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譯團】高于婷：副刊主編的建築夢——史習枚與他的文學之橋

臺文館／轉譯研發團

更新於 2024/10/10發佈於 2022/10/11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史習枚是誰？或許有些人對他的筆名「歌雷」更熟悉一點。（藏品／文學台灣雜誌社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如果在臺灣，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中國人】

1994年，剛出版《打狗歲時記稿》的高雄文史工作者林曙光，接到他在《台灣新生報》副刊工作時期主編史習枚的逝世消息，感念之餘，他洋洋灑灑寫了36張稿紙的篇幅，來悼念這位他心中「首倡建設臺灣文學的先驅者」。

史習枚是誰？或許有些人對他的筆名「歌雷」更熟悉一點，他從學生時期就對文學編採有興趣，隨後渡海來臺，創辦「橋」副刊、為臺灣文學與作家開拓一方空間，卻也不斷面對來自黨和政府的壓迫。

他是中國人，但自詡自由主義者。

他還不了解臺灣，但想建設一個臺灣文學的空間。

他是《新生報》「橋」副刊主編史習枚，他有一個建築夢。

【他信奉的是理念，不是黨】

史習枚在學生時期就展現了對刊物的編輯興趣，出生江西九江縣的他，1940年代初考上了因中日戰爭遷校至重慶的復旦大學新聞系，當時復旦大學有濃厚的文藝氣息，200多個社團中無論文藝或非文藝類，皆在發行刊物上闢有文藝園地，壁報形式的刊物也超過50種。

或許是浸淫在這樣的氛圍下，史習枚於1943年創立了「新血輪社」，發行刊物《新血輪》。有趣的是，這個社團的社址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青年館中，青年團由國民黨設立，招收16到30歲的青年，以培養抗戰建國的新血為主，回看在中國語境下與新血同義的「新血輪」，不難想像社團背後隱含的政治性。

在為副刊取名字的時候，史習枚沿用了大學時用過的「橋」。（藏品／文學台灣雜誌社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史習枚與其中幾位同學正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成員，但思想上是較為溫和的中間派，他們對《新血輪》的想像是：「一份不偏不倚、不受人唾罵、也不擔風險的中間報紙。」上面有學生關心的話題、時事，偶爾也有一些不受校方喜愛的言論，其中闢了《文藝》和《時與地》兩個文藝副刊，也收到許多來稿，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的副刊主編經驗。

只是若因黨政而生，也有很大機率因黨政而亡。

《新血輪》後期內容被青年團認為有左傾傾向，因而直接出手將「新血輪社」改組，史習枚等五位編輯成員決定在發行完第一百期《新血輪》後集體辭職，像是對組織的消極抵抗。

但史習枚沒有因此離開編採，1945年他邀請了同寢室的新聞系學弟馬克任與魏端共同創辦壁報，名字正好就叫做「橋」，站在親國民黨反共產黨的立場，張貼在五十多份壁報中忒有份量。不過他大概沒想到，「橋」這個名稱會一路跟隨他往後的人生。

學生時期的史習枚雖然加入國民黨下的組織，但他信奉的不是黨，是三民主義所說的民主自由，是對於社會與人民的關懷，這也讓史習枚一再因此受難。第一次國民黨直接瓦解他發行將近一百期刊物的社團，第二次則是他張貼了一張批評國民黨的壁報。

這次，黨要抓他。

剛從新聞系畢業以助教身分留在校園的史習枚決定逃跑，他想起已經去臺灣的表哥鈕先鍾在《台灣新生報》擔任主編，或許能夠投靠對方。

1947年夏天，史習枚來到臺灣這座在二二八剛流過血的島嶼，他沒想到，這場血其實還沒流完。

【「橋」上風景】

同年8月，他成為戰後第一份官營報紙《台灣新生報》的副刊主編，以歌雷為筆名展開文學活動。在為副刊取名字的時候，史習枚沿用了大學時用過的「橋」：

橋象徵新舊交替，橋象徵從陌生到友誼，橋象徵一個新天地，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世紀。

這段話被刊在第一期作為刊前絮語，他藉由「橋」讓當時的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相遇、讓中國文學與臺灣文學相遇、這座橋也讓史習枚自己從對臺灣文學一無所知，到後來說出想出版《臺灣作家集》介紹臺灣文學。

他知道生於日治時期的臺灣作家在1945年後，一時跨越語言到中文書寫有一定難度，因此請了後來寫下這份悼念手稿、精通日中兩種語言的林曙光擔任臺灣作家文章的翻譯工作。林曙光當時還只有20歲，而承接副刊主編大任的史習枚也不過是個大學剛畢業的20出頭青年，林曙光在手稿中形容初見時史習枚是一位「年輕白皙留有鬢毛的美男子」。

當時年輕有活力的史習枚常請副刊的作家們吃飯座談，林曙光也常被招待上館子，史習枚讓所有人一起討論這塊由自已開闢的園地，他樂觀浪漫、闊綽大方，也向橋副刊投稿的孫達人就回憶：

他看我抱著幾本舊書竟對我說：「達人，你又去花錢買書，把錢花完了吧？喏……」他伸手從口袋掏出三百元塞進我手中：「這算你的預支稿費好啦！」我大笑起來：「哪能這樣，你知道我要寫什麼？」他笑著說：「沒關係，別客氣，以後沒錢花時儘管向我預支好啦！」

在有了發聲空間後，本省作家開始討論起「臺灣文學」該是什麼樣子，外省作家也提出想法加入，成了後來有名的「橋副刊論爭」。作為主編的史習枚將這些想法一概整理發表，他自己也多次提出認為臺灣文學應該要更加反映現實、打破傷感氣氛等。

在戰後因為從日文到中文的語言轉換，一度消沉的臺灣文學在過程中似乎要長出新的形貌，史習枚搭起橋的一端，邀請原先互不相識的本省與外省作家們上橋，一起決定橋的另一端該往哪裡走。他們在橋上大聲吆喝、偶爾大笑、偶爾吵架，整座橋的樣貌正逐漸清晰完整。

當時史習枚也許曾想過另一端的風景，卻沒想過橋有一天會垮。

當時年輕有活力的史習枚常請副刊的作家們吃飯座談。（藏品／文學台灣雜誌社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那一天，文學橋樑垮了】

1949年4月6日清晨，史習枚位於懷寧街大樓二樓的新生報員工宿舍大門被敲響，他前去應門，見到的是將自己上銬逮捕的便衣警察。他一時沒能搞清楚狀況，直到看見常在橋副刊投稿的楊逵也在，才想起前陣子拒絕刊登但出現在上海《大公報》上的〈和平宣言〉惹怒了省主席陳誠。

囚車緩緩開動，史習枚坐在其中，「橋」副刊在幾天後被迫停刊，結束了為期兩年多一點的223期生命。政府粗暴折斷他的橋，那些曾經想像過關於臺灣文學的未來，全都成了往後幾年牢房中的死灰牆面。

林曙光並不完全清楚史習枚的狀況，就讀他就讀她師大史地系的他也面臨學生宿舍被警察包圍臨檢，他只知道史習枚與楊逵一同被捕、橋副刊也停了，而等他與史習枚重逢，已經是將近三十年後。

★作家小傳

史習枚（1922-1987），筆名歌雷。江西九江人，重慶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1947年來臺擔任《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於1949年四六事件中被捕，輾轉關押至1954年保釋。出獄後開過廣告公司，任職《聯合報》與《美華報導》等媒體，1987年病逝於臺北榮總。

林曙光（1926-2000），本名林身長。戰後返國在台北就學、擔任記者，先後經歷二二八、六四等重大事件，也曾參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協助本土作家翻譯日文作品。後因北部局勢動盪回到高雄，轉向鄉土文學和地方文史研究，後期為高雄保留下大量珍貴的在地民俗、諺語和民間故事，著有《打狗滄桑》、《打狗瑣譚》、《高雄人物述評》等書。

★團員簡介

高于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在學中，喜歡書寫，也喜歡學術研究。曾獲中興湖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北市文學獎等，入選九歌109年度小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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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 #黃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