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幸福的開始》-蔣勳
我自己曾坐在佛羅倫斯的亞諾河畔，思考著一個文明、一個文化，寫下了《叫做亞諾的河流》，我思考著這座城市很多的前因後果，這裡的人經過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承受宗教對於人的壓力，一種禁慾、對欲望的不可討論，才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從宗教的禁忌中掙脫，去確立人的意義，開始畫人。
在前一千年中是不可以畫人的，因為人沒有被描繪的價值，但從那個時期開始，他們開始面對身邊的人、開始去描繪，所以今天我們能看到蒙娜麗莎坐在那邊微笑，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肖像畫而已，它標誌著一個人可以被當成人看待的意義與價值。
我坐在那條河邊想，在我們的文化里，人一直是面目模糊的，也很少去思考人的意義與價值。我們似乎很少有一幅能讓你記住的肖像。當然，我們會在某些地方看到少數幾個肖像立在那裡；或者打開報紙、打開電視，看到許許多多的肖像，一個兇殺案里就有兩個肖像，一個殺人的、一個被殺的。肖像似乎無所不在，卻好像沒有一個可以被記憶、被欣賞，或者被仰望、被思念的，它能夠穩定地存在著，而不被時代沖毀。我想這是為什麼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時期會讓人懷念，因為人的生存價值與意義，在那樣的一個思索過程中，留下來的肖像是足以作為榜樣，引領每一個人去努力的。我們的社會好像少了這一個部分，是消失了或者是被沖亂了？
我並不是說，要恢復過去的英雄崇拜，或者是對於偉人的仰望，我不覺得應該要退回到那個時代。可是我會感覺到，崇拜本身是一種高貴的情操，我不希望針對某一個個人，但我希望心裡能保有崇拜之感或者仰望之感。
我自己一直在尋找一個使我可以仰望的生命的意義跟價值，我會跑到佛羅倫斯坐在河邊，是因為我覺得有些生命是讓我崇拜的，他們讓我覺得他們是崇高的生命。
可是對新時代的年輕人而言，他們在商業文化里成長，不知道什麼叫做崇高，甚至他們所崇拜的偶像，也可以是不崇高的，可以拿出來調侃、開玩笑或者污辱的，這時候我會覺得有一點混亂，就是人內在有沒有一種情操叫做崇高，或者叫做潔淨，或者叫做高貴？如果沒有的話，是不是人性就走到不高貴、不崇高，比較低俗的或者粗糙的狀態中了？
今天我們說，這是一個富裕的時代，商業的富裕提供了物質上的滿足，我們很容易得到想要的東西，一雙鞋子、一件衣服，甚至一個人，拿錢就可以買到了。可是中間有一個東西，在容易購買、容易販賣的過程中，遺失掉了，這個遺失的部分恐怕就是台灣目前最大的難題。
小時候，我們會為了一本同班同學忘掉的筆記本，翻山越嶺渡過淡水河送去他家，那時候淡水河橋很少，我要繞很遠的路，從延平北路、迪化街，一直走到今天的大橋那一帶，然後走過大橋到三重，到同學家，現在那個記憶很深……
我的意思是說，「難」絕對是生命中幸福的開始，「容易」絕不是該慶幸的事。
我的學生說他們要找人上床真的好容易，可是我覺得他們的愛好短淺，我好高興我那個年代這件事是難的，所以會有渴望、有盼望、有期待，所以到最後有珍惜。
我家裡有很多破鞋子，朋友來看說，這個起碼已經十年沒有穿了吧，我說對，他說那還不丟掉。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丟不掉，我覺得真的是很難解釋，因為它裡面有記憶，它不只是一個物件。
這些鞋跟我的腳已經發生了一種每天一起走路，走過長長一段過去的關係；同樣的，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雖然他的身體在衰老，可是你會知道他衰老的每一個細節，所以你不會輕易離開。
我常常聽到學生跟我講他們的苦悶之後，我一方面悲憫，另外一方面對自己有好大的慶幸，慶幸我沒有活在他們的時代里。我知道他們的苦惱在哪裡，可是我真的也無法為他們解答，我只能告訴他們，可不可能多一點盼望、多一點期待、多一點珍惜？
可是所有的物件、關係都真的太容易獲取了，教他怎麼珍惜？他知道永遠還有機會要很多其他的東西。
我常常跟人家講，從來沒有想過要去伊朗，但因為阿巴斯，我想去看看這個國家。我尊敬那個民族，因為那裡有一個這麼好的導演，讓我看到生命有信仰，有一個他非常相信的東西。
信仰本身是一個過程，它並不在於終結點，也就是說，你不是真的要崇拜一個人或盼望一樣東西，而是保持心裏面的崇拜感；這個崇拜感的對象可以是對宇宙、可以對不可解的海洋潮汐、可以對人世間複雜的因果。
這種信仰、崇拜感是經過思考的，不是像過去有一段時間被強迫要崇拜英雄偉人，這種強加的崇拜，是權力者的愚弄，所以我們會覺得很痛苦。
另一方面，商業用金錢堆砌的偶像，也會讓人沒有辦法思考。你去買他的照片，買他的商品，看到他就興奮得又哭又叫……我想，那是另一種形態的愚弄。在我們擺脫政治上的愚弄後，商業上的愚弄卻是變本加厲地在發展，這也是我們要做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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