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寫作過程聊批判者的原罪

延續上一篇「從地方創生到地方自治」的內容，最後我寫了很多晚上在對話中提出的問題，這篇想從另一個角度切入，聊聊他們是怎麼看我的書，還有我在寫書時修改了哪些細節。

場景拉回深夜大聖寺町屋辦公室，看上一篇最後提出一大堆問題跟疑惑，讀者可能會覺得是一場很激烈精彩的辯論，其實事實上是三島老師旗下的第一女將由莉雅不斷逼問基金會代表飯貝回答的過程。過程中我跟另一個PLUS KAGA畢業生稻村只是安安靜靜吃著桌上的泡菜跟其他零食，三島老師忙了一天早就在打嗑睡，偶爾醒來一下也不多說話，只是負責把話題丟出來「欸？那這題你怎麼想？」話PASS給下一個人他眼睛就又閉上了。

我在這裡從頭到尾都扮演著觀察者跟學習者的角色，三島式的引導，不管在會議或是飯局，總會一直把帶頭的角色丟出去，比起台灣的講師跟講者，他真的太安靜了。想想台灣這圈的人，不管教授、倡議者、執行者大部分都很愛講話（我可能是最愛講的），在三島身上學到的大概就是多聽少講吧！

尤莉雅這點其實是得到三島老師的真傳，三島式的教學跟引導，就是丟出很多問題，等學生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真正想做什麼，計畫目的是什麼）然後自己提出方法後，再給一點建議，告訴學生哪裡不足，提供一些案例，但絕對不預設正確答案或方向，只是提供「可能性」。

我覺得這點真的太難了，當每次開口講話想要講一些中性的問題，就會發現自己怎麼發言都會夾雜自己的意識，或是自己心中的正確答案。跳離引導還有和樂融融的工作坊，同樣一套在這種討論組織將來發展的飯局上，每個問題少了包裝自然變得充滿攻擊性。

而小隻馬尤莉雅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把這個角色扮演的很好。

對，她超級有針對性跟攻擊性。

要是在公司裡三島老師是好警察的話，那尤莉雅就是壞警察，她用乖寶寶跟高材生外表掩飾，然後在大家酒過三巡以後又突然擺出壞警察的架子把大家逼問到一個極限，這場景可沒有先跟好警察套過，之前開會我看過他對自己老闆三島也是這樣逼問，三島常常在她面前被質問到得像個失智老人，這樣的勞資關係，我可能在現實裡沒看過...大概只有在網路文章看過吧？搞不懂的人大概會以為尤莉雅是老闆。

（2022年追記：今年發表會上尤莉雅公開說這次換三島演壞警察，三島致詞還說「其實我人很好啦」台下就一陣爆笑）

而昨天有一個話題就是我的書「微觀的地方創生」裏是怎麼寫大家壞話的w

雖然在日本對這裡的公共事務我很少開口，主要都是旁聽跟觀察，但這群書中主角們都跟我去過台灣，知道我一開口絕對是充滿攻擊跟惡意，也因為這樣他們很堅持「你一定寫很多我們的壞話，快點翻譯給我們聽！！」之後被我拒絕，大家只能拿著書用自己微薄的漢字知識來理解內容。

在寫書前，我也曾是個批判者。

進到這個圈子前兩年，遇到很多日本體系中的不公，政策執行面的現實，太多太多委屈跟不滿。待不滿一年就離開的同事也不在少數，而活過第一年的，除了那些辛酸血淚外，當然也都有自己一套做法。矇上眼睛，做個乖乖牌領完三年專案的錢走人的；跟體制硬幹，遊走在日本政府規定外，把自己逼上絕路，用專案型公務員的身份同時身兼幾分工作殺出一條血路也是個選擇，最後一種就是民間官方兩邊討好，做個八面玲瓏做什麼都風聲水起的人。

每個人都各有一套求生之術，在寫文批評發洩之前，我也是活下來的那個男孩！（harry potter the boy who lived summary），自然有自己一套。不過在台灣批評似乎比較容易有人聽到，尤其在沒有任何背景跟人脈相挺的狀態下。

只是在微觀的地方創生這個講座開始之前，我就發現上台講日本的有多爛這件事其實很難（大概從某國立大工作坊找我當講者那次開始吧？），做簡報時理一理思緒我就發現了。難在哪裡我以下條列式說明。

首先要罵一個東西以前，就要先介紹這個東西是什麼，這東西產生的時代跟文化背景，相關的人物法條，最後說明人際關係跟我自己的角色，這些通通講完大概時間就去了一大半，也只是淪為單純的案例介紹。

要批判，就要引起聽眾共鳴，但在大家聽了一小時的前情提要後能記得多少劇情？而就算記住了，也很難發自內心有共鳴。

在網路上也很多KOL都在批評，而通常那些議題都很大，都是自己摸不到邊的。統獨、防疫、疫苗、食安等等，他們批評OK啊，因為他們以老百姓的身份批評公眾議題，大家看一看罵完爽完就算了，沒有人能去提出並執行真正的解決方案，因為這些問題背後牽扯的結構太複雜，一般人插手可能就會被弄個粉身碎骨。

但是我呢？我應該算在業內，如果是業內人要批判業內事，那實踐就很重要。

如果我批判後提不出更好的解決方案，做不出更有說服力的行動，那我跟一般只會嘴砲的路人有什麼兩樣？就是聚集一群人圍觀看熱鬧，看完就解散，然後繼續攻擊下一個議題，這樣週而復始，操作法跟側翼粉專沒兩樣。

但側翼粉專還可以影響到選票帶帶風向，我這個議題那麼冷門根本沒人鳥，更加徒勞無功。

如果是有更好辦法的實踐者，批判其他人似乎又不夠大器，而提不出更好解決方式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這點對於批判者來說大概是最大的障礙，要是靠批評某些東西來起家，有時候在不知不覺中就會得罪一些前輩、長輩或是派系，這些人雖然不一定會明著跟你對幹，但讓你在不知名的地方卡關可以說輕而易舉。

而這些人在業界已久，徒子徒孫跟關照過的人當然是滿天下，有些人不一定反對批判者，但為了要給前輩跟大佬們面子，自然不會邀約爭議性人物。

講講日本或許還好，頂多有些日本迷不以為意，但講台灣的話我可能就要多想好幾秒鐘。

話說回來大家都喜歡跟會挺自己人或是夥伴的人合作，是非分明、非黑即白的自走砲，享受著高關注度也同時跟高風險相伴。

還記得前陣子有個遊戲公司荼毒員工的事件被畫成漫畫在網路上廣為流傳，後來很多受害者也跳出來畫圖寫文響應，其中有一個人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老闆說要讓我在這個業界待不下去，那我換個業界就好啦」

能說這句話的人不是太年輕還可以隨便換業界，大概也只是從員工角度解讀這句話而已。雖然不知道那位實際發言的老闆在業界多有影響力，但前輩這樣濫用社會影響力壓迫新人真的很可怕。如果30甚至40歲還遇到這種鳥事，業界豈是說換就換，中年失業的可怕大概年輕人還沒辦法體會吧？

就是在這個承先啟後的三十幾歲，做很多事更要謹言慎行。

我自己本身曾在地方政府擔任專案型公務員，就立場上而言，批判自己的東家是一種不義的行為，當然就執行面上，要抽離自己的不滿跟委屈再做出批判是個重點，但講太細台灣人不懂，講太廣或太深，前面倡議者已經一堆了似乎沒辦法脫穎而出。

我批評很多事，但同時我也讚賞很多事，當所有講座都是希望我多講些實際上發生的鳥事，想打破日本地方創生政策政績的神話，那我久而久之自然會成為批判日本政策的代表。那做這件事對我本身要做的事「打造台日平等共創的模式」會有什麼影響？如果開口閉口就是「日本不好、日本只會做表面、日本政績宣傳都在騙人」那台灣幹嘛跟日本共創？我們自己走自己的就好了啊！

這點其實我常常也怕被別人超譯或是曲解。

既然那麼多不好，哪些才是好？哪些我們該效法？哪些該引以為戒？我希望在微觀的地方創生出版之後開啟一個思考的新方向，而不單純只是批判而已。

這件事我覺得又是個大哉問了。如果plus kaga的計畫是對社區有利，對地方有利，那究竟誰該出資？這個問題會被提出，是因為某個去潟湖裡面撈垃圾，還透過環境教育教小朋友不要亂丟垃圾到河川裡的計畫。

參與其中的有當地觀光協會、Plus kaga支援者社群、基金會，當然愛收割的地方政府也參了一腳。

嚴格說起來地方政府不能說只是收割，因為Plus kaga原本就是政府的案子，這些大學生透過Plus kaga來加賀田調，當然少不了加賀市役所的支援，但後面大學生要幹嘛，花了什麼錢需要什麼資源、產出什麼成果，那是大學生自己的事，上了報，市役所來沾個光也是合情合理。

那事情至此，大學生本人靠著以上牽扯到的所有人提供的幫助，之後要繼續做下去誰要出錢？這下問題來了，大家用個人的角度協助倒還沒問題，但要用組織的角度提供資源或金錢，那問題就大了。

民間人士會說「為了公共利益而做，市役所不該出錢嗎？」

市役所的立場則是「每年所有東西的預算都是綁死死的，上面交代的東西還常常要插隊，其他地方的公共建設也要做，而現在疫苗注射跟紓困也是第一要務，哪有預算做這些？」而觀光協會跟基金會都已經提供了某種程度上的協助，大家也有其他該做的事，也很難永遠支援下去。

對這題我也沒答案啦！因為又不是我出錢，但是那個大學生來加賀第一年我跟他同組去田調的時候有請他吃蛋糕....這樣可以算有出錢嗎w

想要把某些公眾人物或倡議者拉下馬，最簡單的就是攻擊他的私德，從最大罩門感情開始，兩性關係、種族歧視、各種議題上的問題發言，只要一成公眾人物，過去就必須要是完美的，不能被抓到太多小辮子。

但這些事其實跟議題的必要性，還有一個人辦事能力一點關係也沒有，想想就很荒謬。不過在所有業界都是這樣，大家注重的是倡議者是誰，而不是議題本身。倡議者本身是無名小卒，通常很難引起波瀾，但反之是某些業界的大咖、名人，芝麻大的事也會一堆人關注。

這題也很難。

理想中我們都會想把個人放在議題後面，但現實裡大眾關注的卻是個人遠大於議題。

我自己其實很開心可以參加這些議論跟思考的過程，每一次被質疑、重新思考再付諸實踐，都能讓自己的腳步踏得更扎實。這些問題總有一天，加賀會找出自己的答案，如果有緣再跟各位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