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個個「境」拼成了臺南：史學大師斯波義信帶你領略臺南的生命脈動

斯波義信生於 1930 年的東京，1950 年進入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1953 年進入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碩士班，直到 1962 年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後，陸續在熊本大學、大阪大學文學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任教。自 2001 年起擔任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理事長迄今，同時也是日本學士院會[2]的一員，並於 2018 年獲頒唐獎第三屆「漢學獎」，其學術成就，不言而喻。

斯波義信很早就對都市史感興趣，特別擅長以社會經濟的角度切入討論。根據他個人的描述，在他讀高校的時候，就受西洋史教師松田智雄（1911-1995）的影響，特別喜愛德國中近世的商業史和經濟史。因此到東京大學求學時，他一方面選擇主修東洋史，另一方面則延續他對社會經濟史的志趣，成為周藤吉之（1907-1990）的高足，亦繼承周藤吉之的老師──當時甫過世的加藤繁（1880-1946）──的學術課題，在宋代市場、城市發展、商業組織、資本活動等議題上，發表了精彩的研究成果。

最終，這些成就也讓斯波義信成為 1960 年代迄今，東京大學宋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代表學者。

不過，斯波義信對日本東洋史研究的貢獻，不單是在宋史領域與其個人的發表，更重要的是他能夠跨出日本，與國外學界分享、交流學問。斯波義信還是研究生時，就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會議，關注外國的中國史研究，也注意跨學科的研究方法。1960 至 70 年代正值美國的中國研究熱潮期，以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為首，聚集了一群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和歷史學者[3]，共同探討中國的市場體系、社會組織、城市與移民的現象，以及其深層的歷史文化結構問題。

斯波義信取得博士學位後，仍時刻關注國際研究的動向，並持續與學界先驅對話。1966 年斯波義信在《東洋學報》中，就引介了施堅雅的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中國農村的市場與社會結構）[4]。 不僅如此，1970 年 斯波義信的博士論文《宋代商業史研究》刊行兩年後，即由伊懋可（Mark Elvin）翻譯成英文，並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5]。

接著，斯波義信赴美參與了中國研究討論會，在這個由施堅雅等北美學者組成的跨學科地域史研究群體中，斯波義信提出以長江下游杭州灣南岸的寧波、紹興、杭州地區為具體個案，並運用施堅雅的都市分析方法操作都市與地域史的研究。 會後，斯波義信將相關的研習成果發表於施堅雅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1977）以及個人專著《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1988）中，道出前人所未見過的中國研究觀點。

1960 至 70 年代斯波義信在學界的活躍表現，讓他成為溝通日本與美國漢學界最重要的橋樑，不僅消化了美國學界有關帝制晚期中國史（late imperial China）研究最新的課題與方法，也將日本學界中的東洋史研究成果推廣出去，例如「唐宋變革假說」就深深影響了施堅雅、伊懋可等人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

回到斯波義信在中國都市史研究中的成就，他能繼承且融合來自日本及西歐的學術脈絡，並結合兩者的觀點進行討論。如此可貴的研究角度，起因於他的學術背景與環境。

早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日本就透過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及東亞同文會，先後對臺灣及中國的慣習、法制、產業與社會組織進行全面的實地調查，且蒐集地方志及地方文獻，因而累積了豐富的中國都市資料。例如仁井田陞對北京行會的調查、今堀誠二在內蒙古及華北的城市調查，以及加藤繁擔任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囑託、參與《清國行政法》的編纂修訂工作。

這些戰前日本學者在中國及臺灣的調查活動，是日本中國都市史研究的先驅，他們蒐集與研究的成果，亦成為戰後東洋史研究的基礎。因此，斯波義信能充分運用戰前調查資料及地方志、地圖、碑刻、商業文書等地方材料進行研究，可說是得益於東洋史學界紮實的學術背景與積累。

另一方面，斯波義信個人對歐洲中近世史的興趣，對他發展中國都市史的研究有莫大影響。歐洲中近世都市研究尤其關注工商業活動、市場、同業團體（Guild）、中產階級、城鄉關係等課題，這種社會經濟史的分析視角由德國的歷史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1864-1920）集大成[6]。

韋伯曾以西歐中世紀城市為理念型（ideal type，比較的原型），對不同文明的都市進行比較與觀察，為西方的中國研究開創了新的典範，這種比較的視野貫串了斯波義信的宋史與都市史的研究。

1950 年代以後的中國研究者一方面受韋伯的啟發，另一方面也試圖利用更多的個案研究與實證資料，修正韋伯相對薄弱的中國論述[7]。施堅雅等學者則開始將人文地理學中的環境生態、空間型態、中地市場理論、都市等級與都市化等概念帶入歷史上的中國城市，同時關注城市內的社會如何組織運作，從而影響了斯波義信對於都市史的研究觀點。

從斯波義信 1988 年出版的專著《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中就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借鑒了施堅雅所提倡的區域史及整體史觀的研究取徑，另一方面，以宏觀的角度呼應施堅雅及章生道的都市型態理論。

2002 年，在《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出版十四年後，斯波義信完成了他另一本代表性著作——《中國都市史》，通論性地介紹施堅雅等人當年對中國都市研究提出的觀點，並展望未來的研究方向。

斯波義信在此書中提到，只用農村社會來理解中國是不夠的，中國的都市在歷史長河中也佔有一席之地，應該被學界重視。他希望透過這本書，結合都市行政史與聚落史（從地理學來說，都市就是一種聚落），說明中國都市和西方都市的共通之處外，也展現出中國獨有的特質，以及都市對鄉村所造成的影響。

除了整體性的介紹外，書中更以專章介紹幾個具體的城市個案，包括長江下游的寧波與上海、臺灣的臺南、臺北與新竹，以及廣東的佛山。這些案例或多或少以形成時間和空間環境的差異，各自回應了不同的都市史課題。

這邊值得一提的是，臺灣作為中國都市研究案例的意義。對 20 世紀以降的國外學者而言，比起因為文革影響，難以入境深入了解的中國，臺灣是相對便利的田野研究地點，因此，也成為學者研究中國社會的重要基地（如臺南的境、會、郊等，在 20 世紀的臺灣還有豐富的文獻資料與現況可以觀察。）

從中國研究的立場出發，當時的研究成果可以幫助學者去詮釋什麼是中國社會。如果從臺灣研究的立場出發，則更能協助我們把臺灣複雜多元的資料與現象加以理論化、結構化。

而在斯波義信眼中，臺灣的都市更被賦予了邊地、帝國前線城市的特殊意義。

在斯波義信的中國都市論中，臺灣被理解為「從中華帝國末期開始開拓，遠離首都政治中心，且與帝國本土相隔大海的邊疆領土」。臺灣城市的誕生、發展，甚至「中國化」的過程，在斯波義信看來，都是帝國邊陲城市的重要例證。尤其臺南作為臺灣最早形成的都市，經歷荷蘭東印度公司到清朝兩百多年的歷史，恰恰是說明「邊區城市生命史」的絕佳事例，臺南也保留了相對豐富的社會資料，非常適合用來展現和印證城市商業機構及移民的多元信仰等課題。

在中國都市史的臺灣研究中，斯波義信先是從「聚落史」的角度來考察 17 世紀以來臺灣的歷史發展，主要參考的資料，為邵式柏（John R. Shepherd）的《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而他對臺南的細部認識，則是根據 1979 年臺灣省文獻會出版的《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

從外在條件出發，斯波義信先透過地文、外形、區劃描述臺南。透過這些資料，他注意到清朝文教機構、軍隊用地、商業活動中心等不同功能、人群活動的空間分布特色，也觀察到臺南的城牆建設時間甚至比諸羅、鳳山縣更晚的問題。他另一篇談論清代臺南府城的文章〈清代臺南府城の「会」、「境」と「郊」--旧中国都市における民間の公共組織〉，則從「都市化」的角度切入，以鄭氏政權的都市行政區域劃分，如何讓臺南進一步中國化開始談起，接著描述城內的官民寺廟、街路、官廳與商店的空間分布[8]。

從兩篇斯波義信的臺南研究中可以發現，他對臺南最核心的關懷，總歸是討論城市內外不同功能、形式、名稱的社會組織與其運作秩序。包括「會」、「街」、「境」與「郊」這些基層社會組織[9]。

而在斯波義信之前，關於傳統臺南城市社區的討論，除了早在日治時期《臺灣私法》已經梳理過的商人同業團體「三郊」外，還有施舟人對遍布城市角落的土地公會、火神會等街坊神明會（neighborhood cult associations）的介紹。斯波義信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注意到神明會是以「角頭」、「街」、「境」為名的社區為基礎，社區內成員共同分攤祭祀活動的經費與工作，每年輪值爐主頭家。這種由空間關係衍生的近鄰組織，表面上是祭祀團體，實際上，團體內的成員也透過協議與共同規範來處理區域內的衛生、防禦、維持治安與防火等公共事務。

除了近鄰與同業關係之外，還有同鄉、同姓組織，所有的組織往往以寺廟或神明連結、統合更廣泛的人群。因此城市的居民在不同名稱與功能的社區組織之間，常有多重歸屬的複雜關係。斯波義信對臺南城內傳統的空間概念賦予了社會學上的意義，使清代的臺南歷史研究能進一步理論化，更深刻地詮釋了傳統中國城市共同體的樣貌。

前述斯波義信的都市研究，乃是建立在 1970 年代以施堅雅為首的中國都市模型上，將寧波、臺南、佛山等地視為中國城市的某些典型，從城市體系、空間型態、外來人口、社會團體等面向描述中國城市是什麼樣子。

關於臺南，他以 1979 年出版的《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為素材，分別填進不同的城市分析課題，描繪出具結構意義的「歷史上的臺南」。不過，斯波義信將臺南都市歷史結構化，此舉反而將清代臺南定型、固結在一個型態，忽略清朝在臺灣兩百年間，無論政府體制和地方社會均有不同程度的變化。換句話說，斯波義信所描繪的臺南，是把不同時期形成的結構合併在一起，成就那一代學者對於帝制中國晚期封建城市的典型論述，而不一定忠實呈現當時的臺南樣貌。

儘管如此，斯波義信對臺南史研究的貢獻仍不容忽視，他將原本零碎片斷的臺南史蹟和歷史考證，透過施堅雅建立的中國都市史研究架構賦予學術上的意義。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掌握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培養綜合地理生態環境條件的視野，將有助地方歷史與當代都市變遷之間的對話。

這樣的研究正告訴我們，臺南的歷史不只能說明臺灣自己的歷史，也能回應韋伯等城市史家提出的問題，從城市居民、社區或社會的角度出發，發掘城市自我發展的原動力。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助理教授）

[1]唐獎，由臺灣企業家尹衍樑捐助成立，為鼓勵世人重新省思永續發展的中庸之道，設置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及法治四大獎項，不分種族、國籍、性別及宗教，自 2014 年開始以每兩年為一屆，遴選出對世界具有創新實質貢獻及影響力的成就者。

[2]「日本學士院」是日本對於在學術研究上，具有卓越貢獻人士，給予最高優遇的榮譽機構。其前身為 1879 年正式成立的東京學士會院。

[3]如伊懋可（Mark Elvin）、Rhoads Murphey、曼素恩（Susan Man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David Buck、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藍厚理（Harry J. Lamly）、施舟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等學界先驅，皆是當時的中國研究大家。

[4]斯波義信，〈G.ウイリアム‧スキナー著『中国農村社会における市場‧社会構造』 : 批評と紹介〉，《東洋学報》第49巻2号(1966)抜刷。

[5]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風間書房，1989年。Shiba Yoshinobu; translated by Mark Elvin.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0.

[6]在韋伯的論述中，以西歐中世紀城市共同體為基準，比較不同城市的防禦工事、市場、法律、城市法庭、功能與組織等元素，認為包括中國、印度、中東在內的亞洲城市，皆缺乏西歐那種由市民階層共同參與、決策管理的城市制度體系，也沒有形成自己的城市和社區認同。換句話說，市民組織和認同意識因此成為東、西方城市最關鍵的差異。

[7]20 世紀以降的學者，希望能了解中國民間社會團體的形成與運作辦法。他們在明代的廣東找到「宗族」，在宋代找到「社」，在清代臺南不只找到「境」，也找到「會」（神明會）與「郊」；在臺北與新竹，則是透過清末的築城活動，看到民間社會團體的運作與能動性，進而突破韋伯的學說（見註六）。

[8]斯波義信，〈清代台南府城の「会」、「境」と「郊」--旧中国都市における民間の公共組織〉, Asian cultural studies special issue (11), 39-52, 2002.

[9]在一眾名詞當中，「境」也許是讀者最不熟悉的現象。其實「境」與會、行、郊、街等相同，是臺灣、福建等地普遍的基層社會單位。這些地方的民間社會通常以廟為人群活動核心，有些甚至以特定的空間基礎發展出社群網絡，承擔各種不同社會功能。斯波義信在臺南之所以關注「境」，是因為它時至今日仍在民間社會活躍。不過，「境」組織在中國、臺灣等地（如嘉義市區）都有分布，並非臺南獨有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