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ublic》,直譯的話是公眾、大眾,而相較於這次台灣翻譯的《公共圖書館員》,我反而更喜歡中國對這個片名的解讀《良知堡壘》或是公眾堡壘。
從片名就能知道,《The Public》是一部與公眾議題息息相關的作品,但為何台灣會在該片上映四年後才將作品引進國內,放上大螢幕呢?
【艾米利奧自編自導自演的《公共圖書館員》】
老實說《公共圖書館員》在海外的票房不怎麼好,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的差,恐怕光是支付亞歷·鮑德溫的片酬都很勉強,但就是這樣一部電影,我卻認為格外適合現今的台灣。
公眾議題在台灣的熱度一直以來都非常高,艾米利奧自編自導自演的《公共圖書館員》正是在探討美國街頭的公眾議題。
電影講述當寒流侵襲Cincinnati時,街道上的遊民每天翹首以盼,等待公共圖書館開門的日子,希望能到圖書館內取得一點溫暖,但當閉館後,遊民們又必須回到寒冷的街頭。當城市的緊急避難所都無法再容納更多遊民時,遊民們請求在圖書館任職的古德森(艾米利奧·艾斯特維茲飾)敞開公共圖書館的大門,收容遊民,成為緊急避難所。
【《公共圖書館員》當中探討的政治與民主碰撞】
在電影《公共圖書館員》中的最大阻礙,是身為Cincinnati市長的百般阻撓,因違選舉將近,順從遊民開放公共圖書館成為緊急避難所會影響他的選舉成績,在警方的協助下,市長試圖以武力將遊民驅逐出圖書館,並將古德森塑造成引發暴動的罪魁禍首。
根據美國憲法第四條,禁止各州政府為了本地居民利益而差別性地對待其他州的居民,電影中市長曾用這項條文威嚇古德森不得禁止一名身上有著強烈異味的民眾進入圖書館,但如今他的作為,是否也跳脫第四條之外?值得審思。
而在麥迪遜的憲法修正案中也提到,
「所有的權力應屬於人民,也均源自人民。政府被構建並應實踐於人民的利益,以及更普遍意義上,追求和獲得幸福與安全的權利之方式享有生命和自由。當政府已經有害於或不勝任其構建之諸目的時,任何時候人民都擁有不可質疑、不可轉讓和不可被剝奪的權利來改革和變更他們的政府。」
而出於政治考量,執政者必然無法順應人民的理念與想法,幫助人民獲取最大利益;而人民自然也無法去思考背後的政治因素,甚至是利害關係。雖然市長的嘴臉有些討人厭,但出於政治立場,他確實無法讓公共圖書館開放成為緊急避難所,至少當下不行,這是雙方的立場不同,而非善惡問題。
【《公共圖書館員》引用那些公眾作品】
《公共圖書館員》電影中,古德森引用了John Steinbeck的作品《憤怒的葡萄》來回應記者的提問,該作品描述經濟大蕭條後,失去未來的農民,而古德森也用書中的文字來回應這場行動的目的,正是因為遊民們如同被逐出奧克拉荷馬州的農民一樣失去一切,尋找著工作、土地、尊嚴和未來。
此外,電影最後遊民們一起演唱了Johnny Nash的《I can see clearly now》這個情節彷彿在訴說著這些遊民在經過這次抗爭後,看到了有人願意與他們站在同一邊,即便情況艱難,即便未來迷茫,每個人都有自身的痛苦與磨難.社會仍舊對他們不公,但他們如今已經能夠看到道路的方向,這個夜晚,對他們來說風光明媚同時也是對幸福的慶賀。
【《公共圖書館員》好看嗎?】
《公共圖書館員》本身的步調緩慢,但層次與內涵豐富,很難用好看與否來判斷他,但作品中不僅能看到人民對於公眾議題的重視,同時也能看到人在生命中的轉變,遊民不一定出生就在街頭,媒體所傳達的也不盡是真相,個人十分喜歡。
艾米利奧找來一群本身就對公眾議題十分關注的演員,並撰寫了一部真實又無奈的作品,在寒冬中的公共圖書館,或許真的是整座城市最後的公眾堡壘。
另一方面,艾米利奧也在作品中加入了公共圖書館是為人民服務的這個印象,強調了公眾利益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以及公共圖書館本身在社會與政治考量上的位置。
你或許能在電影院、時代廣場、政論節目中大肆暢談你的理想、守護你的政治憧憬,但公共圖書館並不被框架拘束,而是只為人民服務,無論貧富,無論貴賤,無論黨派,無論性別與性向,這或許是公眾一詞所需要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