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應該是相互連結，但是多了份自私，這也是很難真正相互連接的困難點。政治，本來應該是眾人的事，大家相互討論，達成某種共識，我們知道我們彼此之間有心結，有之間的不快，但能否你退讓一點，我退讓一點，達成這條寬大的筆直線，讓未來前進更加順利，都是我們仰賴於怎麼思考與溝通的事。然而，政治本身，所謂的眾人的事，我們全民討論，也變成全民攻堅的爭奪戰。
這很像是我們在推演流程時，大腦所遇到的卡關問題。一般人大多性質是在本質去看到本質去推敲，我們確實很聰明，可以用一部分的人的智慧去找出答案，就像工程流程圖所看到的一貫樣子，可是大腦在反覆思索，或是我們在自己生活每一階段在處處連結時，大腦就會亂了套，我們在想到什麼時，或是某種連結時，不自覺的行程就會攬上身，就像是否某一個行程讓你想到明天的什麼東西還沒買？或是當我們在接送小孩時，才想起來要去雜貨店購買水果，而你忘記買？
大腦的習慣性作用是讓我們產生每天的合理行程事件，就像開不完的會，說不完的簡報，打不完的文件，填不完的表格等等，在每一天所裝上去的任何大腦行程，我就稱之為「工作」好了！是讓你大腦工作上的事件工作持續在推敲整個行程時間線的原因。在我們的認知，流程推理很重要，關乎我們應該是這樣想，而非那樣想，前面提到的若 P 則 Q 的觀念就是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只不過，流程的推理一旦去政治，若不要政治，也只是邏輯上的一貫系統化思考。
那什麼是系統化思考？讓我們來推敲一下，你的大腦是否已經習慣性的流程思考，拆解任何步驟？你如果像我在工廠裡工作，大概對於這種系統化的思維不陌生，拆解零件，就像從無到有的組裝成一台汽車或是一隻手機，都需要成千上萬的的重複性動作，這類的系統化的反覆沒有錯誤，因為可以很精準地拿捏每一根螺絲以及每一個 SOP 的過程，而 SOP 就是掌管我們對於整個有效性的效率產能的原因，能夠進一步思考如何在一小時之內產生固定量的手機或是單車。
而固定量，或是產能之類的思考，在系統化的整體我們去思考流程，就像大腦很懶得去思考以外的任何可能，即使還有一點改善性。而所謂的改善性，只不過是提高了一點變化，就像多生產一支手機或是一台單車，你覺得這沒有什麼，雖然大方向來看，的確會提高出貨量，讓公司企業再多賺一點錢，但是否可有想過整體的系統化，或是我們整體的方向是否有需要「更動」的地方？
但大腦很討厭大變動，因為要重新去適應。因此，這些長年下來，我們的 SOP 從來就沒有這樣改變過讓人不可思議。系統化是提高每一拆解區的步驟效率，讓整體產能有不錯的提升，達到每一方的思維能夠有更好的推動力。因此，生產力這件事，說穿了下來，我們是否只是提高某種工廠方面，或是大腦方面在求進步中的一種直接效力，只求更好的速度模式？
人只要習慣於速度習慣性思考，或是系統化的直線，讓我們來推敲之前的流程模式，你就不難發覺，為什麼說到政治，我們既愛又恨，又很難說得清？政治是一種推敲出來，一種在眾人之間我們所關聯的任何事件，只要與我們有任何相關。因此，間接事件所衍生出來的一連串的蜂窩效應，就容易影響到我們，讓我們自身也難保。所說是眾人的事，事實上卻是我們在合理化的推敲出現了問題，而我們不覺得。還記得當政治碰上了愛情吧？愛情是兩個人在了解之間，我們是否可以真正拋開合理，而去達成某種共識，又不會離自己的本層太遠所連接出來的整體筆直線，可是，受到了社會觀念，自身觀念以及家庭觀念影響，你不太可能不門當戶對去找一個比你低下的異性，又加上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別跟我說平等的問題），讓這類的問題更不可能成雙成對。
如果你研究所畢業，你可能在看照片的同時去了解這個人只有高中職畢業的學歷嗎？然後把人給打槍，不給人任何機會。如果你從外國大學畢業，就更難找到與你「對等」的異性了，因為你要找到一個類似外國大學畢業的人，你光是看一個人只有高中職畢業，薪資又比你低，你當然會會認為這個人憑什麼配得上我，自視甚高不是沒有原因，而是因為要對等，要觀念一致性，書讀得很高沒有錯，錯的是我們的觀念始終拉不下臉。
門當戶對的一個前提是彼此去了解某種共識，而這種共識向來是不對等的，因為我們去了解時，帶有第一印象去評斷這個人是「錯誤」的偏知認差，其二，時間在了解的同時，是沒有辦法用三個月的時間去「了解」這個人的全部，而你要當對方的伴侶，甚至想要交往。其三，甚至用半年或是某一模式判斷人，是犯了一種偏向合理化的順差，都以為一件事判斷一個人是「正確」，然後再去填補這個人所有的「空窗期」，都以為是正確不過。辯論的同時，我們是不是都認為證據有理，反向證據沒道理？這就是極端化上在政治上的問題。
而反極端，或是反民主，甚至是反智，都是在推敲極端化，或是正確合理化所產生的一種拉扯過後的思想品。會讓我們更容易相信自己是極為有理而正確，尊重這件事的意思向來是我們在文明上的一種平行時空正確觀念，只不過，真正的合理或是尊重這回事，是很難做到我們處在一個同行時空，卻說這不影響我的事，也然而，時空的交錯，或是我們民主之間的對等，說來也都是在推敲的當時，我們在與自己的觀念做一制性的認證，都以為數度很正確，合理化隨之而來。
時間當然是可以了解一個人的，只不過，預設立場的這類認知在大腦上，碰到了習慣性人格，自然就不是認知的事，而是人格的事了。人格意味著思考流程，該思考什麼，推敲什麼，基因在哪裡盛開，在哪裡影響，受到了環境與同儕等等各類因素，變得五顏六色，好不浪漫與繽紛，這不是說你的生活很精彩，而是我們在推敲此意義時，就自然把人格上的一慣性視為有效的正確性，作為人格的保護色。
大腦所遇到的卡關問題。一般人大多性質是在本質去看到本質去推敲，我們確實很聰明，可以用一部分的人的智慧去找出答案，就像工程流程圖所看到的一貫樣子。
因此，說什麼三享意義的我們，要有保有這類的意義時，自然就把意義推敲得極力正確，又加上一撇意義的加持，我們很難沒有「樂觀」色彩的本錢，因為人都想要活下去，只是厭世的色彩太濃厚，社會的氛圍太灰感，根本就很難真正快樂與喜感。
再者，社會的正向風氣不太可能減退，因為一旦減退，宛如反烏托邦的小說一樣，只想革命，只想反革命，去掙脫這類的枷鎖，讓集中勢力去對抗，這也是這類故事會爆紅的原因，因為革命下的反軒輊的我們只想活出自己的情感與人性尊嚴，但誰知道真正正義的是我們，真正邪惡的也是我們。
人性向來就是亦正亦邪，太過自私就是邪惡，不那麼自私就是正義，太過無私是過於正義，不那麼無私就是趨於邪惡。從來就沒有剛好正義與邪惡，有沒有想過英雄漫畫裡面的超級英雄是真正的正義使者，還是人性在黑袍糾察隊是真正的壞人，我們好像就自以為正義無誤？這類的反諷或是嘲笑正義，在政治的勢力端，我們是否也需要像 The Seven 維持形象，向媒體說話，這是很有亮麗的部分，抑或是像《紙牌屋》一樣，真正可以掩蓋事實，跟媒體也是亦敵亦友的關係，只說「政經話」？
我真的覺得社會連接這回事，如果世界和平是必須，疫情回到以往，是否該想想我們要的一樣的當下，我們都沒有改覺到自己變了不少，認識不到自己是誰的初心？或者早已經像鏡子後的霧氣，已經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