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連黃遵憲本人也相當緊張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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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代，日清兩國簽訂修好條約，揭開雙方外交關係正常化的序幕。清國初代駐日公使團，在1877年抵達東京駐節。除了擔任正副公使的何如璋、張斯桂之外，駐日外交官群體中，最受矚目者，莫過於當時任職參贊，也就是公使館書記官的黃遵憲。
近日無意間在圖書館翻閱，由中國的環球人物雜誌社所編著的《大國士：憂患中國命運的大師們》一書，所收錄的文章中，曾提及黃遵憲的日旅足跡：
在日期間，黃遵憲一人獨行，走本州，過北海道，在鎌倉的江之島，與伊豆的熱海先後停留半月……….
上文應該是根據1880年7月與10月，黃遵憲寫給與王韜兩封信，也就是〈致王韜書〉所剪裁詮釋出來的敘述。王韜是晚清著名的改革思想家，1879年曾受重野成齋與栗本鋤雲之邀，赴日訪問與遊歷數月，那年王黃二人交遊甚密，王韜離日之後，兩人亦有多封書信往返。
在7月的那封〈致王韜書〉裡，黃遵憲的原文是這樣說的：
弟近日歸自箱根……居箱根山中凡二旬……隨後尚欲遊日光，走上州，過北海，抵箱館，他日歸途，更由陸達西京，經南海諸國，訪熊本城，問鹿兒島而後返….
上面這段書信若渣翻為不精確的白話，則是：
“我才剛結束箱根為期二十天的旅行，之後還想去到日光玩玩，接著再往北去群馬(上州)，然後渡海去北海道(北海)，抵達函館，回程則想走陸路去京都，再南下造訪九州的熊本城與鹿兒島，然後再回東京。”
至於10月的〈致王韜書〉，原文則是長這樣：
弟自箱根歸後，遊興勃發，旋復僕被獨行，鎌倉江之島，豆州之熱海，皆勾留半月而後歸。歸席未暖，又於富岡觀製絲場，於甲斐觀造酒所，於王子村觀抄紙部。
從這兩封〈致王韜書〉的線索來看，黃遵憲很明顯的說到箱根旅後，自己還「想去」日光、上州(群馬)、北海道、京都與九州等地的意願，而實際上他在箱根之後的旅行目的地，則是先後去了鎌倉江之島，與伊豆熱海，各有半月之久，接著又說自己屁股還沒坐熱，又跑去富岡(即「上州」，今群馬縣)、甲斐(今山梨縣)，跟東京的王子村，參觀絲廠、酒廠與製紙工廠。
總之，黃遵憲當年的旅行，最遠就是富岡與甲斐。
問題來了，那黃遵憲究竟有沒有去過北海道旅行？直接講我很委婉的結論，答案是：可能性非常低。
先從黃遵憲派駐日本的起迄時間來看，1877年12月21日，他隨使抵達東京，至1882年1月18日從橫濱啟程，赴舊金山擔任總領事職務。抵日之年，千頭萬緒，離日之年，忙款行李，頭尾的兩年，恐怕很難有甚麼日本時間，特地老遠跑去北海道。
至於中間四年整的任期，黃遵憲主要的活動大致交錯著使館公務；以東京為中心，與清、日、朝鮮知識人間，頻繁的筆談與詩文社交，以及《日本國志》的編纂作業。
朝鮮在江華條約之後的局勢發展，與琉球歸屬，是初代駐日公使團任內，清日間交涉的重中之重。尤其日本著手進行所謂「第二次琉球處分」，大動作的斬斷清琉過往的宗藩關係，並隨著1879年的廢藩置縣政策，將琉球改設為沖繩縣。黃遵憲作為駐日參贊，不消說承擔繁忙的外館公務。
自清國公使團成員駐節東京開始，就成為擁有漢字與漢學背景的日韓知識人爭相拜訪的對象，像是源輝聲、岡千仞、重野成齋、宮島誠一郎、金弘集等人，都是現已出版的筆談史料中，常出現的名字。外館公務之暇，黃遵憲與諸多擁有官民身分的東亞知識人，多有利用筆談，相互交流學問、時局、詩詞酬酢的社交活動，當然也有揪團遊賞、飲宴的場合。
筆者曾撰寫過的日旅史櫻花篇，曾提及黃遵憲與公使團成員，在墨江(隅田川)畔參與賞櫻、飲宴與詩文唱和的情景。此外，上野不忍池、小石川後樂園等名所，也是黃遵憲與日籍友人曾經造訪的景點。查閱黃遵憲年譜，1879年王韜訪日，王黃二人在5月至8月末的遊覽宴飲行程，幾無虛日。
1878年，黃遵憲公餘之際，開始在日籍友人的協助下收集文獻，投入日本史的研究與編纂，《日本雜事詩》就是編纂《日本國志》的前置寫作基礎。前述黃遵憲的箱根、鎌倉、熱海之旅，與製絲、酒造等實業的考察，自然有通過旅行田調，輔助編纂《日本國志》的用意。不過，卷帙浩繁的《日本國志》，在編寫的過程中多有史料採輯、編纂作業與校訂的困難，像是黃遵憲不諳日文史料，諸多日本史的專門用語皆須有人協助漢譯與校訂，加上駐日任期與纂修的時間有限，也使他難以從事更長途的實地考察。
難以從事長途考察之旅的現實，也可以從黃遵憲寫給友人的書序與信件中，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例如1878年，他為書畫家生田水竹的《畿道巡迴日記》作序，盛讚其在全日本幾乎跑透透之外，也表達自己好想跟著生田衝一發，來個日本大縱走之旅，但礙於他難以「摒棄百事」，所以只能殘念。接著在1880年，他寫給漢學家岡千仞的信中，也提到使館公務「萬事勞形」，公餘要酬酢社交，寫作則排在兩件事之後，導致《日本國志》曾經有一個月都未動筆。
到了1881年中，黃遵憲已經知道自己的駐日生涯即將結束，在給王韜的另一封書信中，表示已大抵謝絕友人遊覽宴飲的邀約，與公使何如璋日夜討論《日本國志》的編纂事宜，想要在離任之前完成這項工作。四十卷《日本國志》面臨完稿壓力測試的狀態下，北海岸(？)可能都很難抽空去一趟，更別說是北海道。
考察黃遵憲的作品，不乏有對北海道的詩文書寫。
例如收錄在《日本雜事詩》的〈蝦夷〉這首詩的注釋裡，就曾描述維新以來北海道成為日本版圖後，設開拓使治理。或是在《日本國志》的「地理志」中，提到歷代和人政權對蝦夷地的經營概況。
在黃遵憲筆下，北海道是「土壤肥沃，而產業未開。風俗鄙樸，言語衣服皆異內地」的邊陲；而渾身毛髮濃密的阿伊努人，被黃遵憲描述為與台灣生番無異的人種，蠢如豬或鹿，如今北海道成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對阿伊努人來說有機會脫離蒙昧，走入文明，他覺得實在是太棒了！
上述的北海道認識，恐怕並非來自他黃遵憲旅行見聞，而是來自日籍友人的資訊，與撰寫《日本國志》收集的材料，所重新詮釋而來。1881年，黃遵憲曾幫甫由北海道回京的岡千仞，所寫的《北遊詩草》作序，序言中曾表示岡千仞所描寫北海道景物風土，讓他讀之彷彿有身遊其地，目擊其狀之感。岡千仞的詩作，或許提供了對黃遵憲書寫北海道的部分線索。
所以，黃遵憲曾去過北海道旅行，是個很難成立的說法。
附帶一提，在黃遵憲詩文中，對台灣人不想再努力反抗，反而成為日本帝國的順民，表示悲痛與失望；以及邊陲之地的北海道阿伊努人，將逐漸廣被日本的文明開化的認識；他也曾建議建議清政府廢朝鮮為郡縣，比照蒙藏，在朝鮮設立辦事大臣，主持其內政外交。不得不說，黃遵憲對這些清日邊陲與藩屬的觀看視角，基本上不脫「帝國凝視」的基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