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十六歲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是勇於有所作為的君主，從治國理念、中央集權，經濟改革及國防外交四方面帶來新氣象，化解了漢初七十年無為而治帶來的政治危機，鞏固了西漢政權。
「新」經濟政策，當然相對於「舊」經濟。漢初對經濟採取放任態度，經濟迅速從秦末的匱乏中恢復過來，卻帶來地方勢力的過度活躍。商賈豪強以種種手段謀取暴利，干擾百姓生活，甚至威脅中央權威。因此，新經濟政策的「新」，不是推動經濟增長，而是透過經濟改革來整頓商賈豪強。
其一，統一貨幣。諸侯、商人和地方豪強私鑄錢幣，造成幣制紊亂。漢武帝採納桑弘羊的建議，以五銖為唯一合法貨幣，其圓形方孔的型式較難盜製。五銖錢由政府統一鑄造，嚴禁民間私鑄，舊幣全部銷毀。這不但有利於經濟交流，也削弱地方勢力，提高中央權威。其二，興辦國營事業。鹽、鐵、酒是民生必需品，漢武帝把該三項收歸國家專利營專，政府在地方設置鹽官、鐵官和榷酤官，管理鹽、鐵、酒的生產和銷售，嚴禁民間私自經營。這不但增加政府收入，也斷絕了商賈的盈利來源。
其三，推行平準均輸。漢武帝於長安設立平準官，負責於地方收購物品，貴賣賤買，以調節供求，穩定物價。漢武帝又推行均輸法，各地設均輸官，能近易遠，節省上貢的高昂運費，將京師不需要的上貢物品就地出售，然後採購京師所需，盈餘歸國庫。平準與均輸角色不同，負責官員不同，但目標一致，均是以政府直接參與市場，以收取防止商人囤積居奇的效益。
其四，徵收財產稅。漢武帝向商人及手工業者徵收財產稅，稱為「算緡」，由商人上報財產，然後徵收約十分一的稅收，以稅收方式分享商賈的營利，增加國庫。配合「算緡」，迫使商賈如實報稅，漢武帝又設「告緡錢」，鼓勵告發瞞稅者，告發者可得瞞稅者一半的財產為報酬。
相對於獨尊儒術及削奪諸侯，漢武帝的新經濟政策引發的爭議較大，正面及負面評論皆有。
新經濟政策最直接的貢獻，是增加國家收入，政府參與不同經濟活動，取得豐厚收入。當時沒有具體經濟數據，但從武帝積極於對外經略，尤其對匈奴發動大規模征討，以至耗盡國庫，卻沒有帶來苛捐雜稅，反映了政府的強健財政實力。錢從何來，新經濟政策對籌募軍費的貢獻是明顯的。
從政府的角度，新經濟的首要目的，不在於經濟圖強，而在於糾正漢初以來放任政策之失。新經濟政策下，商人的活動空間大受限制，部分富商破產，部分富商吸納為經濟官員，解除商賈豪強對中央的潛在威脅。
新經濟政策的得益者，也不限於政府。政府透過種種手段，穩定經濟社會，有利民生。統一貨幣便利百姓生活，專賣制度及平準均輸，收取平抑物價之效，商賈難以謀取暴利，百姓生活受到保障。
新經濟政策受到負面批評，或從理念出發，政府積極介入市場，有與民爭利之嫌，打撃了民間的經濟活動。民間不得參與專賣項目，影響了原有經營者的生計，加上政府干預市場運作，又以告緡配合算緡，令部份商賈破產。然而，市場需要多大自由，政府需要多大干預，卻是一個不容易平衡的政治智慧。
新經濟政策受到負面批評，或從執行出發。由官員執行經濟政策，不依據市場需求管理經濟，往往帶來有違原意的結果。例如鹽鐵酒由官員管理生產，非其專業，結果質素參差，部份官員為了領功，更強迫百姓以高昂價錢購買劣質產品。
官員為了追求利潤，官員出現不少失當行為，或向百姓索取他們不生產之物，或強迫百姓賤賣貨物給官府，或要求百姓高價購買官府不需要的貢物。加上官商勾結，調節物價的本意，卻變成操控市場，官員從中取利，反令百姓受累。
從漢武帝創立盛世，盛世延續至昭宣兩代，新經濟政策帶來的正面影響應蓋過了負面影響。同時，新經濟政策正好總結了一個道理，一個成功的改革，需要有切合時代的措施內容，也需要有執行力的配合，不少改革的失敗，不是執政者看不到問題，而是力不從心，不但達不到原意，甚或向相反的方向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