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壞掉，有可能是因為他是好人」──《空橋上的少年》作者採訪後記（文／劉佳旻）

（原文張貼於個人FB）

要讓我說的話，夏天對《空橋上的少年》作者蔡伯鑫的這場採訪，名列我今年最喜歡採訪的前五名。

大概是因為，他太真誠了。不管是作為一個學霸面對拒學的少年，一個醫師面對他的病患／個案，或是作為一個受訪者面對採訪，亦或是作為一個書寫者，面對書寫對象與書寫倫理。

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要寫作所面臨到的肯定有那麼多關於倫理的問題。去之前，我神經兮兮地準備了兩頁A4滿滿的題綱，兩千字。朋友還取笑說：你該不會是潛意識希望他從這兩張訪綱就看出你有毛病吧？

但正恰恰是他那書寫太不容易。我就像是想要從各種角度找到切入點一樣地，想透徹地刨根究柢。結果一開始談後發現，他能用我題綱乘上二十倍字數的答案回答我。幾乎我問的每個問題，在書寫的漫長階段（其實也沒有很漫長，但那是密度非常高的作業）裡他比任何人都要殘酷地刨問過自己。

畢竟，他是一個在診間，能（要求自己）一邊問診一邊同時打出逐字稿的醫生啊我的天！那要手耳多協調腦部運作要有多快！（雅婷逐字稿遠遠比不上他啊。）當場聽的時候我傻眼地問，為什麼啊？「因為我不想簡化、標籤化任何聽到的事情。」他淡淡地說。

高度的自覺，於是書寫對他來說也是高度的不安，高度的自我質疑。高度的倫理提問。我發現幾乎我所有問題都是白問，那兩大頁題綱裡沒有任何新意。但我卻在他的診間得到比我想的更多。所以寫這篇文稿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有點把自己拋進去了。很難說明「拋進去」是什麼感覺。

我們談的是拒學少年的小說，但實際上在談的是所有壞掉的大人。包括正在談著話的我們。人怎麼從壞掉的情況下把自己救起來？更甚者，人是怎麼壞掉的？伯鑫講得淡淡的，但話語在我耳畔迂繞好久。

這句放在文章開頭的話，其實是在訪談最後的談話。但「『壞掉』不等於壞，其實一個人壞掉反而可能是因為那人是個好人。」

我們能夠如何理解世界的差異、如何同理與自身的不同，如何不簡化任何一個人遇到的困難跟人生？如何讓自己也在每天日常的夾縫中維持懸於一線的理智而「不壞掉」？我們真的維持了理智了嗎？我們如何確定自己不是壞掉的自己呢？

越談話，我其實越無法確定。特別的是，我感覺伯鑫也沒那麼確定。然後，這種「懸而未決」的不安，正恰恰是他書寫的源頭。我感覺自己似乎能同理那源頭。那不確定，那嘗試用那麼多那麼多語言與文字卻仍無法完全梳理清楚的東西。他寫的是少年，我感覺他寫的更多是自己，但他卻也很仔細、很自覺地，讓那個自己現身，讓書寫者與被書寫者同時暴露。那是冒險，也是真誠。包含「即使作為醫生，要真正幫助到一個人其實很困難」這種坦承。

總之這是一場讓我好喜歡的談話。在那個談話中，沒有什麼被確定下來，但也沒有什麼被逃避開。我這麼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