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糧食危機到糧食主權：社會運動面臨的挑戰​

■埃瑞克 歐特-吉孟涅茲（Eric Holt-Giménez）．小草 譯

目前，那歷經數十年醞釀而冒出的全球糧食危機，正是一種對資本主義式農業、對那些支配世界糧食系統的壟斷集團赤裸裸的告發。那種（透過壟斷投入品產業、工業式農耕、加工業與零售業等）工業式糧農複合體，在製造這些危機時所扮的角色，以及那由世界多邊機構與帶頭工業國度提出利己的新自由主義解決方案，都受到更關注經濟衰退、勝於糧食危機的人普遍的懷疑、失望與漠視。而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方針，也日益受到被這危機衝擊最大的群體：全世界小農戶所抵制。

針對糧食危機，「世界銀行」（World Bank）、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糧農組織”）（FAO）、「國際農業研究顧問團」（CGIAR）與大型慈善團體等，也紛紛提出各種解決方案；建議起像是：加速生物科技的普及，振興“綠色革命”，重新實施「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條件性貸款”，以及透過簽訂多哈“發展回合”（Doha“Development Round”）貿易協商，讓「世界貿易組織」（WTO）目前已散解的力量再度集中起來等等。這些機構接受資本的指令，想要來在對既定的世界糧食運作結構不會造成實質變更的狀況下，減緩饑餓、化解社會不安，並減少全世界小農生產者整體的數量。但是這些新自由主義策略，倒是與那呼籲在農業上採用生態考量作法（生態農業）與糧食主權、而且想轉換目前整個糧食運作系統的全球各地小農聯盟與民間社會組織，產生明顯的對立。近年來，於羅馬、北海道與馬德里等地高峰會中出現的衝突與抗議宣言，人們日益對工業式農糧複合體的抵制，以及那些爭取生態農業、土地改革、糧食正義與糧食主權等各種運動的政治性匯聚等等，都顯示出：糧食危機，已成為對我們糧食運作系統未來命運一場階級鬥爭中的焦點。

去年（譯註：2008年），全世界饑餓窮人的數目破了紀錄；但在同時，農作物的收成、與世界主要農糧企業的利潤，也遠遠超過以往。在利潤暴漲與大量豐收的同時，飢餓的人口卻遽增起來，這矛盾也引發出數十年來少見的“糧食動亂”。在墨西哥、摩洛哥、茅利塔尼亞、塞內加爾、印尼、伯基納法索、喀麥隆、葉門、埃及、海地，以及其它二十來個國度，也因糧價暴漲，激發起各種的抗議。2008年6月，「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全球糧食價格在過去三年來上升了83%；聯合國「糧農組織」於它世界糧食價格指數中也舉證：在9個月中，糧價就漲了45%。（註1）即使期貨的價格也因世界經濟衰退、以及投機資本減少押注期貨而有所跌降，但糧食價格仍居高不下，也應不會退回到危機前的水平。

這種全球普遍的糧食抗議，並不只是飢餓民眾的瘋狂“動亂”。那些抗議高糧價的憤怒示威，都是在以前是有糧食剩餘、而政府與業界對民眾的困苦沒做回應的國度中爆發出來。在某些地方下，飢餓民眾只想從貨車或商店中獲得食物。在看到社會騷動的幽靈日益變大下，「世界銀行」也宣佈：如果沒有大量、立即的糧食援助，南方國度會再有一億人口加入全球持續擴張的飢荒行列。（註2） 這種強烈的警告，立即引發農糧業界想起馬爾薩斯的魔咒，而發出一連串產業豪語；說是要釋放出新的、經過基因改造的高產、“能抗天候”（climate-ready）、“增強營養”（bio-fortified）的種子。而「世界銀行」也呼籲要在農業上推行“新政”（“New Deal），並炫耀的拋出一個12億美元的緊急貸款。至於聯合國「糧農組織」，也請求（但沒成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各國政府每年融資300億美元，來恢復發展中國度的農業。至於那超級–慈善家：比爾．蓋茨（Bil Gates），也邀請跨國企業跟著他一起進入這“創造性資本主義”（creative capitalism）新的時期；他也保證他那新的“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AGRA）），將可為400萬貧窮農民提供新的種子與肥料。

依據「糧農組織」的報告，2007年那收成破紀錄的穀類，到2008年實際上是可遠遠餵飽全球所有的人口，至少是當年糧食需求的1.5倍。過去二十年，糧食生產是每年超過2%的數量穩定上升；而人口成長率，則每年降到了1.14%。因此，就全球整體來看，人口增長不會超越糧食的供應。在全世界處於飢餓的人口中，有90%以上是因為太貧窮，而無法買到足夠的食物。高糧價之所以會成為問題，正是因全球近一半、約30億的人口，都是貧窮、或處於窮困邊緣。在發展中世界，約有一半的人口每天賺不到兩美元（譯註：約台幣60元）。其中又有約20%人屬於“赤貧”，每天收入低於1美元。（註3）至於許多給正式歸類為“窮人”的人，往往又是那些很難取得土地與水源、也無力在全球市場上做競爭的自食自力的農民。 （註4）再加上把大量的穀類與搾油作物，轉用為那在新興經濟中日益增長的工業式飼料，以及把農地與水源用來生產“綠色的”生質燃料，這也造成許多基本糧食在市場上極為緊張的狀況。

令人一點兒也不意外的是，糧食危機反而替世界主要的農糧壟斷企業帶來暴利。2007年最後一季，世界糧食危機開始爆發，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的收益，跳到42%；孟山都（Monsanto）達到45％；而嘉吉（Cargill）則有86%。嘉吉的子公司：馬賽克肥料（Mosaic Fertilizer）的利潤，則上升到1,200%（註5）。

在北方工業化國度，那種不斷集中的利潤與市場的勢力，也反映出南方國度失去自身糧食的生產能力，以及飢餓人口的上升。即使人們經常會說到“綠色革命”所帶來的增產，即使過去數十年所推動的各種發展計畫––最近一個，則是那曖昧不明的“千喜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但人均饑餓率確實是在上升；而地球上處於極度饑餓的人數，也從1986年的七億，持續增加到1998年的八億。（註6）到目前，整個人口數已超過十億。五十年前，發展中國度每年農業貿易的順差是十億美元。在經過數十年資本主義發展、與工業式農糧複合體的全球性擴張，南方國度的糧食赤字激增到每年110億美元。（註7）至於低收入、糧食赤字國度的穀物進口帳單，目前已超過380億美元；而“糧農組織”也預測：到2030年，將會增加到500億美元。（註8）這種從糧食自給自足轉到糧食依賴情況，是與那對全國糧食系統的殖民、與摧毀小農農業等相並行的。

過去半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式農業的擴展，不斷在打擊全世界的小農；透過圈地、驅逐與徹底掠奪等粗暴做法，來搶奪他們的土地、水與物種資源。“綠色革命”、「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以及全球與區域性貿易協定等，也引發了農民之間的分化與去農民化（譯註：像是農民轉業、或是流落到都市，農民整體數量減少）。（註9）在穀類與油菜子生產增加四倍的同時，卻也看到農民產品的售價在持續下滑。（註10）而這又與那在世界糧食系統中，不斷集中在做垂直與水平整合的產業趨勢相並行。像光是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與嘉吉這兩家公司，就抓住全球穀類貿易總量的四分之三。（註11）至於那前三名的種子公司：孟山都、杜邦與先正達，則控制全世界商業種子市場的39%。（註12）

然而，全球高度的都市化，並沒有擊敗那頑強的“農民的存續”。（註13）不論這是因一直以來都會有新的家庭式農園，不斷在取代那些因工業化而被淘汰的農戶， （註14）或是因世界絕大多數農村中的窮人，“除了農耕，幾乎是沒有其他的出路”；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儘管有大量農民遷徙出去，以及農民所持有的土地急遽變小，但在南方國度，過去40多年來農民與農戶的絕對數量，一直是維持相當穩定的局面。（註15）在南方國度，小農戶仍為當地提供許多的糧食；像是在非洲一些國度，當地農戶就提供高達90%的糧食生產。（註16）

而這種去農民化與再農民化（re-peasantization）的混雜，也造成轉種農作物、各種混雜的生產方式，以及高度依賴非農業收入，與匯款回鄉。這些過程主要的特徵，是生產形式、生計策略與政治訴求的改變。在想重新來弄清楚“農民問題”時，阿拉吉（Araghi）（見附註9）指出：這不只是歷年來對土地的期盼；這也包括了小農當今所遇到的，與跨國、被驅離狀況等相關的要求，像是：住屋與無家可歸、非正式工作、遷徙、認同、環境，以及日益饑餓。

就南方國度的土地改革運動（agrarian movements）來說，小農戶在面對多方攻勢下想要來應對，以及想在基於生計上的諸多需求而能於政治上動員起來，這可是個挑戰。這也同樣是北方國度那些想保衛家庭農園、想用永續生產方式來對抗大型工業式農業擴張的團體所得面對的問題。十年前，一些農村社學者就感嘆：缺少一“基本的想法…得以來統合起”永續農業運動；他們也指出：倡議者有必要來組成各種聯盟，來推展那可向降低政府管制、全球化與農業生態系統惡化等作法來爭鬥的農糧運動。（註17）在當前的糧食危機下，那主要是由農民自身發出的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呼籲––簡單的說，就是民眾對糧食運作系統的自我治理––倒有可能發揮這種政治作用。

首先是在1996年，由一國際農民聯盟：“農民大道”（La Via Campesina）提出了“糧食主權”想法，而且將之界定為：“民眾擁有在透過生態與可持續方式生產出康建、與文化相應的糧食的權利；他們擁有界定自身的糧食與農業運作系統的權利。”也因此，糧食主權提出：是民眾、而非壟斷集團，才能擁有決定我們糧食的權利。糧食主權，也比“糧食保障”（food security）這觀念來的更深刻。因為它所主張的，不僅僅是保證人人能有食物；而且也是保證能對自身的糧食運作系統––由生產、加工，到分配、行銷與消費等––來做民主的掌控。雖然主要是針對全球南方國度，來致力於重建全國的糧食生產，來協助農民保護他們原本的種子系統，避免基因改造體的入侵，以及協助能在城鄉的社區之間建立起直接行銷的系統等等。但糧食主權的目標，也是來民主化與轉換我們目前的糧食運作系統。

幾十年來，全世界家庭式小農、農村婦女與農村社區，也都在抵制那對他們原生種子的破壞，以及努力來種植多樣的作物、保護自己的土壤、保育在地的水源與森林，以及建立起在地菜園、市場、商業，與那以社區為主的糧食系統。事實上是有很多高產、公平與永續的另類做法，可來取代目前工業式作為與那挾持全球糧食的壟斷集團；而實際上，也有千百萬民眾致力於這些另類的做法。（註18）與一般思維相反的是，這些做法可造成極高的產量；而且可輕易的養活那預計到本世紀中葉全球90億以上的人口。（註19）

那些與拉丁美洲“農友互助”（Campesino a Campesino）運動、與在非洲協助農民帶頭投入永續農業的非政府組織網絡：“參與式土地使用經營”（PELUM）、以及與亞洲“農民田野學校”（the Farmer Field Schools）等合作的小農戶，也開始透過在千千萬萬公頃土地上，採取高效率的生態農業管理手法，來回復枯竭的地力，提高產量，保育環境。這些做法，也讓他們相對於工業式農糧系統，保有自己當家做主的重要條件；以及增強他們在環境與經濟上的復原能力，緩和他們面臨那由氣候引發的災難與市場波動。

但這些致力推動土地改革的農民組織，同時也是一直在忙著對抗那新自由主義的攻勢。（註20）正是因工業式糧農系統的擴張，造成小農戶的流離失所，以及讓他們轉成都市勞動市場的後備軍；這些農民組織，於是也開始擴展它們跨部門與跨國界的工作。這些運動在內容和規模的全球化，一部分是來應對那日益強大的資本圍堵；另方面也是種策略性作法，來投入全球性倡議。如此一來，這些新的跨國土地改革運動，在它們那要求土地改革呼籲中，也結合了社會、環境、經濟與文化的議題。

由這種種趨勢，我們可區分出兩股潮流。其中一股是由農民自己的團體與聯盟所形成；它主要專注在倡議新的土地改革；像是：“農民大道”。另一股則是由那些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小農戶所組成；它們工作的重點，是發展永續農業；像是：“農友互助”運動。由於這些潮流各有不同政治與機構的源起，以致於有時候會造成相互間的矛盾、競爭，甚至是敵對關係；尤其是在那為農民福祉、努力推動各種項目的非政府組織，與那致力於推展自身計畫的農民團體等兩者之間。儘管如此，不論是於在地農園或國際的層面，在農民團體目前對土地改革的需求，以及那需更多小農投入永續農業來謀求生存、且來擴大其組織的社會基礎等兩方面，已很清楚開始有種相生相成的關係。而糧食危機，或可將這兩種運動匯聚在一起。

1993年，全球各地的農民帶頭人仕在比利時的蒙斯（Mons）相聚，參加一個由荷蘭非政府組織所舉辦的政策研究會議；而這非政府組織，又是與大型、北方國度農民所主導的「國際農業生產者聯盟」（IFAP）相結盟。整個結果，反而是冒出了另外一個國際農民運動：“農民大道”。至於會形成這種由小農帶頭的國際農民聯盟，也標示它與以往由大型生產者所主導的農民聯盟、以及與那只關注小農農業生產的非政府組織等的決裂。蒙斯宣言，明示出小農在鄉間生存的權利；各族人民享有康健食物的權利；以及各個國度擁有決定自身農業政策的權利。（註21）

從一開始，“農民大道”就把主要的目標設定為：制止“新自由主義路線”（neoliberalism）；以及依照“糧食主權”想法，來建立起另類的糧食運作系統。它主要是由南美、北美洲與歐洲的一些團體所形成的。但到後來，卻也擴展到全球79個國度、150個以上的鄉間社會運動；這包含了非洲12國度，以及南亞、東亞諸多的農民團體。“農民大道”，與那由大農所組成的「國際生產者聯盟」不一樣；它的組成幾乎全是邊緣化群體： 無地雜工、小農、收益分成的佃農、畜牧農、漁戶，以及都市邊緣的窮人等。

“農民大道”也成功開創出自身的政治空間，而得以在其中來宣揚“糧食主權”的綱領；它呼籲：「世界貿易組織」撤銷農業談判，伸張女權，推動永續農業，禁止“基因改造體”（GMOs），以及土地重新分配的改革等等。這個運動，也在由西雅圖到香港所舉辦的數屆「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時，發動起各式抗爭活動。它也於200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所舉辦的“農業改革與鄉間發展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arian Reform and Rural Development）中，帶頭發動討論議題；以及對那由「世界銀行」所推動、市場導向的土地改革計畫，進行有效的反擊。

“農民大道”也向那種針對糧食危機而作制式回應的方式，提出極為嚴厲的批判。在那場於西班牙馬德里為糧食危機舉辦的“高階任務”（High Level Task force）會議中，“農民大道”發佈一份申明，要求： 要想解決糧食危機，首先就得完全脫離那正是造成糧食危機的機構（這是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農業研究顧問團」）的制式回應方式。這份申明，也再度伸張“糧食主權”的呼籲；而且要求：制止那為生產工業式農作燃料與外銷農產品而出現的土地掠奪；並且也呼籲國際社區拒斥那（新的）“綠色革命”，以及支持聯合國“為發展的農業知識、科學與科技的國際評估”（IAASTD）的報告。這份極具份量的評估，是由聯合國五個機構與「世界銀行」所支持；而且由80餘國度、400多位科學家與發展推動專家來認可。這份評估，也總結到： 有迫切必要來增加與強化進一步的研究，以及依在地的農藝、在地的原生種（germplasm），以及由農民管理的、在地種子系統，來採用適合在地的、民主管理的生態農業生產方式。

農民相互協助他們的弟兄，也因此就是來自助……而不必依賴技術專員或是銀行，來找解答：這就是“農友互助”。～鞏薩萊茲（Argelio Gonza´lez）, 聖塔．路西亞，尼加拉瓜。1991。

上面所引述的，是一位農友對30年來在拉丁美洲那種由農民帶頭、朝向永續農業的運動的看法。“農友互助運動” （El Movimiento Campesino a Campesino），是由十幾個國度、成千位務農兼推廣工作的農民／推廣員（promotores）所組成的。

“農友互助”運動，始於1970年代初期；它發源於瓜地馬拉高原、生態脆弱山坡地的原住民小農之間一連串的鄉間項目。馬雅族（Maya）小農，在一些進步的非政府組織協助下，透過採用多種簡單的小型試驗，發展出改進農業的方式；然後再經由農民帶頭的工作坊，與其他農友分享各自新的發現。既然他們的產量不算高，於是就把精力集中在那農業生產中最常遇到的問題上：土壤與水。光是憑著在土壤中添加有機質，以及調整一些水土保育的做法，他們的收成往往可增加到100-400%。這些立竿即可見影的具體成果，也引發農民更大的熱情；大家也變得有信心。而不用冒著太大的風險，不會傷害環境，以及不需靠著那隨著“綠色革命”而來的經濟依賴，來改善自己的農業。一些初步的肥料製作、水土保育，以及選種的方式，不久即發展成“一整套”精緻的永續農藝，以及那包括了： 綠肥、多樣作物、綜合式蟲害管理（IPM）、生物式雜草控制、造林，與在農園與分水嶺的農作多樣經營等生態農業管理方式。

這種由農民自行開創農藝，在農友間交換經驗的快成效、低成本方式，也很快的由一些致力農業發展的非政府組織所採用。有鑒於“綠色革命”在中美洲並未能改進小農的生計；再加上1970、1980年代在整個地區冒出的革命烽火與強烈鎮壓，這也促成後來“農友互助”運動出現的條件。當地小農在遲遲等不到信貸、種子、推廣服務及行銷市場等情況下，也開始放棄對政府的期望，轉為向非政府組織尋求農業協助。而那在1980、1990年代所推出的（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SAPs），也使小農的處境更加惡化。在這種狀況下，“農友互助”運動反而變得快速發展；它透過一些非政府組織，擴散到美洲成千上萬的小農身上。（註22）雖然這個運動不斷的被一些國際農業研究機構貶抑為：“缺乏科學根據”、“製造對永續不實的說法”；但是中美洲在1998年經米奇颶風（Harricane Mitch）橫掃過後，也有將近2,000名“農友互助”運動的農民／推廣員，在做科學調研；而且證明了他們的農園，要比鄰近那些採用慣行方式的農園，明顯的更具有復原力與永續性。（註23）

“農友互助”運動中最為成功的一個例子，是在古巴。由當地農民帶頭的生態農業作法，使得古巴農業由高度的外部投入、大規模的生產，轉成小型、低投入、有機的運作方式。這種轉換，有助古巴來克服它於蘇聯崩解後，在其“特殊時期”（the Special Period）（譯註：1990年代上半葉）所面對的糧食危機問題。古巴的“農友互助生態農業運動”（MACAC），是透過它“全國小農協會”（ANAP）而得以推展。至於這個“生態農業運動”能夠運轉，也是因它本身是處在一特定結構性環境中：古巴諸多的農業研究站與農業大學，都致力在發展生物肥料（bio-fertilizers）、綜合性蟲害管理，以及其它諸多的農藝，來推廣那低度外部投入的農業。農業改革，也給授權、下放到集體單位或合作社手中；而且是讓小農直接來掌控耕種與行銷的做法。在城市與鄉間的農民，可容易的獲得農地、信貸與行銷市場。（註24）在八年期間，古巴就有100,000以上的小農戶，加入“農友互助”運動。而在墨西哥與中美洲，這運動得要近20年才能達到這種成績。（註25）

這種農友互助的農業發展方式，已由那些致力生態農業發展的非政府組織，推廣到全世界；這也引發更多由農民帶頭、有成效的生態農業農藝做法（一些國際性農業研究機構，也採納了這運動中許多方法）。在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所發展出的“稻米強化系統”（The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SRI），則是讓每公頃農地可生產出八公噸稻米；而這方法，也推廣到二十來國度、數百萬小農身上。（註26） 至於對那17個非洲國度、包括73萬農戶的45項永續農業項目的調查，也顯示：永續的生態農業方式，改進了糧食生產，以及農戶的糧食保障。在這些項目中，其中的九成五，穀類的產量增加了50-100%。（註27） 一項關於非洲大陸有機農業的調查，也顯示：小型、現代的有機農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sub-Saharan Africa）廣為盛行；這也造成產量、收入，與環境等明顯的改進。（註28） 在非洲東、南方九個國度中，有170多個團體，是屬於“參與式土地使用管理“；這是過去十三年來在非洲、南方農民分享生態農業知識的一個網絡（http：//www.pelum.net/）。至於“低度外部投入的永續農業中心“（Center for Low External Inpu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LEISA）在過去20年間，也記錄了許許多多、且能成功克服那些在非洲及南方國度於農業上遇到諸多限制的生態農業另類作法（http：//www.leia.info/）。

我認為：就發展生態農業而言，我們不應掉入那種只看到農園的實質方面、或經濟層面等的陷阱。做為非政府組織，我們在社會位置上也有個狀況：我們像是個水堤，而且往往會成為那民眾與更大的在地組織運作過程中的障礙……生態農業，不僅僅只是諸多農藝的總合。生態農業，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沒有小農運動，我們就不會有朝向生態農業的轉型。我們非政府組織，可以來伴護著農民，但不可能自己下海來做。我們可推動各種項目；但項目往往是短期的。項目，不是永續的。～內達．桑契斯（ Nelda Sa´nchez）,“永續農業中部美洲資訊系統”（Mesoamerica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

即使農友互助與非政府組織的夥伴關係，尤其是於支持在地項目與發展永續作為方面，有很傑出的成果；但是倒也不像“農民大道”一樣，它很少會提出需要一可落實永續農業的政策。在種種不利的結構性條件下，生態農業的作為並未能擴大到全國成為常態，反而變得只是少數的例外。（註29）儘管有數百個非政府組織會把各地的農民網絡相互串聯，但是在這運動中的農民，通常不會用遊說、施壓、採取直接行動、或另外組織起來等特別方式來推動永續農業。像是西非的“參與式土地使用管理”的農民，就很擅於生態農耕；但是直到不久前，他們大體上是還未投入到政策倡議。至於那享有盛名的亞洲“農民田野學校”，即使它開創了革命性“綜合性蟲害管理”，也研發出參與式作物品種改良，但是在保存農業生物多樣性、或在捍衛農民權益方面，也未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

很反諷的是這些農友互助網絡所顯現的強勢––這也是指：它們以水平的、擴散的與去中心化的方式，來調動起農民在生態農業知識的能力––也正是它本身政治上的弱點。一方面是在這些網絡之間，缺乏協調的機構來動員農民朝向成為社會壓力、倡議，或是投入政治行動。另方面，既然它於在地層次發展永續農業上算是得心應手，這也使得其中的農民／推廣員，比較是把精力集中在更加改進生態農業的種種作法，而非來針對那能促進永續農業的政治與經濟條件。

雖然，在呼籲“糧食主權”的全球農民聯盟，與遍地開花、從事生態農業的小農運動等兩者之間，很清楚應可發展出相生相成的關係。但是想在諸多農友互助網絡中引入土地改革的倡議，倒也遇到一個問題：在那致力落實永續農業項目、推動發展的非政府組織，與那形成當今新土地改革運動的農民組織之間，有著長期不信任的關係。非政府組織，除了給視為是在接手那以往應由國家來處理的事情之外，它們也變成了制度下的工具，想來在民間社會政治紛亂的地帶開創出社會與政治的議程。但是在這種關於農業發展的制度性框架下，有些非政府組織則是直接、間接的給捲入到新自由主義計畫。其他一些組織，則是單純投入到自己能做好的事項，而且是只埋頭在自己的計畫中。另有些則十分投入到那僅注重改進永續農業的農藝、而沒理會那想要達成永續的諸多外在的條件；而這也終歸會遇到挫敗。這些非政府組織，也與眾多致力農業轉型的小農非正式網絡，有許多可能的連結。

過去三十年來，在這些網絡中的農民已顯示他們已具有與其他小農相互分享資訊與知識的能力。他們致力於生態農業，這也造成得提出相應於朝向永續小農農業的一整套對土地改革的要求。目前，這些農民對“糧食主權”，或已耳熟能詳。但既然其中大多數農民仍未加入那些組成“農民大道”的農友團體；他們也因此沒有多少管道能在政治上發出聲音。

能將農民倡議與生態農業實踐相互結合、轉型的一個例子，是把這兩條路線積極納入自身組織的一個農民運動。巴西的“無地農運動”（MST）––也是“農民大道”創始成員––是美洲最大的鄉間社會運動。“無地農運動”在“農民大道”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而且對全世界土地改革政治，帶來巨大的衝擊。“無地農運動”已安頓了100多萬無地的農戶，也迫使政府重新分配3,500萬英畝的土地（約烏拉圭全國的面積）。

至於“無地農運動”的源起，可追溯到1970年代末期的農民佔領土地。1979年12月，一群無農地的鄉間雜工在目前給稱為：“耶誕節”（Encruzilhada Natalino）的十字路口設帳紮營。他們是依據巴西憲法中一項條款：土地應有服務社會的功能，而要求政府重新分配該地區的閒置土地。在歷經三年半以及隨後多次大規模的群眾動員下，這群人被授予約4,600英畝的土地。基於在“耶誕節十字路口”及其他一些佔地成功的經驗，土地佔領已成為“無地農運動”的主要策略。（註30）

全巴西土地佔領的代表，於1984年在帕拉那州（Paraná）聚會；而且也確定了這整個運動未來的四個基本目標：“a）逐次來維持一能廣泛的包容鄉間窮人的運動；b）達成土地改革；c）推動土地屬於那些在地上勞動、依之維生的人的原則；以及d）盡力開創一個公正、友愛的社會，並來終結資本主義。”（註31）自此之後，這個運動也陸續建立起近400個生產協會、1,800所小學、成人掃盲計畫、信用合作社、保健站，以及為“無地農運動”農民設立有機種子供應站。（註32）

“無地農運動”早先是在成員中推廣工業式農業。但這種做法，在許多的屯墾區到後來證明是無法永續、而且也會引發經濟困境。1990年，“無地農運動”接觸到其他從事生態農業（agroecology）的農民運動；於是在2000年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採用生態農業做為導引各屯墾區從事生產的全國性政策。目前，加入“農民大道–巴西分部”（La Vía Campesina-Brasil）的七個組織，都以生態農業做為方針；而“農民大道–國際”（Vía Campesina-International）中的一些組織也是如此。“無地農運動”與“農民大道–巴西分部”建立起十一所中學；而且也在大學中，開設生態農業課程，來培訓運動中的青年人；以便他們可為鄉間的農戶提供技術協助。這種把生態農業納入新土地改革運動，是個好的走向；因為這有助於推動那能與糧食主權的政治與社會目標相因應的生產作為。而“無地農運動”本身所設立的學校，也都證明這運動有能力來把生態農業做法推廣到州與聯邦的層級。（註33）

全球糧食危機，加強了新自由主義在農業發展上的威力，並且為疲軟不振的（新的）“綠色革命”引進新的生機；而這“綠色革命”目前在非洲與亞洲部分地區，也開始復甦。正如前一次的“綠色革命”，這個新的“綠色革命”，基本上就是一個調動資源來擴張資本主義式農業的舉動。就像以往“福特基金會”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所作所為（儘管這次的規模較小），“比爾與梅林達．蓋茨基金會”（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則是推動這“綠色革命”新的慈善旗艦，來復甦那“國際農業研究顧問團”，並且爭取廣泛社會與政府的支持，把農企業資本擴張到農村中。至於像是“非洲綠色革命聯盟”，則是對：生態農業、永續，甚至是糧食主權等名詞，重新來翻轉它們的定義；想來架空這些詞彙中更深層的、與土地改革相關的內涵。而且促使更多的非政府組織與相關機構投入“綠色革命”。

糧食危機已經夠糟了；但是再來一個“綠色革命”，則會讓事態變得更惡劣。至於那個由“為求發展的農業知識、科學與技術的國際評估”（IAASTD）所認可的：另類的、小農帶動的生態農業，應是南方國度想來重建農業、終結鄉間貧窮與饑餓，以及建立起糧食保障的最佳策略。但是，要想能成功，這種作法得需要有強烈的政治意願與廣泛、踏實的生態農業實踐，以便來克服那資金充裕的“綠色革命”的抵制。

在面對這場以“綠色革命”面貌出現的新的、新自由主義攻勢下，農民運動與農友互助網絡也開始相互靠攏。當“參與式土地使用管理”引領三百位農民領袖齊聚在南非約翰尼斯堡，於“永續發展的世界高峰會”（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為自身發言的同時，也設立起“非洲東部與南部農民論壇”（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Farmers Forum）。非洲的農業團體與它們的盟友，也在馬利、波昂與塞內加爾相聚，來推進“相對於綠色革命的非洲生態農業另類出路”（African Agroecolgical Alternatives to the Green Revolution）（2007，2008）。自從羅馬的“糧食危機高峰會”之後，“農民大道”成員也在莫三比克聚集，而且簽署了一份應由小農方式來解決糧食危機的聲明（2008）。這種種事態的發展，也顯示出：在國際上呼籲糧食主權，開始在各地小農諸多獨特的創新作為中扎下了根，而且來對抗糧食與農業危機。至於在那些跨越國界與部門的倡議與實踐之間，在各個機構之間，每天也都在產生新的交融。

這些讓人樂觀的發展，是有潛力來把那從事生態農業作為的廣泛在地網絡，與跨國性倡議組織連結在一起。如果這兩股潮流能夠匯合，形成一個可造成強大社會壓力、有廣泛基礎的運動，它們就可扭轉既有的政治意圖，而朝向於糧食主權。

最後，要想終結世界饑餓，那種壟斷性、工業式農糧複合體，勢必得由生態農業、重新分配糧食的糧食運作所取代。在目前要斷言：這方起步的匯合，是否已呈現出一個在農民倡議的主要潮流、與小農生態農業作為之間新的整合階段？或許言之過早。但無論如何，匯集的種子已經播下。而成功地來耕耘這股匯集趨勢，大可決定往後全球糧食危機與向世界糧食運作系統全球性攤牌的結局。▋

－－－－－－－－－－－－－－－－－－－－－－－－－－－－－－－－－－－

註1. S. Wiggins, and S. Levy, Rising Food Prices： A Global Crisis（糧價高漲：全球危機）（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8）.

註2. World Bank（世界銀行）, “Rising Food Prices（糧價漲）.”

註3.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8（2008 全球監察報導） （World Bank（世界銀行）, Washington, D.C., 2008）.

註4. E. Holt-Giménez, R. Patel, and A. Shattuck, Food Rebellions（糧食造反） （Oakland： Food First／Fahamu, 2009）.

註5. G. Lean, “Rising Prices Threaten Millions with Starvation, Despite Bumper Crops（即使是大豐收，糧價高漲讓數百萬人挨餓）,” The Independent （2008）.

註6. F. M. Lappé , J. Collins, and P. Rosset, World Hunger（全球饑荒）（New York： Food First, 1998）.

註7. FAO（糧農組織）, “The State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Markets 2004（2004年農業期貨市場狀況）.”

註8. O.De Schutter,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all human rights, civil,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促進與保障

所有的人權，民權、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包括：發展的權利）”（New York： Human Rights Council, United Nations, 2008）.

註9. F. Araghi, “The Great Global Enclosure of our Times（我們當前的全球大圈地）,” 於 Fred Magdoff,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erick H. Buttel, 編., Hungry for Profit（貪圖利潤）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145-60; D. F. Bryceson, C. Kay, and J. Mooij, 編., Disappearing peasantries？Rural labor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消失中的農民？ 在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的鄉間勞動）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2000）.

註10. FAOSTAT, “ProdStat Crops” （2009）.

註11. B. Vorley, “Food Inc.,” （2003）.

註12. ETC Group, “The World“s Top 10 Seed Companies—2006（世界十大種子公司）-2006）.”

註13. M. Edelma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Peasantry（農民的存續）,”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33, no. 5 （2000）.

註14. A. V. Chayanov, The Peasant Economy： Collected Works（農民經濟：選集）（Moscow： Ekonomika, 1989）.

註15. J. D. van der Ploeg, The New Peasantries（新農民） （London： Earthscan, 2008）.

註16. O. Nagayets, Small Farms（小農園） （Washington, D.C.： IFPRI, 2005）.

註17. F. H. Buttel, “Some Observations on Agro-Food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Movements（對農糧變化與農業永續運動的未來的一些觀察）,” 於 David Goodman and Michael J. Watts, 編, Globalising Food（全球化糧食）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344-65.

註18. J. Pretty, et al.,“Resource-conserving agriculture increases yiel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在發展中國度，保育資源的農業可提高產量）.”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0, no. 4, （2006）： 1114-19.

註19.M. Jahi Chappell, “Shattering Myths（打破迷思）,”Food First Backgrounder 13, no. 3 （2008）.

註20. P. M. Rosset, R. Patel, and M. Courville, Promised Land（希望之地）（Oakland： Food First Books, 2006）.

註21. A. A. Desmarais, Vía Campesina （農民大道）（Halifax： Fernwood Publishing 2006）.

註22. Brot fur die Welt, Campesino a Campesino（農友互助） （Stuttgart： Brot fur die Welt, 2006）.

註23. E. Holt-Giménez, “Measuring Farmers' Agroecological Resistance to Hurricane Mitch in Central America（測量中美洲農民生態農業對米奇颶風的抵抗力）”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01）.

註24. S. Fernando Funes and Luis García, et al., 編.,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esistance： Transforming Food Production in Cuba （永續農業與抵抗：古巴糧食生產的轉型）（Oakland／Havana： Food First／ACTAF／CEAS, 2002）.

註25. E. Holt-Giménez, “The Campesino a Campesino Movement（農友互助運動）,” Food First Development Report 10 （Oakland：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Food First, 1996）.

註26. N. Uphoff,“Agro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SRI） in Madagascar（在馬達加斯加“稻子強化系統”的生態農業作用）,”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1, no. 3／4, （2000）.

註27. J. N. Pretty, J. I. L. Morison, and R. E. Hine, “Reducing Food Poverty by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在發展中國度，透過農業永續來減少糧荒）,”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93 （2003）： 87-105.

註28. J. Pretty, Rachel Hine and Sofia Twarog,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非洲的有機農業與糧食保障） （Geneva：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2008）.

註29. Holt-Giménez,“The Campesino a Campesino Movement（農友互助運動）.”

註30. A. Wright and W. Wolford, To Inherit the Earth（承繼大地） （Oakland： Food First Books, 2003）.

註31. Wright and Wolford, To Inherit the Earth（承繼大地）, 76.

註32. J. P. Stedile, “MST Twenty Fifth Anniversary —25 Years of Obstinacy（“無地農運動”25周年：25年的固執）” （2009）.

註33. J. M. Tardin and I. Kenfield in Holt-Giménez, et al., Food Rebellions（糧食造反）.

－－－－－－－－－－－－－－－－－－－－－－－－－－－－－－－－－－－

＊埃瑞克 歐特–吉孟涅茲是位生態農業專家與政治經濟學者；目前是“食為先”／“糧食與發展政策中心”（ Food First／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的執行長。歐特-吉孟涅茲在拉丁美洲、亞洲、非洲與美國等地，曾參與當地的農民運動三十餘年。

＊本文譯自： Eric Holt-Giménez： From Food Crisis to Food Sovereignty--The Challenge of Social Movements，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