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壞掉,有可能是因為他是好人」──《空橋上的少年》作者採訪後記(文/劉佳旻)

2022/11/25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採訪當日的側拍。(攝影:陳佩芸)
(原文張貼於個人FB
要讓我說的話,夏天對《空橋上的少年》作者蔡伯鑫的這場採訪,名列我今年最喜歡採訪的前五名。
大概是因為,他太真誠了。不管是作為一個學霸面對拒學的少年,一個醫師面對他的病患/個案,或是作為一個受訪者面對採訪,亦或是作為一個書寫者,面對書寫對象與書寫倫理。
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要寫作所面臨到的肯定有那麼多關於倫理的問題。去之前,我神經兮兮地準備了兩頁A4滿滿的題綱,兩千字。朋友還取笑說:你該不會是潛意識希望他從這兩張訪綱就看出你有毛病吧?
但正恰恰是他那書寫太不容易。我就像是想要從各種角度找到切入點一樣地,想透徹地刨根究柢。結果一開始談後發現,他能用我題綱乘上二十倍字數的答案回答我。幾乎我問的每個問題,在書寫的漫長階段(其實也沒有很漫長,但那是密度非常高的作業)裡他比任何人都要殘酷地刨問過自己。
畢竟,他是一個在診間,能(要求自己)一邊問診一邊同時打出逐字稿的醫生啊我的天!那要手耳多協調腦部運作要有多快!(雅婷逐字稿遠遠比不上他啊。)當場聽的時候我傻眼地問,為什麼啊?「因為我不想簡化、標籤化任何聽到的事情。」他淡淡地說。
高度的自覺,於是書寫對他來說也是高度的不安,高度的自我質疑。高度的倫理提問。我發現幾乎我所有問題都是白問,那兩大頁題綱裡沒有任何新意。但我卻在他的診間得到比我想的更多。所以寫這篇文稿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有點把自己拋進去了。很難說明「拋進去」是什麼感覺。
我們談的是拒學少年的小說,但實際上在談的是所有壞掉的大人。包括正在談著話的我們。人怎麼從壞掉的情況下把自己救起來?更甚者,人是怎麼壞掉的?伯鑫講得淡淡的,但話語在我耳畔迂繞好久。
「人是很容易壞掉的。」
這句放在文章開頭的話,其實是在訪談最後的談話。但「『壞掉』不等於壞,其實一個人壞掉反而可能是因為那人是個好人。」
我們能夠如何理解世界的差異、如何同理與自身的不同,如何不簡化任何一個人遇到的困難跟人生?如何讓自己也在每天日常的夾縫中維持懸於一線的理智而「不壞掉」?我們真的維持了理智了嗎?我們如何確定自己不是壞掉的自己呢?
越談話,我其實越無法確定。特別的是,我感覺伯鑫也沒那麼確定。然後,這種「懸而未決」的不安,正恰恰是他書寫的源頭。我感覺自己似乎能同理那源頭。那不確定,那嘗試用那麼多那麼多語言與文字卻仍無法完全梳理清楚的東西。他寫的是少年,我感覺他寫的更多是自己,但他卻也很仔細、很自覺地,讓那個自己現身,讓書寫者與被書寫者同時暴露。那是冒險,也是真誠。包含「即使作為醫生,要真正幫助到一個人其實很困難」這種坦承。
總之這是一場讓我好喜歡的談話。在那個談話中,沒有什麼被確定下來,但也沒有什麼被逃避開。我這麼感覺。


▍採訪正文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作家,著有《空橋上的少年》、《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
這部小說來自一位精神科醫師之筆,描繪一名懼學的十七歲少年,在日間病房裡勇敢跨越恐懼的生命之旅;以及另一名年輕醫師,奔逃至拉達克一路追尋心中渴望的過程。雙線緊密交織,共同探問成長與自我認同的種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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