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的“農地女王”：關於全球糧農運作，烏克蘭讓我們看到什麼？（一）
■Natalia Mamonova, Sussane Wengle & Vitalli Dankevych．春暉 譯
摘要
本文查看玉米為烏克蘭農業帶來的巨大發展，俄烏戰爭造成的破壞，以及烏克蘭大型農企業採取的應對策略。這也有助於進一步討論全球糧農運作的韌力：我們確認當今的擔憂：新自由主義農業模式，對外部衝擊是極為敏感的。我們也指明：出口導向的大型農企業在開初會損失嚴重，但它們也會很快來因應玉米生產遽變的狀況。最後，除了展現出種種的韌力，我們也表明：當一個國家在挑戰西方霸權時所發揮的軍事力量，可明顯破壞當代糧農體制中大企業的勢力。
導言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嚴重打亂全球農業貿易，造成許多國家的糧食危機。有許多學者指出：戰爭，顯示出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農業模式的脆弱性與不可持續性；這模式無法在糧農價值鏈上及時來因應與遷就戰爭引發的破壞。另有人則反過來強調全球糧農運作的韌性，指出它在新冠疫情與烏克蘭戰爭等全球性衝擊中的調適能力。我們的研究，也進一步深化此爭論，來檢視俄羅斯2022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後頭一年間，烏克蘭出口導向的農業因戰爭而引發的損害，以及各種因應做法。我們聚焦在一大宗農業商品：玉米身上，這在烏克蘭可是有個很響亮的稱號：“農地女王”（tsarytsya poliv）。
烏克蘭身列世界四大玉米出口國，佔全球玉米出口總額16%。過去20餘年，由於全球對這具多種用途作物的需求日益增加，以及烏克蘭本身與跨國的農企業看中烏克蘭廉價、豐沃的土地，於是這些企業大量投資到烏克蘭的玉米生產與相關行業。這也造成烏克蘭玉米生產的欣榮。在2001年到2021年間，玉米生產增加了近10倍，而其中有九成的玉米（依年度而定）是出口的。既然只需要相當低的投資，又可帶來穩定與大量的利潤，“農地女王”成了烏克蘭農企業的“金雞母”。
只是那做為烏克蘭主要的、最有利潤的玉米作物，它的活力被戰爭徹底考驗。我們的研究顯示，那些造成玉米在和平時期大放異彩的條件，開始轉為障礙；而玉米也在戰爭頭半年，成為農企業的大包袱。農業基礎設施的損壞，國內對玉米有限的需求，以及黑海的封鎖，都造成它國內玉米供過於求。玉米生產者只能眼睜睜看著農場出貨價格直直滑落，而且面對燃料、肥料、運輸與倉儲等於戰爭期間價格高漲、生產成本大量提高的狀況。它們得找方法來儲存與加工2021年收成的玉米，這在戰時可是得付出高昂的代價。至於農民，也因同樣受到嚴重的損失，開始降低玉米生產，轉種其他作物。在由聯合國、烏克蘭、俄羅斯與土耳其於戰爭六個月後共同簽署的“黑海穀物措施”後，也恢復了由烏克蘭海港出口大部分穀物。玉米自此也承擔著賺取急需的出口收益的重任，協助在往後歲月來重建烏克蘭。
我們的調查結果，也為有關全球糧農運作韌力的爭論，提出三項重要貢獻。首先是，廣泛而言，我們的研究證實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農業：那種極度依賴以農產原物料作為單一作物出口的方式，對外部衝擊是高度敏感的。其次，由烏克蘭各種證據顯示：農企業即使在戰爆發頭幾個月遭受明顯的損失，但它們也能在面對既有威脅下做出調適與轉型 1。此項發現，也與那提出高度全球化工業式農業，由於反覆出現的危機與不安時局，而無法順暢運作的論點正好相反。第三，我們的研究，也提出當代糧農體制的變化。雖然大多學者認為在企業型糧農體制（corporate food regime）中，跨國公司掌控所有的權力，但烏克蘭農業因戰亂而受到的破壞，也顯示由一威權、反自由的國家所發揮的軍事力量，能實際挑戰與擾亂新自由主義糧農運作，即使這些企業具有一定的韌力。因此，有必要把眼光重新聚焦在地緣政治衝突與（自由及反自由）的軍事勢力，是如何來鞏固與轉換全球糧農的運作。
我們的分析，是基於2022年秋天在烏克蘭對烏克蘭農業專家、農藝學者與大型農企業代表等作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我們也採用之前在烏克蘭做田野調查而來的第一手資料，以及與農民及農企業代表線上的訪談。我們另也採用了“烏克蘭國統計局”、烏克蘭穀物貿易平台：Zernotorg、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原始資料，以及全國性與國際性的資訊。
本文章以後的內容如下：第二節介紹當代全球化農糧運作的特質，以及有關它應對外部衝擊與擾亂的韌力。第三節，則是由歷史視角，來看烏克蘭當前狀況，以便提供一背景說明，來了解玉米在讓烏克蘭成為歐洲與世界糧倉所發揮的作用。第四節，則說明烏克蘭在兵臨城下的農業，來細數戰爭對玉米的生產、儲存、運輸與出口基礎設施的衝擊。第五節會就烏克蘭農民是如何來因應這場戰爭、目前這變局會對全國玉米的未來有何影響等提出看法。最後一節，是對關於當代糧農運作脆弱性的一些問題，做出理論上的推斷。
二、全球化糧農運作與它頂住外部衝擊的能力
農業不斷的工業化、金融化與全球化，是21世紀跨國糧農運作主要的特質。而這些又與那由傳統式農耕平穩轉向專為出口的農業生產，以及那日益對整體糧農鏈施展壟斷勢力，削弱其他農業模式，尤其是小型自給農耕的跨國企業，相互攜手前進。許多根植於20世紀企業型糧農體制的、全球化工業式農業秩序的做法，也因競爭壓力的提高與國際糧農貿易的擴張，而在21世紀也變得更加鮮明。而玉米則是在當代企業型糧農體制中，佔有極重的角色。
大多數有關發展的方案，都把出口導向的農業生產模式，視為是能保障鄉間繁榮與為世界人口日增來維持糧食安全最便捷與最有望的途徑。而大型跨國企業也在世界許多的鄉間引入新科技與財源，而這也確實增加工業式農耕企業的生產力。整體而言，農業商品價格的降低，讓日益上升的都市窮人較易得到糧食。然而，在過去數十年冒出幾次的糧價危機，而且糧價也變得愈加不穩，甚至在新冠疫情與烏克蘭戰爭爆發前開始高昇。
對於這種全球糧食秩序的評估，有許多與各種的言論。它們都把關注轉向這種高度全球化、企業型糧農體制所日益增加的環境、社會與經濟成本，而且也強調其他糧食生產替代模式的優點。
其中最突出、且是大家共同關注的，是當代全球化農業，對外部的衝擊與擾動，是高度敏感的。克萊普（Jennifer Clapp）把全球工業式糧農運做的脆弱性，歸因於在地方、全國與全球市場高度的集中化。
在地方層次，作物、種子品種與工業投入品都集中在少數廠商手中。在全國層次，有不少國家集中／專注來生產專為出口的主要糧食作物。至於在全球層次，則是愈來愈集中於那支配全球穀物與投入品市場的公司與金融機構。
雖然這集中化，增加了廉價糧食的生產，助長全球糧食貿易，但它們也使得全球工業式糧農運作在面對多重衝擊時，顯得僵硬、難以變通，變得脆弱。
烏克蘭的狀況，也讓我們得以在這些爭論中提出一重要問題；明言之，新自由主義工業式農業的韌力問題。韌力，在此是指：糧農運作在面對金融壓力與衝擊時，實現其預期成果的能力。這包括穩固性（運作抗拒擾亂的能力），恢復性（在經擾亂後回到先前成果的能力），重新定位性（實現可行的替代成果的能力）。
因新冠疫情對複雜價值鏈引發的擾亂與大量流動的移工，也顯示它們可癱瘓一些當事者，提升通貨膨脹的壓力。克萊普與莫賽雷（Clapp and Moseley）指出新冠疫情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糧食安全秩序的脆弱性”。而賽德-費侯（Saad-Filho）把這視為是“新自由主義可能的終結”。
然而，雷爾頓與史溫能（Reardon and Swinnen）與其他一些人，則認為全球糧農運作由於能“利用知識、數據與機械化的種種創新，讓供應鏈繼續運轉”，而具十足的韌力，且抵擋全球性衝擊。布托（Frederick Buttel ）在“持續那不可持續的方式”（Sustaining the unsustainable）書中，也認為現代工業式農業，即使它在社經方面是不可持續、不公正、環境易出問題的，但是經過農業補貼、市場主導、依靠科技、外源融資，以及靠著影響全球貿易規則，仍有很強的耐力。
另一個長期存在的相關問題，是小農園與大型農企業競爭的能力。有意思的是，近來的全球擾亂，讓人們重新看待正統的“農政問題”。不過這次是關注大企業的存活性。全球化企業型農業在面對重大的運作危機時，會存留下去？或是這運作中的主要當事者（亦即：大企業型農業生產者）為了要能存活，就需採用多樣化與調整它的作法？
於是烏克蘭農企業在戰時所做的奮鬥與調整，就為我們有關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農業秩序、甚至全球糧食安全韌力的更廣泛論斷，提供借鑒。
三、烏克蘭農場餵養世界；俄羅帝國相對於全球化下全球性企業的事件
烏克蘭穀物，長期來就餵養著歐洲諸多城市的勞工。事實上，俄羅斯帝國的穀物大都來自當今烏克蘭的土地。1768年，凱瑟琳大帝派出帝國軍隊攻佔烏克蘭，作為她擴展俄羅斯帝國疆土計畫的一環。而烏克蘭豐沃的土壤與既有的運輸路線：那穿越烏克蘭平原、且把農地連接到黑海港口的“黑色路徑”（chorni shlyakhi），也也有利於把俄羅斯帝國南方大量的穀物，經由地中海運送到歐洲。
1905年“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政府也採用穀物出口，來在財政上支持蘇聯的快速工業化，來餵養產業勞工與紅軍。然而，列寧於1917年實施土地國有化後，政府即面臨需更加費力地從農民那兒取得穀物。因農民寧可為自己生存或黑市生產，而非售給以低價採購的政府機構。史達林於1929年下半年發動的集體化運動，則是經由把農民的土地與勞力納入到集體與國營農場（kolkhozy,sovkhozy），來解決穀物問題。公家機構強迫農民加入集體組織，這造成廣泛的苦難、饑荒與死亡。這也給稱作“烏克蘭大飢荒”（Holomodor）（譯註：在烏克蘭於1932、33年發生的饑荒）——由上而下的運動，造成百千萬農民死亡。
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的農業改革，其實在許多方面是延續布爾什維克的方針，對農民與鄉間生產施加政治與經濟的掌控。農業改革中的一個要點，是赫魯曉夫大力推動玉米生產；他因玉米的高產、高卡洛里，以及促進牲畜生產，將之稱為“農地女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由於有豐沃的土地、充足的雨量，與較長的生產季節，於是成為玉米種植首選地帶。在幾次初步的成效後——蘇聯的玉米生產由1952年440萬公頃，到1965年增加到590萬公頃——玉米生產衰退了。到1975年，玉米種植縮小為260萬公頃；而到了1990年更縮為120萬頃。在烏克蘭獨立前，俄帝與之後的蘇維埃政府經常是實施雄偉計畫，來決定在烏克蘭土地上該種植與收割什麼；偶爾會動用武力，來壓制不甘心的當地人。
1991年蘇維埃集團與計畫經濟的崩解，冒出蘇維埃玉米夢崩潰的一段時期，這也讓烏克蘭農場生產出口穀物，停頓了10年。烏克蘭獨立後第一項土地改革的目標，就是來把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的土地分配給鄉間人口；這於是也為私有農耕創造出誘因。這些改革在最初皆告失敗，主要是因其他重要的生產因素（如：資本、機械與知識），以及與投入品供應、與市場的連結，全跟著集體農場結構的瓦解，一起消失了。而那些支撐資本主義市場的制度，如：法規、地籍系統與作物保險等尚未建立。一些之前的集體農場結構依舊留存，烏克蘭農地在後-蘇維埃時期十餘年間，奮力適應新的市場狀況。產量暴跌，許多的沃土也變得荒廢。玉米生產隨著整個穀物部門一起下滑；既然缺乏高產種子、化肥與農藥等農業投入品，玉米產量也極度低落。
在全球企業式糧農運作時期，農業復甦
從1999年、2000年代初，烏克蘭農業開始顯示復甦徵兆；而且這是在烏克蘭近期歷史上，首度沒有帝國明顯涉足而得以蓬勃發展。21世紀頭20年，全球糧價高漲，這也刺激各種金融投資者對歐亞穀類生產地帶鄉間資產的需求。烏克蘭農地給整合到金融與農業商品市場。2001年暫停土地出售的法令，使得國外與金融投資者無法購買農地，但它們仍可透過長期合約從鄉間居民租用土地。在這期間，烏克蘭政府只是旁觀著這些外資湧入，而相對穩定的宏觀經濟條件，也有助烏克蘭成為全球金融投資者眼中的肥肉；相繼的政權也將資本湧入視為是有利的趨勢。就烏克蘭農業而言，最重要的政治與法律框架改變，也只是在不久之前頒布的。2020年3月，烏克蘭“最高拉達”（譯註：國會）修訂“土地法”，預定在2021年到2024年間為土地逐步轉為私人擁有設下不同階段。這也逐步廢除那自烏克蘭獨立後對土地出售的暫停令 2。
至於巨型、垂直整合的農企業，又稱為“農業控股公司”，早在此法修訂前，20多年來即已透過長期合約日益控制烏克蘭的農地。它們的資金，主要來自國內的寡頭集團、與俄羅斯農業控股公司的金融關係，以及外國資本。於是在十餘年，那些專營出口單一作物——如：小麥、玉米與油籽——的農業控股公司，日益主導烏克蘭由種子供應、到農機、再到出口貨櫃碼頭等的農業價值鏈。
跨國糧農與農化公司，比如：孟山都／拜耳、嘉吉與杜邦，也在烏克蘭農業運作上做大量投資；它們引入新的技術、管理方式，以及與全球市場做結合。
當今烏克蘭的農業是個雙峰結構。專營生產出口穀物的大型農業公司，耕種53.9%的農地，占國內農業生產的54.5%。至於其他46.1%的農產品，則是出自各式中、小型農園與農戶，他們在45.5%農地上種植，為國內市場生產馬鈴薯、蔬果、乳製品與肉類，以及一些穀類。雖然這兩類生產者皆對烏克蘭的經濟與糧食安全十分重要，但烏克蘭政府基於它就經濟發展與戰後恢復的展望，是偏向大企業，而忽視小農戶的貢獻與利益。
烏克蘭新自由主義的“玉米奇蹟”與出口導向型成長
對烏克蘭土地與鄉間資產的爭奪，是各種因素匯集的結果。正如之前所言，金融投資者會看中農業，是因為它有豐沃、低價的農地，以及高的商品價格。而全球對玉米的需求，則是對烏克蘭鄉間與它給整合到全球農業市場做快速且增加投資的主要動力。烏克蘭2008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降低了與貿易相關的風險，也進一步激發投資潮，讓烏克蘭變成重要的農業出口國。烏克蘭玉米的增長，也反映在這時期所有的農業指標上，總結於表1。玉米生產由1991年的474萬7千公噸，再2021年上升到4212萬6千公噸。
烏克蘭穀物生產帶的氣候，向來給認為是適合玉米種植。在目前氣候狀況，烏克蘭的北部、中部與中西部都合適種植玉米。而在氣候變遷與出現新雜交品種後，整個玉米生產帶往北移。像是在切爾尼戈夫地區，玉米種植面積在2010到2019年間，增加約18倍。
在這種氣候條件與資本流入下，玉米生產面積由1990年的120萬公頃，到2021年增加為540萬公頃（表1）。玉米生產擴張，也取代了其他作物的生產。像是大麥就是最大的輸家：過去十年來，它種植面積縮減了40%（超過10萬公頃），即使它產量大致維持穩定。至於其他被玉米取代的作物，黑麥（過去十季減少59%），甜菜（減少49%），燕麥作物（減少44%）。而玉米產量，在1991到2021年間增加兩倍。1991年，農業生產者每公頃可收穫約3.9公噸，到2021年，每公頃收穫達7.8公噸（表1）。穀物的產量，是因依賴高技術的雜交種籽、採用其他的農業尖端技術與化肥，以及對狀況不良的灌溉系統做投資而來。烏克蘭生產的玉米，據估計約有5-30%是基因改造；因這樣可耐旱與有增產潛力。雖然在烏克蘭是禁止基改種子的生產與行銷，但政府倒也未怎麼來執行禁用基改作物。
烏克蘭每年75-85%農產品收成，是用來的出口。國內的需求，並未如生產般同步增加；這是由於人口下降，以及牲畜飼養方式（家禽除外），並未如大田作物如此快的增長。那些留下來由國內使用的產品，90%是作為飼料，主要是用來飼養牲畜。
玉米出口量不只是急劇增長，玉米出口的目的地也有所改變。2021年，烏克蘭是與美國、巴西、阿根廷並列世界四大玉米出口國，佔了全球玉米出口的16%。在戰爭前一年，烏克蘭玉米出口主要的目的地，是中國（79億2600萬公噸，佔玉米出口的32%），西班牙（24億6600萬公噸，玉米出口的10%），荷蘭（22億8400萬公噸，玉米出口的9.3%），埃及（21億4400萬公噸，玉米出口的8.7%），伊朗（20億2300萬公噸，8.2%玉米出口），與土耳其（10億2400萬公噸，玉米出4.1%）。
貿易量的暴漲，主要是因各種的貿易協定。2014年，烏克蘭與歐盟簽訂所謂的“深入全面自由貿易協定”（DCFTA），明顯降低烏克蘭玉米出口到歐盟的關稅；首次出口的40餘萬噸玉米，是零關稅。2012年，烏克蘭與中國簽屬一項貿易協定，而得以首度將玉米大量出口到中國；而這也是中國想分散它對美國玉米的依賴。全球60%的玉米，是用做飼料，12%作為糧食，其他的則用來生產生質燃料或做它種用途。
烏克蘭玉米出口的一個重要面向，是玉米主要是靠船隻運送；在戰爭前，整體穀物出口的98%是經由黑海的港口輸送出去。2021年，大多玉米是經由四個港口輸送：切爾諾莫斯克（920萬噸），梅科萊夫（700萬噸），尤日內（570萬噸），敖德薩（310萬噸）。
玉米致富機遇的贏家
在烏克蘭玉米暴漲中的主要當事者，有巨型農業控股公司，那些供應投入品與以金融來支持鄉間生產與商品貿易的跨國公司。大型企業式農場在專注於玉米生產上獲利極大。既然土地租金很低，且引用節省勞力的科技，它們大有賺頭。至於投入品供應商，由於這些產業集中在少數公司手中，於是有很強的市場勢力。像是2020年，在育種方面，10家最大的農企業佔有71%總播種面積，來做種子培育。而前三家：Stasi Nasinnia（烏克蘭-美國合資企業）、孟山都／拜耳（德國）與先正達（瑞士）掌控大部分種子市場。孟山都也於2018年在日托米爾設廠，引入它最大、最先進的裝備。這些育種公司，一方面把種子出售給烏克蘭生產方，另方面也進行自己用來大量外銷的玉米生產。
而跨國的穀物貿易公司，如：特普費（Toepfer），嘉吉、賽納（Serna（Glencore））也插足其中，由烏克蘭玉米這種全球化過程中獲得巨利。至於烏克蘭的貿易公司，則是做為當地農場與這些跨國公司的中介。這些公司也激發起烏克蘭農業控股公司投資到農業生產與運輸方面。尼布倫（Nibulon）、賽納、麥若尼斯基（Myronivsky）全搶進來做投資，且建立許多新設施，如：穀物起卸機、穀物接收站、中轉碼頭等，來強化港口儲藏與轉運穀物的能力。
其實農業控股公司與穀物貿易公司的興起，主要是受到烏克蘭政府政策的支持；政府大體上是支持穀物、尤其是玉米的出口。烏克蘭農業經濟學者：克留契威（Mykhailo Kliuchevych）就指明：“玉米的種植與加工，是烏克蘭的途徑 3。”即使烏克蘭政府對鄉間生產者支持的預算，相較於歐盟與俄羅斯，並不算多，但貿易協定與其它致力連結生產者與穀物貿易商的做法，仍多少有所助益。“烏克蘭內閣”於2005年設立“國家農業交易所”，來協助農業公司締約、組織起穀物拍賣、建立了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關係、以及來為農業期貨控制市場價格。2013年，這交易所的功能轉由國有的PJSC“農業基金”來執行。政府也對農業生產者減稅。最後，在2021年，法令對重要出口商品，特別是穀物與油籽降低附加價值稅（VAT），由20%降到14%。這種稅收規定，對大型出口導向的農業控股公司帶來更多利潤。
烏克蘭農業控股公司的興起與玉米增長，主要是因當代全球糧農體制高度的全球化與金融化。烏克蘭的土地集中，也給一些學者認為是全球土地掠奪的一環。即便這些走向引發世界其他地方的關注，但在烏克蘭，它們並未給視為是惡質走向。有許多因素造成如此情況。首先是，給集中的那些土地，原本是隸屬蘇維埃時期集體農場的土地，這因此並未直接奪取烏克蘭土地擁有者的土地。其次是許多農業控股公司也會採用企業社會責任計畫，於是改變鄉民的負面想法 4。第三，許多鄉民，也如同全國政策制定者與一般民眾一樣，持續認為大規模運作一定是更為有利；他們仍執著於那支撐蘇維埃時期在農業生產上“大即是美”的思維。最後是許多人因看到農產品出口的成長——佔2021年烏克蘭所有出口品的45%——而肯定農業控股公司對土地集中的做法。
對烏克蘭玉米單一作物工業式生產的關注
即便農業全球化在大體上是受到歡迎，但仍有不少關注這狀況的聲音。烏克蘭一些學者也批評說土地集中，加劇農村中社會經濟的分化與失業，而且導致景觀與生物多樣性的降低。環境的關懷則是最為突出、廣為人們接受。克留契威指出：玉米單一種植，作物在空間缺乏多樣化，會造成“地力減弱，造成病原體與特定害蟲的積聚。”他也提出：玉米至少沒像葵花籽那麼具傷害性，這是因“向日葵耕種方式會對土壤施加更多負擔，且為往後增加許多的風險。” 5
最明顯的關注，是有關如想要增加商品玉米生產，就得高度、且更加依賴化肥。蘇維埃時期的農業生產，是依賴大規模的澆灌渠道系統，以及採用——相較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農業——較少的化肥。然而這整套基礎設施，卻也因蘇聯的瓦解而面臨投資後繼無力與無從維護的困境。然而還是有些集體誘因來維護澆灌渠道，即使是對共有基礎設施的投資並無私人與直接的回報。依據國立烏克蘭生命與環境科學大學教授科蘇勒（Mykola Kosolap）所言：“許多農業公司會日益採用肥料來增加玉米產量，而不會使用灌溉方式。” 6
的確，我們可從烏克蘭政府統計數據看到這種朝向肥料使用的趨勢。2001年，在玉米農地上使用化肥是每公頃14公斤，然而到2021年，每公頃則用到171公斤（表1）。
即使農業控股公司認為必須要使用化肥是，但有些烏克蘭當事者，包括：科學家與小農則認為長久而言，此舉是過度的、不可持續的。一位家庭農園主早在2012年即發出感嘆：“我不種植玉米，是因它讓土地衰竭。在種植後，土地不再肥沃。我專門從事蕎麥種植。當你種植玉米，你得使用許多氮肥，像是除草劑、殺蟲劑，然後隔年，你就無法再來種蕎麥。蜜蜂不會來到這種地方。蜜蜂清楚這塊土地是給汙染了。土地死掉了。……大公司讓土地中充斥許多化學製品。它們不關心土地。它們使用如此多的化學品，把地下水也給汙染了。” 7
總體而言，除了這些對環境風險的關注，玉米大體上是給視為重要的農業商品；它幫助烏克蘭成為世界領頭的穀物出口國，也為國內農業發展提供資源。（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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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本文的研究是於2022年進行，在2023年2月結束；因此應算是一份早期、初步的評估。我們無法對2023年6月6日卡霍沃水壩給炸後的結果進行研究。隨後而來的氾濫的水流、卡霍沃水庫的枯竭，以及農業基礎設施的損害，這對烏克蘭農業應有深遠的影響。而這也只能待以後的研究來評估。
2. 由2021年7月1日開始的第一個、轉型階段，個人、而非法人實體可以購買高達100公頃的農地。轉型階段主要是首先來讓在地小農能購地，然後才讓大公司在市場上購買。2024年後，個人與法人實體都可購買高達10000公頃的土地。
3. Dankevych於2022年12月9日在烏克蘭/日托米爾訪談Mykhailo Kliuchevych。
4. 在蘇維埃時期，集體與國營農場負責鄉間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它們的後繼者——大型農企業——接管了前國營農場的土地，且發揮一些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功能。像大型企業會資助鄉間學校與文化中心，整修鄉間的基礎設施，或將自己產品低價售給當地居民，作為它們企業社會責任計畫的一部分。
5. Dankevych 於2022年12月9日，在日托米爾訪談國立波立夏大學教授Mykhailo Kliucheych。
6. 訪談國立烏克蘭生命與環境科學大學教授 Mykola Kosolap。
7. Mamonova 於2012年6月在Pereyaslav-Khmelnitsky區/Hreblya村訪問Mykola Ap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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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譯自：Natalia Mamonova,Susanne Wengle &Vitalii Dankevych：Queen of the fields in wartime：What can Ukrainian corn tell us about the resilience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50,2023-issu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