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中的糧食政治：再造“傳統”（下）

■哈麗特 福萊曼（Harriet Friedmann）／阿偉 譯

但是在這種國際關係下的糧食矛盾，於1970年代初期冒了出來。當美國與歐洲的出口補貼開始競爭、且正值農業“綠色革命”使得第三世界一些市場減少農產品進口之際，出現一個新的因素：那在冷戰時期沒有任何貿易往來的美國與蘇聯，開始有了經濟關聯。這主要是（美國出口到蘇聯）龐大的穀類交易。一下子從全球市場中抽掉出這麼多的小麥、玉米與大豆，使得全球糧價於1972到1974年間爆增了三倍。這也引發了當時所稱的“糧食危機”。（直到1980年代，過剩的糧食再度回流到市場，這場危機才從報紙的頭版退了下來。）糧食危機，也正值石油價格暴漲三倍之際。對那些依賴石油與穀類進口的第三世界國度來說，糧食短缺與糧價高漲對自己國內經濟造成巨大的壓力；因此有機會貸款來滿足國內需求，也就成為權宜之計。另方面，那些石油出口國，由於在自己國內幾乎是沒什麼投資的機會，自然也會把它們暴漲的利潤，投向西方的私人銀行。而這些私人銀行，當時也發現：在油價高漲使得西方許多工廠處於衰退狀況下，要想把這些湧現的餘錢放款出去，簡直是困難重重。於是它們也會轉來迫使第三世界（以及社會主義）政府來貸款；而毫不理會這些錢是如何來使用？或這些政府償還貸款的能力會有多大？而這些借貸國的執政精英，則是把貸來的經費用來延緩那些應解決進口依賴中更根本性的問題。於是不到十年，在糧食與能源危機過後的1982年，墨西哥拖欠其借款償付；債務危機正式登場。

另一個關鍵因素，也在1980年代脫穎而出：跨國企業集團（TNCs）的快速成長。它們是在全國與國際糧食運作結構的架構下茁壯起來。它們開始推出「新美國議程」；這包括：把農業納入自由貿易，而不是像以往一樣繼續來保護美國農民。它們也把這新議程，推入那於1986-1993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談判（在新聞中，一般稱之為：「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這些身為跨國集團的糧農公司，極力推動起貿易與金融自由化的議程。在過去三十年來，是處於政府補貼的精密架構保護下而得以快速發展，這些集團到這時反而認為：政府那些支持農民、消費者與全國市場的種種措施，正是它們為獲取更大利潤的障礙。（註9）而新的計畫，則是想取消各國對農民與消費者的補貼。（註10）既然農民與消費者到這時已與糧食市場緊密掛勾，這些集團也就不再需要那來刻意創造這些市場的貿易補貼。這些跨國集團期望能有一個讓自己不受國家約束的世界，而得以自由的遷移到任何地方去生產，以及重新形塑尤其是第三世界消費者的消費方式。而對於這新的規則，則希望是由一些國際機構來制定與實施。

帶頭強制來把國內規則的制定，轉為國際規則制定的機構，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44年成立；但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並沒多大的作為。由於一些私人銀行與北方國家，在看到許多第三世界與社會主義政府想延緩債務償還，而它們又不想承擔這種損失下，於是想找出一條大家協調後可對此因應的方式。它們於是授權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它達成這目的。自從1982年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拜訪一個又一個瀕臨延緩還債的國度；而且提出一份：如果這國度還想要有更多的貸款、或是想來延遲償還期限，就得符合它標準的“條件”清單。既然重點是賺取外匯來償還債務，其中一個目標就是開源：來擴大出口，包括農產品出口。另一個目標，則是節流：來削減對農民與消費者、包括對糧食的補貼。這兩種措施，既可削減政府的開支（省下的經費可用來支付外債），又可迫使那些原本在糧食生產中受到保護的土地與勞動，轉移到專為外銷而生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要求的改變，又稱做是“條件性”（conditionalities）；而這一整套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其姐妹組織：「世界銀行」所施加的條件性，又叫做是：“結構調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它們也通常稱為是：“緊縮措施”（austerity measures）；這使它們在負債國造成絕大多數窮人萬分悲慘的後果（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這是短期性的）。（註11）

為了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性、或“結構調整方案”的要求，各國政府必須貶值本國貨幣；這於是降低國人的消費能力，以及讓外人能輕易收購本地的財產。它們必須把原本的公營企業與行銷機構私有化；這也使政府更難來支持全國的農民。它們必須減少或取消對消費者與農民的補貼；這於是消滅了在地農民，而讓本地或外國人可更容易轉來生產專為外銷的農產品。取消補貼，也讓人們難以再得到那以往經補貼過的基本食物，於是引發出種種新的糧食動亂；社會學者則把這稱做是：國際貨幣基金動亂（IMF riots）。（註12） 至於其他一些有財政赤字預算的國度，如：加拿大，也遇到類似的窘境；這主要是通過資本的外流、貨幣的貶值，或投資者不同意政府政策而不進場。在北方國度，既然是行銷單位與其他機構仍繼續在支持像是：小麥、乳品及其他糧食等，於是各種貿易協定就很快的難以繼續下去。這時政府就會來強制鼓勵出口，這包括：把把在地農業轉為生產可外銷的作物，來賺取美元償還債務。所以“結構調整”與其衝擊，並不僅限於南方；在北方，我們也可看到公共部門、包括農業的式微。

在「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NAFTA）與「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下，加拿大已開始轉變其原本的供應面管理結構（supply management structures）。第一階段是：“關稅化”（“tarification”）––轉由關稅來負責進口管制。下一步，則是朝著自由貿易的方向，逐步降低關稅。至於在其它方面，則是去除全國性（與各省的）管制，而且是與那把生產、尤其是牲畜的生產集中成愈來愈大的企業等同步進行。農民，不是被那些能提供產品給全美洲的巨型工廠掃除掉，就是給納入到這些巨大的生產系統。於是貿易規則與企業集團的集中化，再加上消費者收入的縮減與其他因素，都使得加拿大農民日益陷入困境。

至於墨西哥，則是在兩方面嚐到苦果。廢除村社，加上實施“結構調整方案”，以及對「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的預期效應，使得當地傳統小農直接就面對到與美國玉米農民（在美國農業補貼的保護下，早已把生產工業化）的競爭。墨西哥的農民與勞工／消費者，由於越變越窮，這也使他們轉到那日益增長的出口產業––包括：工業式、出口式農業––賺取極為微薄的工資。至於出口式農業的用地，有些以往是專為本地消費而來生產糧食的。另有些土地，則是新開發出來的；像是在索諾拉（Sonora）與新那羅亞（Sinaloa）的西北乾旱地帶。

在各地糧食日益商品化的趨勢下，墨西哥與世界其他國度，有越來越多尤其是農村出來的人，每天則忙著生產那些自己根本無法吃到的食物。他們是在為全球市場提供糧食，往往也只能食用那由世界市場運送回來的食物。像是在墨西哥，蕃茄園勞工就買不起他們為美國與加拿大市場所摘收、打包的蕃茄。他們也不能生產自己的糧食。他們會用微薄的工資去購買食物。當美國較便宜的玉米進入墨西哥市場後，他們也會去購買；即使口味不一樣，而且做出的玉米餅也與他們所熟悉的樣子不同。或是因為好奇、或是不得不如此，人們的口味改變了；跨國集團這時也在第三世界大力開發新的消費群體，提供他們能吃的起的任何食品，從可樂飲料到漢堡。（美國販售墨西哥口味的）“塔可鐘”（Taco Bell）速食店，也在墨西哥開了許多的分店；提供工業方式生產的墨西哥玉米餅，給那些脫離農村、且無法接觸那在都市中以老方式製做玉米餅管道的人來食用。“非傳統的”番茄出口，以及外食這種“非傳統的”飲食方式，都是在糧食政治經濟的巨大轉型下所造就出來的。在地農業與在地菜餚原本的連結，也由遙遠的買方與賣方之間新的依賴所取代。富裕，不再是指：在一個地方或全國的文化中，有錢人是在吃什麼；而是指：製造與銷售什麼，才會是對跨國集團最有利。（註13）跨國集團所雇用的勞工的生活方式，以及它們所勾引過來的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在許多細密的做法下全給轉變了。

在國際糧食政治經濟中這些巨大的轉變，也影響到人們的工作方式，以及人們在工作之餘的家居方式。人們是如何獲得食物？是如何準備與分享食物？是在吃什麼食物？是何時、以及是與誰在享用食物？等等，都受到糧食鏈中諸多轉變的影響。然後這些也緊密的牽扯到家庭生活的狀況。人們如何來工作？如何來吃？這也涉及到兩性關係與家庭關係。女性與男性角色的轉變，以及家庭關係的變化，也正是糧食政治經濟發生全球性變化的地方版本。當然，家庭結構是在地文化中最明確的一面。某些有關家庭的“傳統”觀念，仍舊把世界許多地方、尤其在那目前已占世界人口多數的城市地區，連結起來。

我們目前在北美洲與歐洲所習慣的“傳統式”家庭，其實是那於十九世紀出現的“養家者–家務者”（breadwinner-homemaker）家庭模式的變型。（註14）在金錢成為確保糧食的主要手段之前，在西方大多數人仍是住在一個由男性“頭子”或“老爺”當家的單戶、家族或幾戶合住的房舍中。（目前有許多農村與移民社區的家居生活與生計，仍是採用這種方式。）工業資本主義關係的興起，改變了這種糧食生產的作法––正如前面提到的––而引進了那種得用金錢來購買食物的習性。金錢，進入各家各戶，成為人們生活的中心。要想得到食物，人們就得去工作、賺錢；而不再是於自己的土地上耕種，或是在當地市集用自己手藝品或勞動服務，來換取糧食。那些花錢買糧食的勞工，成為顧客、成為商業性農民的消費者。而那些商業性農民，也成為一種新的（工業式）農業系統中的一環；靠著競爭，來販賣食物得到利潤而生活下去。

要有錢才能買食物，這也為各家戶帶來其他的變化。家庭成員得離家外出工作。此外，成千上萬的人不得不離開農村；因為他們無法繼續再維持那原本做為小農或村民時，所保有的家庭方式。他們紛紛奔向那些冒出許多新興工業的都市。在“工業革命”時期（十八到十九世紀），英格蘭的新興工業會僱傭那些願接受最低價工資的工人。許多的工業與其他業的雇主（像是：雇用私人幫傭），通常是聘雇個人（而不是全家）來從事長工時、低工資的工作。然後雇主會發現：雇用女性比男性更便宜，而雇用兒童又比女性更價廉。於是到處都出現童工；還有則是疾病盛行與許多人過早死亡。在這種新的都市環境下，很多人是極難來組成家庭的。於是冒出一大堆私生小孩，還有則是許多孩童也因父母太窮、工作過勞或失業等，而被棄養。在北美洲開始工業化後，同樣狀況也在摧殘美國與加拿大的勞工家庭；不過程度不一樣。當今，在第三世界類似的狀況也伴隨著那些由鄉間流離出來的人；而且與英格蘭工業化早期的情況一樣嚴重。

在處於這樣的苦痛，以及無法能有穩定的生活、創建安穩的家庭下，英格蘭、美國與加拿大的勞動民眾（大多為男性勞工）開始要求改變：來規範工作時數與薪資。至於議會中那些地主議員，在理解到資本主義如果是逐步的在消滅勞工就無法繼續下去時，也支持通過了那些限制工作時數的法規。對男性勞工，工作時數給限制為一天十小時，每星期工作六天半。至於婦女與兒童，工時與工作類別也受到更大的限制。這些法律，也大幅降低婦女與兒童的求職競爭；而男性，往往會透過工會要求加薪。

結果冒出了“家庭薪資”這觀念：男性的所得，得能足夠來支持妻小等全家的生活。於是在男性成立工會，爭取加薪的同時，婦女則是給趕回家，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即使有些婦女會投入有薪工作，但她們的酬勞也要低得多。在社會崩解的情況下，家庭薪資讓某種特定型式的家庭––在那種人們不是去賺“麵包”、而是賺錢去買麵包的經濟中––得以成形。（註15）而養家者––通常是男主人––則是在賺取薪資。

這種勞工階級的養家者–家務者家庭，其時是仿效資產階級的布爾喬亞家庭型態；而資產階級的傳統，又有別於貴族或大地主。布爾喬亞家庭，創造出男性、女性的分工。男人外出到新的公共領域去工作；婦女則留在家中，處理私領域的事。家庭，不再給視為是工作場所，而是成為一個丈夫可以回來休息的美好“天堂”。婦女給認為是太柔弱，不適合留在險惡的商業界與政治界（這與貴族或村民眼光中的女性不一樣）；而且認定她們最適合的角色，就是作“母親”（這也與當時貴族與農村的“傳統”迴異）。當然，布爾喬亞家庭會有傭人、有時會雇一群傭人來做各種家務。至於勞工階級家庭的結構，可是無法仿效這部分；他們本身不是身為布爾喬亞家庭中的傭人，就是成為它們開設工廠裡的雇工。但男性（丈夫）倒確實是外出工作，而婦女（妻子）也的確是留在家中。在勞工階級的家庭中，婦女是沒有傭人的協助，而得親自去購物、作飯與育幼。在某種意義上，她本身就是僕人；但從未有因作家務勞動而來的工作報酬。

事實上，家庭薪資從來也沒真正能為養家者提供足夠的收入。只有少數的人，才可獲得足以支撐全家生活較高的薪資。許多女性，即使在婚後，還是得外出賺錢。已婚婦女的工資，給視為是“針線錢”（pin money）；家中的主要收入，還是來自丈夫（即使是沒有老公）。這只算是一些額外的家庭貼補。單身、離婚或喪偶的婦女，不論是否有小孩，也得靠工作來養活自己；但她們的工資，永遠比男性來的要低––通常只有男性工資的三分之一。至於勞工的工會呢？它們不但沒堅決支持女性與男性同酬，反而是把婦女排除在工會之外。（註16）女性不但沒能從不公義中脫身，反而是被迫陷入那種依賴與窮困兩相交加的處境。這可是家庭薪資運作中一個致命的缺陷，因為雇主總是會用更低的工資來僱傭婦女。

於是家庭薪資，針對早期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貧窮與不穩定狀況，只是個很片面、不平等“解決辦法”。這也是個陷阱，讓男人在家中與在勞工市場上，與婦女相敵對。從道理上來說，男性應會支持女性也有相同的工資；如此一來，就可減少雇主會雇用更低薪的婦女。但事實上，男性反而是把女性排除在工會之外；而且合力來防止她們進入高薪的工作。低工資，使得女性不會想為賺錢去工作，而更願意留在家中照顧家庭。女性，無論是有償、無償勞動，因此成為是被雇傭男性的無酬支援者。只要某些產業能維持穩定，而且能維持工會與雇主間的排他性合約，這些勞工就可企望、甚至是獲得一份家庭薪資。這種家庭薪資的作法，隨著工業化的擴散，也以不同的方式深入與流傳到許多國度；而且一直到1960年代，它地位是穩如泰山。它，也成為一項“傳統”。

到了1950年代，家庭薪資已成為在北美洲與歐洲一些像是：汽車、鋼鐵等產業中的標準。到這時候，一切也開始制度化。有關那些關鍵的工作職位，或是由工會與雇主來協商，或是由最低工資法規與政府其他的政策來管制。不同的薪資率，仍存在於男性、女性之間。（這個工資差距，也激發起1970年代女性主義運動主要爭取的目標：同工同酬）。家庭薪資，主要是基於來保護那生活較穩定的“核心”勞工。在加拿大、美國與墨西哥，這些勞工都是當地出生、歐洲後裔的男性。至於新移民、原住民與婦女，大體上是無法進入這些關鍵性產業部門。因此這段時期，在工作與薪資制度上是有種結構上深根蒂固的性別與種族歧視。然後到了1970、80與90年代，雇主面臨利潤下降、並嚴肅來考慮壓低工資時，他們則是靠著招聘有色人種的女性、男性，來削弱家庭薪資制度。他們靠著“重組”或遷移產業，來達到目的。

1970年代，在糧食部門的工作也開始“重組”；只是這種“重組”，同樣的是在鑽家庭薪資制度中的漏洞。婦女與青少年等邊緣勞動力，都給推去做“彈性的”工作；而且比男性更低價。這種“彈性化”，改變了工作與就業的性質，也轉換了在工作場所與家庭生活中的兩性關係。而雇用婦女與年輕人會到生產出口作物的農園、或速食店––巴恩特（Deborah Barndt）所說的“加工區化”（maquilisation）與“麥當勞化”（McDonaldisation）––去工作，這也破除了那“傳統的”家庭／工作聯結。它逆轉了那養家者–家務者家庭、以及家庭薪資等傳統。當今，人們又再度面臨那大家都在競爭謀求工作，女性比男性工資更低，而青少年、甚至童工比女性更便宜的世界。這結果是削弱了工會，降低了男性的工資與就業機會；最後則是傷害到每個人的經濟。

在家煮飯做菜仍然是“傳統”家庭中女性所該做的。可是食品業、尤其是餐飲服務業的擴張，也分別以兩個階段滲入到這原本是市場未能觸及的領域。首先是：在1950與1960年代，那“持久性”貨品，如：電冰箱、冷凍櫃等，與“持久性”食物商品，如：冷凍食材與冷凍餐點等，也讓市場勢力打入每個家戶的飲食方式。在二戰後，女性又退回到處理家務的角色；但家庭主婦這時也添了個新的身份：家庭用品的消費者。這為許多女性省下了時間，但她們也成群的進入受薪的勞動工作。其次是，餐飲服務業自1970年代後日益興盛，這也為在外就業的婦女與年輕人提供個別享用的熟食；而取代了在家做菜、吃飯。在外做餐飲業來賺錢、而不是在家中做飯，以及外食、而非在家中烹煮等，也把食物捲入到更深的市場關係中。於是，“傳統的家庭倫理”––表現在全家共餐上––也讓位給那各自打點自己生活的方式。家庭成員，尤其是在餐飲零售與服務業的人，由於工作時間長、彈性輪班；也只好各自去外購餐點。

家庭與貿易這兩項“傳統”的起起伏伏，都是相互扣合著的。養家者–家務者家庭方式，是隨著那組織起生產的市場、與負責消費的家庭等兩者間的區隔而興起。現在它們也正共同的在改變。這種歷史考察的做法，有助我們看清那分別穿插在貿易與家庭這兩歷程中一重要的錯覺。“發展”這想法，聽起來很正面；但它卻也掩蓋住那造成許多負面作用的複雜變化。在作法上，“發展”往往是指：深化市場交易。從經濟來考量，這通常是正面的：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多的貨品；因此，也生活得更好。

但我們應具體來看這種情況。如果是在家中製作一個漢堡，在經濟上只會把食材給算進去。如果一個以前在家中做漢堡的人，現在是跑到賣漢堡的麥當勞工作，那麼製作與購買漢堡，也給算作是對全國經濟有“生產性”貢獻。但這都是動用到同樣的人力，而且是製造同樣數量的餐點。（註17）我們想回頭問的是，這些工作與餐點，在由麥當勞來製做時，會比母親無償的在家中製作，更能提升生計？而往前問的是，那在麥當勞、而非其他方式所製作與享用的餐點，更能提升生計？

在這樣想之後，我們也可追問：讓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物品都給捲到市場交易中，這是否會是達到更好生活的最佳方式？那些跨國集團雇傭人們在糧食鏈––由農地到餐桌等––所有環節上製作餐飲的作法，也正是在摧毀貿易、工作與家庭結構等老式的“傳統”。其實，這老方式很多方面給毀掉，也未必會令人遺憾。事實上，在糧食部門所開創的低薪工作與彈性工時，與打破全國性的糧食部門，是有可能的；這是因為家庭制度上的漏洞：讓婦女在家作無償勞動，以及因國際系統中的漏洞：讓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度的人持續貧困。跨國集團理所當然的會把握機會，來販售以前沒賣過的產品；而且找到各種可更便宜生產的產品，可銷售更廣的方式。跨國集團在追求更廉價勞動力與更大市場的同時，也會要求改變國際規則，以便更有助於它們的流動性與擴張。如此一來，我們作為勞工與消費者，在飲食方面也就更依賴那些跨國集團。

當今，最具全球性的餐點，應數漢堡。（註18）雖往往給認定是美國的“傳統”，漢堡其實在美國文化中要比“米老鼠”（Mickey Mouse）還出現的更晚。它的前身，則是包括在德國一些地方所食用的碎肉餅，以及在美國北歐後裔所聚集的一些鄉鎮，於舉辦遊園會時所出現各種變化的肉餅。（註19）一般來說，漢堡包與牛肉，主要是源自歐洲的農事與菜餚，而它本身則是那更廣泛的地中海文化的後代。至於漢堡會流傳開來，這是與速食業的興起相並行的。這些也標示了那在生活上的變化：由全家共餐，到個人個別的外食。

最近有份雜誌上的廣告，也顯現跨國集團在主導飲食變化中，所產生的綜合效應。給小女孩一個布娃娃，讓她來學做媽媽；在人類許多的社會中，通常是以這種方式來讓女孩學習的。那麼她到底從這個布娃娃身上學到了什麼？娃娃圍了件“快樂兒童餐”（Happy Meal）的圍兜，她在餵娃娃麥當勞的漢堡、薯條與奶昔！另一個布娃娃可能教她用乳房或香蕉泥來餵育她的嬰兒。但她學習用來餵小孩的食物，竟然是從麥當勞買回來的。廣告中的女孩，直到不久前，都是金髮碧眼的。在這雜誌中，由她的黑髮與黑眼珠，一看就可知道是個墨西哥女孩；而她原本熟悉的食物，應該是（來自農村、而非“塔克鐘”速食店的）玉米餅與豆子。這是一家玩具公司透過麥當勞來把它的產品賣給兒童；而麥當勞也藉機大肆推銷它的企業式餐點。那些會買這種玩具的父母，其實也正在支付那鼓勵小孩來買這企業式餐點的廣告！正如在這份雜誌上所看到的，企業集團在製作與銷售餐點上越來越國際化；它擴展到全洲，甚至到全球。

正如“快樂兒童餐”娃娃所顯現的，漢堡不只是美式食物，它也更是種企業集團式食物。它是那些跨國企業所推動的全球化計畫的一環，來取代那曾以美國為中心的、由各國政府來管控自己“發展”的“傳統”計劃方式。企業式漢堡，標誌著那到1970年代之前已成為“傳統”、而行之經年的：（男性）外出工作、無償（女性）準備全家餐點等方式的轉變。速食店漢堡，也標示著由那原本以美國為中心的糧食生產，轉向到那些逃脫政府掌控的，靠著與農民契作食材、而且開創行銷市場的跨國集團世界。企業式漢堡，是由那些臨時、兼職的勞工，在為那些於解除管控市場中外食的人所製作的。而這些新的勞工群體與新的消費群體，往往又是同一批人；他們這時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也變得更少了。“工業式”製作的食物，是熟食，可讓人立即就吃的到；而且人人都是“隨意的”在吃––任何時候都可吃到，而且經常是在那無所不在的速食店中用餐。跨國集團正在為一個多樣文化的世界，開創出一種新的全球性“傳統”。

伴隨著這種飲食改變而來的新的生產與貿易式樣，也引發出新的不平等關係。那些一年四季都會出現的新鮮蔬果，目前已是增長最快的“非傳統的”出口貨品。像是墨西哥的蘋果、加拿大的芒果等奇花異果之類，它們的新興市場從一開始就是全球性布局。至於投入這行業工作新的勞工群體，尤其是婦女，他們給雇來照料與加工如：番茄、草莓等單一作物；而這些農地，原本都是農民用來生產在地的糧食。而這些勞工在這時，只有更少的時間與更少的食材，來製作自己“傳統”的食物。他們幾乎沒什麼錢，去購買那由跨國集團像是：在墨西哥的“塔克鐘”速食店所製作的墨西哥風味的食物，或是去享用漢堡等進口的企業式食物。一種新的式樣冒了出來：本地公司會與那些跨國集團簽訂合約，來僱傭不同的勞工；而這也帶來家庭生活的重整，改變人們的飲食習性與文化。這也就是席娃（Vandana Shiva ）所說的：西方地方性知識的全球化。而一個真正的世界性文化，則應是讓許多在地的文化能夠並存，而且是能互相尊重的來做交流與學習。（註20）

這種種在工作、貿易與家庭生活上新的現成式樣，並不是唯一的方式。事實上，它們也帶來了許多的問題；像是：剝削勞工、傷害環境、健康受損，以及破壞社區生活與在地文化等等。而這也在各地引發出反對的聲浪與種種生存策略。至於那些相對於跨國集團化的另種出路，必須是在地、而且是因地制宜的。但它們也不是孤零零、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另種出路沒有關連。它們的成敗，取決於個別之間的連結策略，與建立起跨地區的相互支援。這些努力，也需有別於那目前正橫掃全球、解除貿易與投資管制的新國際遊戲規則；因這種做法，只會增進跨國集團的“自由”，卻犧牲掉民主制度、社區，以及糧食的生產者與消費者。這些團體組成許多新的聯盟，在關注：糧食保障、環境惡化、勞工權利、婦女與衛生等議題的同時，也正籌畫一套能讓大家更公平、更民主的新規則。

當然，還是有很多在地的、區域的與全國的另種出路，有待確認與做連接。一開始，我們可由過去、以及向其他人學習，來覺察到：到底是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那些“傳統“又是如何冒出來的？以及未來可能的做法？等等。至於那逐步的從以農業為主的系統，轉到以糧食為主的系統：大多數人給雇傭去賺錢購買食物的方式，也開創了許多的可能性。例如，社區協力農業（CSA）就是種把農民與食用的人相互連結的新方式。其中一個做法就是，食用者事先預購作物，去農地協助農務，以及學習去享用那適地適種所生產出的食物。而加拿大的農民，即使面臨著失去政府種種保護措施、但是在顧客的支持下，也可更來留意：種什麼才是對土地有益的？也可發展出新的生態農業知識，以及開創出更多靠土地維生的機會。他們也可以試著種植適合新移民菜餚的作物。另外，像是社區廚房的做法，它不只是墨西哥的社區在失去政府保護後，所發展出的一種自力更生的生存策略；它也可成為加拿大多元文化社區的榜樣。

在農業與飲食的作為，我們有很多可向墨西哥學習的地方。但諷刺的是，正當加拿大人越來越覺察到需要把我們的糧食系統在地化時，貿易自由化與那些有關土地與勞動法規的修改，也正威脅墨西哥那些長期來都與在地生態系統相調和的自主社區。我們在學習拉丁美洲社區廚房的經驗，但我們也需瞭解那些支持農民與農村的法規與種種做法；並學習以明智、可持續的方式來善待土地。（註21）在特別是對年輕人而言，失業日漸增長、與在城市生活日益困頓的時刻，如果能朝向更多勞動密集––也是更多的知識密集––的農業，來支撐生活並提供食物，這似乎是個很好的做法。墨西哥土地與勞動的許多作為，或需要改變；但全盤採用有諸多問題的工業式農糧運作，也非明智之舉。它也剝奪了我們在加拿大一個可參照的案例。

至於由購買食物著手，也是另一種做法。諸多食物消費合作社，甚至是地方政府，也可透過購買糧食（像是為學校、醫院等購買食材），來支持在地、有益環境的農耕。個別的人也可以通過參與像是由“樂施會”（OXFAM）等組織所主辦“公平貿易”，直接向其他國度的生產合作社購買。另外像是籌辦與支持在地的活動（像是：“好食物箱”（Good Food Box）、農民市集，使用在地食材製作的加工食物等），也有助人們獲得用永續方式生產出的康健食物。那些會支持起在地培力、而非掏空民眾力量的國際規則，也可讓各層級的社區，組織起自身力量，處理自身的事務。至於在那些自治社區之間的協調，這包括尊重一區域對另一區域的影響，也更能反映出民主、正義與永續；而非目前那只急著奔向跨國企業的自由。

我們得記住：“傳統”，是如何、何時開始轉變的。察看歷史，有助於我們來追蹤這些的變化，來分辨叉路，來掌握那在社會生活中大大小小層面之間關聯；以及來明白：我們一個小小的、即使是不經意的決定，在目前邁向未來之際，也會引發到不同的方向。如果我們清楚自己的選擇，那麼每個人都可貢獻一己之力，轉向那人人都可走上的康莊大道。▋

註釋：

註9.Harriet Friedman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Food（糧食的國際關係）,“ in Harriss-White and Hoffenberg, eds., Food, 174-204. 此篇文章也刊於： New Left Review 197 （1993）, 29-57.

註10.McMichae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發展與社會變遷）, 145-178.

註11.參閱：Michel Chossudovsky, The Globalisation of Poverty： Impacts of IMF and World Bank Reforms（貧窮的全球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改革的衝擊） （London： Zed Books and Penang, Malaysia： Third World Network, 1997）.

註12.John Walton and David Seddon, Free Markets and Food Riot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自由市場與糧食動亂：全球調整的政治） （Oxford： Blackwell, 1994）, 37-50.

註13.Marvin Harris, Sacred Cow, Abominable Pig： Riddles of Food and Culture（聖牛、劣豬：糧食與文化的謎題）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5）, 120-129.

註14.Bonnie J. Fox,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eadwinner-Homemaker Family（養家者-家務者家庭方式的興衰）,“ in Bonnie J. Fox, ed., Family Patterns and Gender Relations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7-158.

註15.Jane Humphries,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Women's Liber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勞工階級家庭，婦女解放與階級鬥爭：19世紀英國史的案例）,“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9 （1977）, 25-42.

註16.Martha May, “Bread Before Roses： American Workingmen, Labor Unions and the Family Wage（麵包先於玫瑰：美國勞工、工會與家庭薪資）,“ in Fox, ed., Family Patterns and Gender Relations, 135-145.

註17.這是Marilyn Waring於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如果女性也算進來：一個新女性主義的經濟）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90）中的推論.

註18.George Ritzer, in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社會的麥當勞化）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1993）, 以麥當勞的漢堡為例子，來顯示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種種巨大的變化.

註19.Harris, Sacred Cow（聖牛）, 121-122.

註20.Shiva, Monocultures of the Mind, 61—62.

註21.參閱：Colin Duncan, The Centrality of Agriculture： Between Humankind and the Rest of Nature（農業為主：在人類與大自然之間） （Montreal： McGill-Queens, 1996）; David Ehrenfeld, Beginning Again： People and Nature in the New Millennium（重新開始：新千禧年中的人類與自然）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本文譯自：Harriet Friedmann：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od： Rethinking ‘Tradition“. 2010.06.Harriet Friedmann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社會學與地理學教授，也是“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