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來了，講台上經常飄散著的粉筆灰味道，擦黑板的時候要稍微憋著氣防止灰衝進鼻腔裡的身體習慣，黑板旁安裝著白色旋轉手把的板擦機，講台上的常備「教具」藤條被使用到前端爆出了毛毛的纖維。我想起來那個具體的空間，以及發生在這個空間裡的流血事件。
講桌下方有個用一塊層板區隔成上下兩層的置物空間。層板上放置著大型的木製尺規，是當時數學課會使用到的教具，老師會拿著它們，用一種不太符合人體工學的角度，在黑板上繪製出要講解的幾何圖形，粉筆還經常畫到一半就斷裂。沒有使用的時候，它們安靜地躺在講桌下的置物空間裡，上頭經常覆蓋著一層厚厚的、混合著紅白黃綠藍的粉筆灰。值日生不負責清理那裡，每天的打掃時間也只有桌面會被清潔，那個平時看不見的角落佈滿灰塵也是正常的。
有一天，已經看到麻痺的場景再度在教室裡發生。導師把好幾個男生叫到講臺邊，一個一個在他面前伸出手掌心。如果姿勢不夠正確，還會被矯正：雙臂必須平舉至與肩關節齊高，兩隻手掌繃緊平放、不可曲縮。確定姿勢調整好了，棍子才會落下。假如在落下的那一瞬間，身體反射性地閃躲或收回了手臂，整個程序就要再重來一遍。至於當天這些男生是為什麼被打，我完全想不起來了，反正不是考太低分，就是作業沒交，再不然就是不守秩序規矩。可是那天，平時總是放在講桌上的藤條不知去哪了，導師於是往桌底下翻找，拿出了應該要用來繪製圖形的木製圓規。在手上掂了掂斤兩，摸索握起來最容易施力的位置。然後神情一凜，手臂瞬間出力，一記可能會紅腫上兩三天的棍刑就落在面前那雙努力克制不瑟縮的手掌上。發出響亮的聲響。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被打的人總是憋著氣，紅著臉，轉頭看向黑板或座位區，閉上眼睛準備受刑。他們是沒辦法看著自己的手的。而座位區上的其他人，沒有選擇的必須被迫觀看行刑的過程。如果你把目光集中在施刑者，也就是老師，的身上，你會看見他的反應跟被打的人也差不多：憋氣，臉紅，全身緊繃，但是他不能閉上眼睛，他必須得瞄準。緊盯著處罰對象的身體部位，使他當然沒有機會看到，自己的眼裡霎時變得凶狠的模樣。
這次被打的這個男孩很瘦。他的衣著總是顯得寬大，像掛在身上的一個布袋。手長腳長，反應相當機敏。是少數幾個在班上已有「不良」傾向的男生之一。所謂不良就是指，會設法公開或私底下違抗老師或校方訂定的優良標準，而使乖乖聽話的學生感覺到危險氣息的一種存在。這位導師在接手這個班之前，已經耳聞班上有學校的大頭在，他勢必得雷掣風行的嚴加管教，才能鎮得住整個班的走向。所以，當他瞄準好了，就毫不留情，牙一咬，全部的力氣隨著圓規一起往下揮。他打的可不是單一的錯誤，而是這個班級所有同學往後的人生。他知道自己肩負重任，絕對不能手軟。
圓規被快速揮擊的唰唰聲響起又落下，那個瘦小的男孩沒有哀嚎，反倒是老師的臉色瞬間全部刷白。圓規是兩隻木條組合成的，為了讓它可以調整張開的幅度（也就是畫圓時的半徑），頂端處鑲著一個銀色的五金，向內貫穿兩隻木條，向外則鑄造成類似蝴蝶結的形狀。這個蝴蝶結在這記擊打之中，直直落在了男孩左手的大拇指下方、手掌肉最多的位置。雖然它是圓弧狀的，但依然刺進了肉裡，瞬間噴出了大量的血來。血的鮮紅與黏稠的質地遇上了各種顏色混雜而成的粉筆灰，讓傷口看起來一團泥濘。
老師的臉從白轉青，明顯慌亂了起來。他趕緊跟同學要來了衛生紙，包住傷口，送男孩到保健室。男孩從頭到尾一聲不吭，像個布娃娃任由擺布。整個班級眼睜睜看著一切發生，並在老師慌亂的同時保有一如往常觀看行刑的鎮定。沒有人說話，沒有人擾亂秩序，大家或許都被嚇到了，但依然記得遵守上課務必安靜的義務。好不容易捱到下課，大家用一種親臨某個刺激現場那種帶著興奮與僥倖的口吻交換秘密，他流血了耶～好多血～不知道會不會怎麼樣？但是當然沒有人質疑老師，指責老師。下一個鐘聲又響了，老師帶著他的不安，學生帶著學生的不安，聚集在教室裡，假裝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繼續上課。
這位老師身材也是瘦瘦弱弱的，他總是穿著絲質花襯衫搭配黑色西裝褲，嗜好是寫書法，平時講起話來書生氣很重，但一教訓起人就吼叫得非常大聲。聲嘶力竭到面紅耳赤。
我跟他很要好。我是他週末在租屋處開設的書法班的得意門生。雖然他的凶狠使我害怕，我沒有懷疑過他是一位好老師。一年後，他因為個人生涯規劃而轉調到其他學校，我在完全沒有實際互動的情況下，和他持續通信超過一年，那些信件都還保存在書桌抽屜裡。如今回想起來，我一次都沒有想過要質問他，他是怎麼看待自己身為教育者必須同時肩負刑罰的「責任」，而傷害比自己年幼這麼多的孩童有沒有在他心裡留下任何陰影？他怎麼看待身為老師所握有的權力，怎麼看待自己在國家威權的遺緒中扮演的角色，怎麼看待自己是讓一批又一批的孩子這樣度過童年、這樣學習權力的運作過程的其中一份子？如今，他還想當這樣的教育工作者嗎？
那年我十一歲。台灣解嚴後九年。我在威權所創造的秩序裡，不疑有他、絕對順服地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