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那些得不到保護的人》，真覺得本片後勁好強。相較於《正宗哥吉拉》的諷刺戲謔，看得哈哈大笑，看完情緒就沒了。《那些得不到保護的人》對於日本官僚的批判更為深刻，直指問題隱晦幽暗的根源，看完後還持續沉溺於劇情中的省思。
兩片都是映射著311大地震日本官僚實際的顢頇作為，《正宗哥吉拉》透過一個架空平行的當代日本社會，重新賦予怪獸哥吉拉新的角色功能，以隱喻無法預知，毫無道理可言的天災，浮誇地表現日本官僚應對天災時的各種災難性人禍作為，本片則是藉由現實日本政府對311災難善後的處理來探討日本官僚制度的結構性問題。
日本的現代國家體制始於明治維新，這個體制的出現並不是透過革命，從舊體制崩壞碎裂的殘骸中重新打造，也沒有與過去傳統封建體制完全斷裂，而是有所延續有所創新。不只天皇沒有被推翻，明治維新中的骨幹很多都是來自於舊的封建統治階級。因為沒有破四舊這類完全斬斷過去的文化革命運動，舊有的傳統文化並沒有被完全拋棄，而是被保存下來與現代制度共存延續至今，讓日本成為一個文化上深具魅力的國家。
日本用其特有的方式揉合了現代與傳統，讓二者並存，形成日本社會的一種獨特風貌，但這種揉合並不能化解現代與傳統二者邏輯上的矛盾與衝突。
我們一般所謂的現代化，以及類似的相關詞彙，如工業化、理性化、市場化、資本主義化，都意涵著一種激烈的社會轉型過程，社會運作的邏輯從傳統的集體主義轉向為現代個人主義，把個人從身份等級、村里社區、家族/氏族的臣屬與連帶關係中解放出來，轉換成為一個一個單獨的個體，現代社會的運作是以個人為基本單位，而非以家族或村莊等共同體為基本單位。
現代制度的價值前提也是建立在個人主義上，制度規範的對象是個別公民的權利義務。這同時也意味著國家不能因為個人的階級身份，家庭背景與人脈關係而有差別待遇，國家制度必須一視同仁，平等地對待每個公民，這種原子化的公民模型就成為整個現代化國家制度的根本基礎，雖然實務上這種模型根本無法完美的運作，家庭背景、侍從關係、人脈資源仍然繼續存在，但整體制度仍是依循這個模型而運作。
所以在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原本以集體主義運作的傳統組織所發揮的各種功能，會讓位給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現代組織。
不過在現代化轉型過程常會引發社會的動亂，傳統組織被強力裂解根除了，不再提供個人生活的意義與生存的保障，以維繫社會穩定的運作，但新的現代化組織卻尚未出現或完善，因此無法取代傳統組織的功能，進而導致社會動亂頻繁，人心不安浮動。訴諸傳統價值抗拒現代化制度的各種運動，就成為現代化過程屢見不鮮的畫面。
日本的明治維新一開始雖然出現不少低層武士士族階級的叛亂，不過在西南戰爭後，整體社會趨於安定，相較於其他國家，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相對平順多了，其中關鍵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傳統的集體主義文化被保存下來穩定了社會秩序，轉而支撐起現代制度的運作。
日本這種揉合現代與傳統的方式，形成一種與西方現代化理論不同的東亞現代化典範，不論是台灣還是韓國的現代化過程，都可看成是日本典範的衍生版本。
但這種揉合並無法真正解決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根本矛盾，這也是《那些得不到保護的人》揭露的制度問題。如果是徹底現代化的國家制度，國家應該要取代家族與村里共同體的社會安全網功能，國家的社會救濟制度是直接針對公民個人。但在本片中，官僚在評估個人是否需要國家救濟時，仍需要考量家庭救濟的可行手段，導致惠婆婆不想讓跟著前夫生活，以為他已經死去的女兒知道他的狀況，因而撤銷申請國家救濟最終餓死。
就像台灣一樣，即使整個社會組織型態已完全不同於傳統的農業封建社會，一般人傳統上還是認為子女應該扶養老邁父母。日本的官僚也是理所當然地如此認為，除非沒有子女可以扶養支援你，才有需要政府的救濟。
日本先是在國家制度形式上進行現代化，社會組織型態也隨著時間慢慢逐步現代化，但心態與價值觀上卻還沒跟上現代化，不論是官僚，或是那些需要得到救濟的人都一樣，仍然殘留封建時代的集體主義心態與價值觀。
傳統的集體主義曾協助整個日本社會組織結構順利轉型，適應現代化的制度，不至於發生激烈的變革與動盪，不過當整個社會組織與型態都已現代化，國家制度與社會組織的運作就會與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思維發生矛盾。
國家救濟制度應該是建立在「國家應該保障每個公民的生存權」的價值前提，但在心態上，日本人的思考邏輯就會變成家族或社會的救濟應該優先於國家救濟。
在過往傳統社會中，家族與社區共同體的救濟是自然而然存在，個人不用特別召喚呼喊就能得到救濟，因為基於集體主義運作的團體組織，本來就負有照顧團體成員的責任與義務，團體成員如果向團體外的資源求助，是可恥與不體面的行為。但問題現在已經沒有這種互助互利性質的社會團體組織，但這種團體組織應照顧其成員的心態與思維仍然存在於日本人腦中。
311地震造成個人生存的極端艱辛處境，正好揭穿了現代制度與與傳統思維共存的含糊面紗，暴露二者之間的矛盾。
本片除了探討日本現代官僚制遭遇的獨特問題，其實也觸及到官僚制度先天上的缺陷。
劇中有段某拔刀齋（佐藤建）憤怒地與官僚爭吵國家對個人救濟的優先問題時，官僚突然拋出各國政府社會救濟統計比例來說明日本國家的特殊性，突然讓我想起傅科有關治理術/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討論。
傅科認為現代國家政體與先前政體在治理人民的技術上有個根本上的差別，就是統計科學的引入，原本有血有肉、捉磨不定，複雜的真實個體，依據性別，年齡、職業、收入、出生、死亡等需要被治理的屬性，量化成純粹的人口統計數字。這些統計數字被認為有其固有內在的自然規律，政府應該順著這些規律去治理，才會事半功倍，逆著這些規律治理不只會事倍功半，甚至會釀成大災難。治理的效率成為國家重要考量之一。
這些統計數字的治理不只侷限於經濟層面，現在防疫中心每天因應疫情發展趨勢而採取不同的應對措施，其實就是政府試圖順著這些統計規律去處理疫情－這種有關人口生老病死建康的統計數據，正是傅科討論現代國家治理術的起點。而中國封城清零政策在傅科的分析中則屬於前現代政體應對瘟疫的治理手段。
統計學把雜多的個體化約成統計數據，讓每個人的各種屬性都成為同質化的統計數據，忽略個人的特殊性，這正是現代國家制度運作的基礎。當代國家治理的並不是活生生的個人，而是那些統計數據，透過調控這些統計數據去達到治理的目的。
國家依循統計學的自然規律去治理人口時，就像統計分布的常態曲線，一定會有兩側極端偏差值的存在。國家救濟制度本意是在保護人口統計數據中的這些偏差值。然而國家救濟制度的實際運作，這些需要被救濟的人口也會產生制度無法處理到的偏差值，本片中的惠婆婆就是那個極端偏差值。這也成為當代官僚制無法完全克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