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剛過，今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只能買餐廳外賣到媽媽家一起聚餐慶祝。回想起我們母女超過40年的緣分，我在媽媽身上學到的，是「女人跟男人一樣，必須工作養活自己，不能因為進入婚姻後就認為自己有退路」。從小印象中的媽媽，就是必須同時兼顧職場及家庭的職業婦女，或許精確地說，她其實更重視工作表現帶來的成就感，不過她沒有因此而放鬆身為母親的職責，仍然竭盡所能地照顧家人、為孩子的教育勞心勞力。我相信自己對於「性別平權」議題的興趣及認同，來自於母親從小的身教及言教，也感謝我的父親，是一個非常顧家，願意將時間心力花在與家人相處、竭力維持家庭整潔的「非典型男性」。以他出生於1940年代的社會風氣來看，他的確不是當時主流文化宣揚的「大男人」(終日在外工作賺錢，鮮少與妻小共同經歷生活中的喜怒哀樂)；相反的，他是個會幫女兒縫補破掉的娃娃、陪著她們參加各種大考、看似不擅表達卻十分了解女兒個性的爸爸。
在心理學及女性主義的各式理論中，「母子/母女關係」往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議題。「母職」也成為一個女性一生中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課題。無論在意願、能力(生理及心理)、個人成長背景、文化架構影響等種種層面下，女人選擇(或被迫)成為或不成為一個母親，甚至不再只是私領域的課題，更是社會眾人眼光關注的焦點。比如說年屆「適婚年齡」的未孕女性在求職時，應該有極高比例會被詢問:「最近是否有懷孕生產的打算?」。年齡相仿的男性幾乎不會被問到相同的問題，多數雇主即使得知該名男性求職者新婚或已有小孩，也會認為他「穩定性高」，而不像女性求職者一樣被視為「潛在的負擔」。這樣的刻板印象固然來自於「女性才能懷孕」的先天生理限制，也充分反映出我們身處的文化中，仍然認定「女人自帶母性、惟有成為母親的女人才算一生圓滿」的主流價值觀。最近在美國關於「女性墮胎權是否應合法化」的爭議日益白熱化，也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我在Netflix上看了一部紀錄片「羅訴韋德案：女權與政治」，完整梳理了美國社會中，「墮胎權」如何從女性身體自主延伸為政治議題的脈絡。
總之，我個人相信「成為母親」對女性來說，應該是一個選擇；藉由母職我們理當學會的功課是「如何捨棄部分的自我，無私地付出」、「適時的放手，讓最深愛的人自由」，沒有選擇成為母親的女性，終生仍有機會面臨相同的考驗，能否修得過這門課，理當是個人造化，而非被社會以「尊重生命」為名，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鎖。誠心希望有一天，所有女性都能擁有選擇人生道路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