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掌權者分享權力，並成為權力的手腳，不曾用自己的意志去思考過權力要求我執行的行為，為我後續看似自主的判斷與行動增添了許多危險。那不是真的自主。我做決定的時候，是曾經被權力控制的我的腦、曾經從權力那裡得到好處的我的身體反射動作在做決定。那是一個傀儡在說話、在做事，是被威權寄生的那個腦繼續遙控著我。我就像是空心的一般，既沒有思考，也沒有靈魂。雖然平時看起來人模人樣，也在理念上追逐理想。但一旦遇到與權力有關的場合，寄生在我腦裡的巨蟲就會掌控一切，不經我同意地掌控一切。
讓我意識到這個現象的，是發生在大學時期的兩起衝突。
那是大二的夏天。我們即將放暑假，但是系上將近一半的人都在為即將展開的營隊做準備。在這之前的兩三個月，我們陸續忙碌著招生、篩選報名者的資料、寄發錄取通知及用一封一封的「很遺憾這次沒能讓你一起來參與」手寫信，以及確認匯款。美術組忙著設計海報、講義、隊服，場地組到處詢問場租、評估哪裡合適，活動組培訓小隊輔、排練團康，課程組則討論著課程如何策畫、設法聯繫講師。我是課程組的組長，有六個組員跟我一起工作，每一個組員都是我的好朋友。營隊籌畫開始於那年一月。在此之前不久，我跟幾位同學剛辦完為期兩週的密集講座。這類活動是系上的傳統，只是以前通常規模較小，可能只有零星的兩三場。但這次我拉了整整十場，連續兩週每晚都有，而且請來校外的名人，也讓系上素來各有主張的老師進行對談，在質與量上都引起了一時的注目。雖然辦完這場活動我的精神體力都徹底透支，因此還有一科必修被當。但隨後，緊接而來的就是營隊總召的邀請，他說看見我在這兩週活動上展現的企劃能力，希望能有機會跟我一起合辦營隊，相信我會是適合的人選。
聽到這種話，感覺到人格被信任，能力被讚賞，我當然是全力以赴。一個一個去邀請來我心目中合適的人選擔任組員，我們經常邊吃飯邊開會，天馬行空的討論課程安排、講師可以邀請誰，盡可能安排出會讓我們覺得很興奮、很厲害的內容，然後妥善的分工、各自執行，一直以來都進行得頗為順利，彼此的相處也都融洽愉快。但在營隊正式起跑前，有一些狀況發生。
其中一位組員，同時也是我在系上最要好的女性友人，她的弟弟生病了。全身皮膚長滿大塊的不規則狀白斑，媽媽帶去醫院檢查，出來的報告都是英文的，她一邊查著那些單字、一邊問我這到底是什麼病啊，擔心弟弟又擔心容易憂慮的母親，那陣子總是心煩不已。思來想去，最後決定建議媽媽帶弟弟從澳門來台灣檢查。一天晚上飯後，我們在馬路邊散步，她忽然問我：「如果我家人來台灣的時間跟營隊進行的時間衝突，我可不可以不要參加營隊，帶他們去看醫生啊？」
對於自己當下是怎麼回應的，我完全想不起來，只能根據後來在我心裡回放過很多次的她的反應來推斷，我大概是說了「不行，已經排好的工作就是排好了，你看要不要請家人把來的時間跟營隊錯開？」之類的話。而且也許是用頗為武斷、沒得商量的口吻說的。然後，她第一次用一種帶著憤怒、驚訝、不可置信的眼神望著我，幾乎快要哭出來地說：「他們是我的家人啊，我怎麼可能在他們來這裡看醫生的時候不管他們？而且家人當然比營隊重要啊。」
我因為她的反應，整個人愣住了。要不是她這麼直接把情緒丟向我，我可能不會意識到我做了什麼。從弟弟生病以來，我一路陪著她討論病情、分擔她對家裡的擔憂，可是就在最關鍵的時刻，要在她對家人的照顧和營隊能否盡可能完美進行、在她的好朋友和營隊組長的角色之間選一個比較優先的順序時，我選的不是她，是我自己。嚴格來說也不是我自己，是我很久以前就被權力養成的那個樣子：對於權力所期待達成的任務全力以赴、自己就算累死也在所不辭。因為就算自己累死也沒關係，所以我也不可能對我的組員好。當我在執行任務時，我腦中沒有人，只有任務。尤其與我越親近的，我越覺得她應該做得跟我一樣多、跟我一樣盡心。這就是「我重要是因為我有用」的心態會造成的傷害：由於自尊的內涵是空的，是無法自愛的，因此也無法以人的處境去愛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候的掌權者其實已經完全是我自己了。我只需要向總召回覆進度，參與各組織間的分工協調，至於事情要怎麼做，我完全可以自己決定。可是我並沒有確實掌握著權力的感覺，我依然覺得是聽命於某個高於我的權力，而且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狀態。所以，我也一直沒有調整對待自己的方式。這就是腦被寄生的結果：你要聽命於權力，你沒有權力。不用思考，聽話就對了。
幾天後，又發生另一起衝突。營隊即將開始，所有人都緊鑼密鼓地在排練、盡可能細緻地確認一切細節。某天我們跑了一整天的流程，晚上又回系辦公室開會，散會前其中一位組員問我：「我覺得好累，明天我可不可以休息不要來？」
同樣的，我想不起來我說了什麼。應該是再度嚴厲地拒絕了吧？我在回應這種與「透過我來行使的權力」相對抗的情境時，都沒有思考，當然也毫無同理對方的意識。都是反射性地拒絕，然後才從別人的反應看見自己的模樣。因為在說話的不是我、在做決定的也不是我，是那個被寄生的腦袋。那個腦袋最強大的指令就是「你不可以不聽話，不管有什麼理由都不可以！」
然後隔天，這位組員出現了，但是對我大吼。他把工作人員的掛牌丟給我，吼了幾句讓我腦袋一片空白的話，馬上甩門走人。很用力地甩，毫不留情地甩。當場有很多人目睹這整個過程發生，我感覺自己嚴重被羞辱了，緊接著（以一種我在二十年後看來完全是在扮演受害者的姿態）哭了起來，而且哭了很久。我埋頭在椅背上哭，有兩三個人一直緊挨在我身邊安慰我，但我記得，我有一種自己是在假哭的感覺。我想把我的委屈傳遞出去，作為一種（相對於吼叫與甩門）委婉的抗議。
會感覺委屈，是因為我覺得，要求組員在很累的時候依然必須出席，做出這個決定的人不是我，是那個大於我的權力要求全員必須服從的目標給予大家的命令。我只是聽話而已，我只是為大局著想，你幹嘛對我兇？我很委屈欸。
就是這樣。所以我在小時候被威權掌控了腦袋以後，儘管後來我早該能夠擁有權力了，我卻始終沒能夠這麼做。我一直沒有看清楚，權力是我的，如果有別人能拿走它，那是因為我讓給了它。
同時，因為我不認為自己擁有權力，我也從未能夠真正地負責。小至工作上的任務（是的，幸虧我打從工作以來就沒有擔任過什麼重要職務，所以沒有因為這樣的人格而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大至自己的人生，都是如此。
被威權寄生的腦掌控自己的思考與靈魂，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在恩威並濟的威權面前，我很膽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