤其，在線上調閱資料時，一定要先填入一個案件的案號才能調閱，而且事後也會有稽核，避免檢察官濫用職權調閱與案件無關的資料。檢察官不能憑自己的喜好，恣意調查，或者為私人用途調閱資料。不管目的是好是壞，更不可能為了與自己職權無關的事情，例如他人的民事、非訟案件進行調查。
那監察院呢？此次高涌誠委員的調查報告引起法界反彈後，高涌誠委員居然發新聞稿表示其調查報告並非彈劾、糾正案，只是如同學術界所為的判決評析，也就是高涌誠委員承認他在超出監察委員的職權而為調查。但學術界教授在進行判決評析時，有如此方便的公權力可以利用來調查嗎？難道我也可以為了我的碩士論文，利用檢察官職權傳喚什麼人來接受質性訪談？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說明兩個字，「濫權」。是的，這種調查報告本身就是濫權。
就算撇開濫權這件事，我們只談監察委員個人的言論自由或學術自由好了。當你身在某個職位，掌握一定的權力，你的自由其實早就受到限制，你不應該再把自己當成一般人。例如，法官不可以對已繫屬之案件發表可能影響裁判或程序公正之言論，因為這會影響該案件審理及判決結果的公信力，也可能引起偏頗的印象，這就是身為法官，掌握了這個權力後所受到的限制。
而監察委員掌握有對法官、檢察官的彈劾權，監察委員對案件所做出的結論，都可能因為所掌握的這些權力，影響到承辦該案件是否開啟再審或開啟再審後為判決的法官，而這就是一種對司法的干預。別以為不可能，司法官其實也只是一群普通人，有自己的家庭負累和人生，我們絕大多數都不是聖人，大多數人能夠依良知做出判斷，也只是因為知道法律對我們有制度性的保障。我們不是特別勇敢，只是法律給了我們勇敢的本錢。
也許有人會說，監察委員很多調查報告，確實橇開了我國緊閉的再審大門，救援了一些冤案被告，但這其實是把兩面刃。回到我最初提到的，監察委員屬於政治任命一事，你怎麼知道，當你容許為了救援冤案而任監察院干預司法後，不會有監察委員基於其他政治目的，利用包裝為冤案的方式來干預司法？這裡，就可以提一提程序正義這件事。
所謂的程序正義，指的是不論基於什麼樣的目的，都必須遵守程序規定。因為我們無法確保，每個人違反程序規定，到底是基於什麼樣好的或壞的目的，也不知道違反程序規定，會得到的到底是好的或壞的結果，但我們至少能保證，嚴格遵守程序規定下，能夠得到的大多是好的結果。例如，過去警察刑求逼供可能是為了破案抓到真正的犯人，也可能是與什麼人勾結而要拉無辜的人當替罪羊，我們無法知道被刑求的人是否是真的犯人，為免無辜的人遭嚴刑逼供而自白成為冤案，所以我們嚴格禁止刑求。
而利用監察院濫權來進行冤案救援，有相同的風險。你怎麼知道今天這件所謂冤案，到底是真的冤案，還是被包裝為冤案的政治盤算？而如果我們同意並任由監察委員打開這樣的潘朵拉寶盒後，會不會有一天，立法委員質詢法務部長某不起訴處分確定的案件，而法務部長也作出一個不具法律拘束力的調查報告，直指該不起訴處分的案件應提起公訴，並把調查報告函送原偵查的地檢署，建議重啟偵查並提起公訴。
假設，今天你是一位被不起訴處分確定的被告，因為法務部長的一份沒有法律拘束力的調查報告，被重啟偵查後起訴，你能接受嗎？或者，今天你是一位告訴人，你提告的案件被告已有罪定讞，卻因為監察委員的一份沒有法律拘束力的調查報告，被開啟再審後改判被告無罪，你能心服嗎？
過去幾十年，台灣曾經活在極度不民主、毫無法治、沒有人權的時代，當時蔣中正可以對無罪或判決有期徒刑的被告，批示「處以極刑可也」、「應即槍決可也」、「判處死刑可也」、「應判死刑」、「改處死刑」，然後法院因為是國民黨開的，所以就照著改判。台灣追求司法獨立，經過許多前輩的犧牲和抗爭，才有現在的成果，得來不易，而我們離那個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年代並不遙遠。
檯面上的政治人物遠比想像中的還要想掌握司法這把利劍，因為司法永遠是追殺異己的好工具，就如好折凳一般的好用。我們必須防微杜漸，只有司法獨立才能保證這把劍不會受到操控，恣意揮向無辜的人。所以，你們還支持監察院干預司法的調查報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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