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小叮嚀：基督徒的自由，有一部分是對應社會而言的
社科小常識：法律的例子比較能夠兼顧普遍原則和具體實踐
應用小撇步：自由意志的三個層次，很有實用價值真福爾摩斯探案
在福爾摩斯年代的倫敦，你不會想多逗留一秒。濕冷的空氣凝附著可見的煤灰，明溝飄來排泄物混雜垃圾的腐臭，童工的哀嚎聲比《孤雛淚》的情節更慘厲。要把這個年代拍成賣座電影的話，根本不用灑狗血，因為這年代就是瘋狂與血腥的產物。一八四三年一宗驚人的凶殺案，用瘋狂與血腥改寫歷史，影響後來英美刑法制度。
神祕的槍殺案
當年一月一個昏暗的下午，英國首相私人祕書德魯蒙（Edward Drummond）獨自前往首相府辦公，在唐寧街上遭人從後槍傷，經搶救後體內子彈移除，可是五天後不幸身亡。凶手當場就擒，接受拘禁和盤問。
奇怪的凶手
凶手名叫麥拿頓（Daniel M'Naghten），還不到三十歲，是一名來自蘇格蘭的木工。麥拿頓少年時跟隨木工父親學藝，後來自己開一間木材車床公司，漸見成績。可是在犯案前三年，他突然把車床生意賣掉，開始四處奔波，向父親、警方，甚至是國會議員求助，聲稱自己遭保守黨人跟蹤和迫害。
審訊開始
由於案情嚴重，麥拿頓被移送中央刑事法院。審訊室盡是沉鬱的柚木，是法院大樓的核心；大樓只有四層，是一棟低調冷傲的麻石建築，又是一個眾人期待的血肉舞台──法院內唇槍舌劍之後，戴著貴族假髮的法官再跑一套繁文縟節，宣判死刑，之後絞刑就在大門外公開進行。
脫罪的理由
麥拿頓接受盤問時，主動表示：「我被他們迫害至絕境，所以主動開槍。」檢察官找來麥拿頓的理髮師和房東作證，他們都指出他的言行一直如常人，沒有什麼問題。辯護一方，則是倫敦著名御用刑事律師柯本爵士（Alexander Cockburn）。柯本承認麥拿頓的確是凶手，但強調判決的關鍵是，他犯案時的精神狀態。他傳召麥拿頓家鄉的警官作證。警官回憶，在一年半前，麥拿頓曾經向他陳情，說自己遭保守黨人跟蹤和迫害；但因為沒有實質證據，最後不了了之。之後四位精神科醫師輪流作證，並一致研判，麥拿頓犯案時精神失常，受幻覺影響而殺人。檢察官就像走了三步就被將軍的棋手。他沒有己方的精神醫師，只好用最無奈的法院修辭結論：「檢察方無法敦促庭上，做出不利被告的判決。」法官引導陪審團決定，最終宣判麥拿頓無罪。他被安置到精神病療養院接受照顧，並在那裡終老。
（女王）維多利亞的祕密
得悉宣判，維多利亞女王大怒。原來當時女王登基才幾年，卻已經遭三次開槍刺殺，幸而毫髮無損，刺客也束手就擒。不過，那三個犯人因為精神失常、證據不足等理由，通通逃過死刑。女王認為，法院必須規範「精神失常」等免責聲請，防止壞人逍遙法外。於是，麥拿頓獲判無罪三個月之後，上議院傳令高階法官出席聽證會，報告法院在處理「精神失常」等聲請時應有的法則，就是後來影響習慣法體制超過一百年的「麥拿頓法則」（M'Naghten rule ）：「陪審團應該假設，每個人都是精神正常的，具有足夠的理智，以致為所犯的罪負責――除非相反的論證令陪審團滿意。以精神失常為辯護理由，必須符合以下條件：證明嫌犯在做案的時候，由於精神疾病而導致理智上的缺陷，使他不知道所做之事的本質，或不知道所做之事乃不正當。」
自由意志的定義
麥拿頓法則的來歷，是個兼顧普遍原則和具體實踐的法律小故事，開了我們的胃口，讓我們預備好進一步探討自由意志。接下來我們會分別從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兩個知識領域切入，前者著重論證普遍原則，後者關注人類行為的具體現象。為了應付「燒腦」的討論，我們不得不為自由意志下一個仔細的定義。美國富勒神學院教授梅菲（Nancey Murphy）綜合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的觀點，列出自由意志的三個定義。
- 第一個是行出所選擇的，而所做的選擇可能是受到之前的行為、思想、性格等影響。
- 第二個是自主，即藉著理智的評估，而做出有理據的行為，不受情緒和生物本能等非理智的因素影響。第一、二個定義屬於相容的（compatibilist）自由意志，即與決定論（因果規律）並存，所做的選擇、理性的評估，可以歸因於某些條件。
- 第三個定義則是非相容的（incompatibilist）自由意志，這是「純度最高」的自由意志，排除一切決定論的影響。按照這定義，第一和第二種自由意志都不算是自由意志。例如，因為信耶穌，所以選擇每個主日到教會聚會。這裡的選擇對於第三個定義的標準而言，都不算自由，因為受制於宗教信仰。
自由意志的社會作用
麥拿頓法則所針對的，是第二種自由意志，即假設一個精神正常的人，有自主能力，行事之前經過理智評估，因此必須為自己所犯的罪負責。這法則除了是一個重要的法律觀點之外，更有廣泛的實踐意義，可以用來評估，我們在日常生活，對自由意志有多大信心，有多積極來運用自由意志。
自由的矛盾
今天華人自由社會（台灣）有個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制度與風尚的確有利大眾運用自由意志。例如同性婚姻制度，的確讓同性伴侶有更多可能，行出他們所選（第一種自由意志） ，包括選擇建立「婚姻關係」。新聞自由、媒體之發達和多元，的確讓我們掌握更多資訊，好運用理智，自主地對事情做有根據的判斷（第二種自由意志）。可是另一方面，我們越發不信任自己或別人的自由意志，且更懂得為「不自由」提供理由。
「不自由」最好的理由
某藝人遭揭發原來是渣男，性生活混亂，形象大崩壞。他不得不公開道歉，並且含淚訴說當時「控制不了自己」、「是個沒有靈魂的人」。之後想要帶風向的名嘴就會猜測他可能是患上病態的性成癮，然後在娛樂八卦節目上，跟心理師、兩性關係導師唱雙簧。專家假裝客觀，帶著權威的口吻說：「這個渣男一定是不對的。但是你知道嗎，根據演化心理學，你翻一翻什麼《自私的基因》之類的，你就知道男生動物性一點說，就是喜歡播種嘛。加上作為藝人，一定有自戀人格。我告訴你，他如果沒有自戀人格，就不可能站在台上光芒四射。」然後名嘴就心領神會，呼籲觀眾多給他一點空間，整理一下他的身心和關係。用香港綜藝節目「掌門人」的說法，就是「打和」！
我們其實沒有很喜歡自由
類似為「不自由」（不用負責或責任變小）背書的例子還有很多。當你為家暴受害婦女請命，力爭婚姻關係中的自主；丈夫就說自己小時候是家暴受害者，缺乏正面父親榜樣，家暴某程度上是不由自主。當你追問親戚還你錢，還你財務自主；親戚就說自己從小就意志薄弱，容易受賭場高利貸擺布，陷入病態賭博而不由自主。以上種種，就是以生物決定論、人格決定論、原生家庭決定論為理由，不是推卸責任，就是讓人對自由意志失去信心和感到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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