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上國運的熙寧變法：萬里昆侖誰鑿破，無邊波浪拍天來

2022/12/08閱讀時間約 27 分鐘

安石不出，將蒼生何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póu]，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yí]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蒙，清言良久，既去，蒙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蒙曰：“此客亹亹[wěi,緩慢流動，無止無休]，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徵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鹹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

— — 晉書·列傳第四十九

謝安（320年-385年8月22日，字安石，陳郡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人，東晉政治家，軍事家。世稱謝東山、謝安石、謝相、謝公）憑智勇力阻桓溫（312年-373年，字元子，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縣龍亢鎮]人。東晉重要將領及權臣、軍事家，譙國桓氏代表人物）篡權。後掌權柄，籌劃淝水之戰，大勝後，謝安起兵北伐，擴大東晉（317年4月6日-420年7月10日）領土至黃河。功高震主，確能“素退為業”，主動交出手上權力。被贊頌為“江左風流宰相，惟謝安一人而已。”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

— — 晉書·列傳第四十九

李翰（?-?，趙州贊皇人，唐朝詩人）有文集三十卷，著有兒童課本《蒙求》，人稱“李氏蒙求”。特別點贊历史上的名相，稱謝安高潔。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孔明臥龍，呂望非熊。楊震關西，丁寬易東。謝安高潔，王導公忠。

— — 李翰，蒙求

王安石家族本源於山西太原，後徙至臨川，在王安石出生時即為當地望族。父親為王益，官至都官員外郎。兒子取名安石，有“安石不出，將蒼生何”之寄托。

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買的宅院正好在謝安的府邸舊址（半山園，現海軍指揮學院內），宅內有以謝安命名的“謝公墩”（今考古可能有兩處，另一處在永慶巷口[五台山]附近）。王安石作詩《謝公墩二首》，其一曰：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 — 王安石，謝公墩二首·爭墩詩

1943年南京老照片中山門雞鳴寺謝公墩

荊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 — 馮夢龍，古今譚概·苦海部第七

風流宰相，荊揚相衡

劉義慶（403年-444年2月26日，彭城郡彭城縣[今江蘇省徐州市]人）是劉宋宗室，宋武帝劉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綏輿里[今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漢人，東晉末年至南北朝初期的軍事家、政治家，南北朝時期劉宋的開國皇帝，420年7月10日-422年6月26日在位）之姪，為著名文學家、政治家。曾集士人門客作《世說新語》《幽明錄》等書。《世說新語》主要記述士人的言行風貌和軼聞趣事，分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正、雅量、識鑒等等共三十六類（門），全書共一千一百三三則。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 — 世說新語·識鑒中巻上·識鑒第七

識鑒上的說法是，謝安狎妓，可以與人同樂者，必然也可以與人共患難。觀今古士人，凡事道德上的潔癖者，都是嚴峻苛責，不知人情事故，事態炎涼的。

仁宗曾經和諸位宰臣公卿釣魚，每個人的旁邊幾案上，用金碟盛放著魚餌。仁宗觀察諸位卿家，大都氣定神閑的垂釣，唯有王安石坐立不安，還隨手吃著魚餌。仁宗不說話，仔細觀瞧，王安石竟然將一碟魚餌都吃光了。

第二天宋仁宗告訴宰相，王安石乃是一個虛偽狡詐之徒。若是偶然誤吃了一粒魚餌，那也是人之常情。可是，發覺味道不對還把魚餌吃光，完全悖乎人情。

仁宗朝，王安石為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揲盛釣餌藥置幾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

— —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

王安石一生不羈小節，或許真是誤食。但是從觀人評鑒來講，不近人情者，往往行事決絕，不能與人同樂，也不能與人同憂，仁宗的觀察並不為過。

桓沖（328年-384年4月4日，字幼子，小字買德郎，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人）是大司馬桓溫弟，他不願恆氏和謝氏家族之間血拼，在恆溫死後，不計前嫌，主動將自己的揚州刺史職位讓給謝安，自己則出鎮外地。後又與謝氏於東西協力防禦前秦（350年 -394年，是十六國之一）的進攻，助東晉於淝水之戰中獲勝，戰後翌年病逝。

桓沖臨死前將桓氏子弟托付給謝安。謝安為了安定“荊揚相衡，則天下平”的局面，也放棄了姪子謝玄任荊江兩州刺史的機會，改以桓氏子弟出任，兩大士族都能夠謙抑知止，為東晉大規糢的北伐奠定了基礎。

淝水之戰到北伐時期的南北形勢圖：黑線為淝水之戰前雙方實際控制區域分界，紅線為北伐勝利到謝安去世時雙方實際控制區分界線

謝玄（343年-388年，字幼度，小名羯兒，因此也有人稱呼他為“謝羯”或“謝遏”，陳郡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人）與張玄之（?-?，一作張玄，字祖希，吳郡太守張澄之孫）並稱為“南北二玄”。謝玄死後，被民間尊奉為神祇，尊為王孫大使、謝府元帥、獻武尊王，其信徒多稱謝玄為“王孫爺”。

當時北方大亂，原居北方的士族及民眾向當時相對安定的南方遷移，江淮之間有大批人民流寓其間，由從北方來的地方鄉黨擔任流民帥統領，因長期與外族政權作戰而有相當戰鬥經驗。這些流民具有北返收複故土的心願，謝玄徵召這些北邊的居民組成北府兵。開始軍權幾乎只屬於陳郡謝氏家族，後數度易主，並成為東晉中後期及劉宋前期的軍隊主力。組建時本無名，後因著這支軍隊百戰百勝的戰績名氣而稱作北府軍，被當代軍迷稱為中國历史上五大精銳 (背嵬軍、北府兵、玄甲軍、戚家軍、魏武卒; 後面兩個也有列為怯薛軍、夷丁突騎的)

是時桓沖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勛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勛，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複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恐，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 — 晉書·卷七十九謝安傳

氏族之間，一旦敗亡，灰飛煙滅，因此人同此心，容易達成互現平衡的共存之局。士人之間，以科舉進身，不以家族大業支持為尊，又以文章道德為圭臬，反而特別容易將對手叱為“小人”，痛下狠手，很難形成共治的局面。

分科取士，為國求賢

中國历代官員的選拔，從貴族世家世襲，到察舉制、徵辟制一直到隋唐的科舉制。期間也有同時並用的情況。

漢高祖劉邦（前256年或前247年-前195年6月1日，字季，生於戰國時代楚國的沛豐邑中陽里[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豐縣]），為漢朝開國皇帝，也是中國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家世）出身的皇帝。前202年2月28日-前195年6月1日在位。高祖登基後，下詔各地，徵召賢能，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及選取人才，推薦予上級或者中央，試用並考核後，授予官職。但沒有形成固定的制度。

漢武帝劉徹（前156年-前87年3月29日，西漢第七位皇帝，前140年3月9日-前87年3月29日在位）登基後，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要求“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明確規定了郡國必須每年選舉的人數。這標志察舉制的正式建立了。

範曄[yè]（398年-445年，字蔚宗，小字磚。順陽[現河南省淅川南部]人）是南朝時期，劉宋的政治家，历史學家。範曄出生名門，但本人是妾生的庶子。據說範曄的母親把他生在廁所里，碰傷了他的前額，因而小字“磚”。宋宋文帝劉義隆（407年-453年3月16日，小字車兒，宋武帝劉裕的第三子，劉宋第三任皇帝，424年9月17日-453年3月16日）元嘉九年（432年），範曄因“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後漢書》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

— — 後漢書·卷六十一

漢武帝也第一個確立了徵辟[bì]制 — — 徵，即皇帝徵召；辟，即各地官府的官員招聘。是自上而下選拔官員。

科舉是以文進士，通過文化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源自隋朝（581年3月4日-619年5月23日），並傳播至如越南、朝鮮半島、琉球群島等。

日本也曾引入科舉選拔人才，但由於日本以各地大名（日語：大名／だいみょう Daimyō。是日本封建時代對一個較大地域領主的稱呼，由名主一詞轉變而來）分封制地進行半獨立統治，所以科舉沒有成為主流。只是在奈良時代（日語：奈良時代/ならじだい；平文式羅馬字， Nara jidai，710年 -794年）至平安時代（日語：平安時代／へいあんじだい；平文式羅馬字， heianjidai。794年-1185年。是日本古代的最後一個历史時代實行）短期實行過。

隋文帝楊堅（541年7月21日-604年8月13日，因父親楊忠被西魏恭帝賜鮮卑姓，又名普六茹堅，小字那羅延，梵語：नारायण/nārāyaṇa。弘農郡華陰[今陝西省華陰市]人）是漢太尉楊震（54年-124年，字伯起，隱士楊寶之子）十四世孫，隋朝開國皇帝，諡號文皇帝，廟號高祖，581年3月4日-604年8月13日在位。

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楊堅下詔各州每年推薦三人(制諸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

隋煬帝楊廣（569年-618年4月11日，又名英。隋文帝楊堅和文獻皇後獨孤伽羅的次子，唐高祖的表弟。隋朝第二位皇帝，604年8月21日－618年4月11日在位）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後的科舉。

武曌[zhào]（624年2月17日-705年12月16日，又稱武華姑、武媚娘，當代稱則天後，或武後、武太後，後代通稱武則天。建國武周，690年10月16日-705年2月21日）不僅完善了科舉，又創辦了武科舉。

唐朝科舉常設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考法令）、明書（考訓詁）、明算（考算學）、一史、三史、開元禮等五十多種。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後來漸廢。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為人重視，所以，明經、進士兩科便成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進士考時務策和詩賦、文章

明經考時務策與經義

其中“明經”，以各部儒家經典為本，考察士子是否通曉經學，對經義義理的理解。時務策，是討論時政的策略。詩、賦成為進士科主要的考試內容，考察士子的文才。

唐朝的科舉有些類似於今日美國的大學申請，不僅需要“硬”指標 — — 考試的分數，還需要“軟指標” — — 要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給勛貴高官，希望獲得舉薦，叫作“行卷”，也稱“投卷”，也叫“投謁”。

美國大學申請需要平時的成績平均績點（Grade Point Average 簡稱：GPA）；標準化考試成績，例如SAT測驗（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或者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考試成績等這些硬指標。還需要推薦信、個人陳述（Essay）、其他對申請有用的文件、作品集等，都是軟指標。這樣做的好處是避免僅憑考試當時的一時發揮，決定成敗。當然這也容易形成“舞弊”。

宋代科舉基本上沿襲唐制，進士科考帖經、墨義和詩、賦。同時強化唐朝的科舉制度，廢除行卷公薦之法，建立彌封謄錄制度，這樣避免了“舞弊”，但是也可能失去了人才。幫助西夏立國的張元，就是在殿試時被淘汰的。如果有“行卷”，張元提前拜訪，或許就不會出現“範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

慶历新政，範仲淹提出“精貢舉”，將原來進士科註重詩賦，改為策論優先，明經科考核內容從背默和填空，修改為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熙寧變法，王安石直接廢除帖經、墨義明經諸科。更直接廢除詩、賦，只留進士一科，主考經義（解釋經書）、論（對時局的評論）和策（提出解決時弊的辦法）。增加了明法科，主考法律和斷案。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

— —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嘉佑三年（1058年）

王安石才高志大又不通時務，因此難免避免迂腐。這方面，遠不如蘇軾，雅俗皆往，深明人性。蘇軾認為，通經學古，未必能施行政務。策論，也容易令考生搜腸刮肚，臨時剽竊。為文也沒有規矩準繩，考官也很難判斷。

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比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樸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複、石介，使孫複、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

— — 蘇軾，議學校貢舉狀，熙寧四年（1071年）

其實詩賦文章，不像經義等有唯一標準，更容易考察士子的真性情，和真實的才華 — — “詩賦之制，非學優材高，不能當也……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殖之淺深；即其構思，可以覘器業之大小”（孫何《論詩賦取士》），故蘇軾說“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

孫何（961年-1004年，字漢公，蔡州汝陽縣[今汝南縣]人）被時人贊為：“丁謂和孫何，可白衣修撰。”。我們前面講過孫何駐節杭州時，柳永欲見孫何，乃作《望海潮》詞。孫何著有《兩晉名臣贊》、《春秋意》、《尊儒教議》、《駁史通》。孫河對詩賦的見解，遠高於王安石。

唯詩賦之制，非學優材高，不能當也。破鉅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渾然無極，引用經籍，若己有之。詠輕近之物，則托興雅重，命辭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遒麗，析理明白。其或氣燄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繢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殖之淺深；即其構思，可以覘器業之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艷，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與言賦家流也。

— — 孫何，論詩賦取士

王安石變更科舉之制後，基本沿用於今後历朝历代。

茅坤（1512年8月31日-1601年12月22日，字順甫，號鹿門，浙江歸安縣[今屬湖州市]人）是明朝政治人物、文學家、藏書家。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或稱萬历帝，為明朝第14任皇帝，1572年7月5日-1620年8月18日在位）萬历已卯（1579年）仲春，完成評選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對後世文學史有很大影嚮。

僕嘗謂舉業一脈，蓋由王荊公厭唐、宋來以辭賦取士，故特倡此經義以攬天下材茂之士。妄謂舉子業，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謂之古文，亦可也。世之為古文者，必當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為舉子業者，亦當由濂洛關閩以溯六籍，而務得乎聖賢之精，而不涉世見，不落言詮。

— — 茅坤，複王進士書

八股成文，一道德箍

王安石改試經義，當時有考生運用排比筆法，寫成與八股文類似的文章。被部分學者視為八股文發展的開端。

八股之法，源於宋，定於明之洪武，而完備和盛行於明憲宗成化以後，泛濫於清代。

— — 周德昌，中國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第161頁

八股文又稱股賦、四書文、八比文、八章文、時文、時藝、制藝、制義，採用固定格式：破題、承題、起講（小講、原起）、起股（起比、題比、提股）、前股、中股（中比）、後股（後比）、束股（束比）、大結。

鄧之誠（1887年11月19日-1960年1月6日，字文如，號明齋，又號五石齋，江蘇江寧[南京]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历史學家。

宋熙寧中，王安石始廢詩賦用經義，元祐後複罷，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舉考試法。於是王充耘始選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遂為八股濫觴。

— — 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四制藝文

科舉，是把天下知識分子囊入帝王家。而八股，使得形式僵化，抑制了知識分子創新文化的能力。但是，至惡者為王安石的“一道德”，徹底禁錮知識分子的思想。使得天下士人不再自己思考，不在自己釋經解義，而統一採用王安石的“一道德”。

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

— — 宋史·紀事本末·學校科舉之制

劉德（前160年代-前129年，西漢宗室，封河間[今河北河間市一帶]王，諡獻，是為河間獻王）修學好古，人稱宗室之賢，“廣求天下善書”，曾從民間古跡舊宅，找尋到一些古文經。其中包括以重金購得的《周官》，獻給了朝廷。

《周禮》又稱《周官》，先秦典籍不見徵引，全書的定型大約是在戰國時期，史記記錄是周公旦（?-?，姬姓，周氏，名旦，諡文，又稱周文公、周公。周文王第四子。西周初年政治家，封於周邑。武則天天授元年[690年]追封為“褒德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追封為“文憲王”，後世多稱其“元聖”）在平定管、蔡之亂（又稱三監之亂或武庚之亂，為西周初期，公元前1042年-1039年，商畿地區[今河南省安陽市附近]的三位貴族，稱三監帶頭叛亂的事件，為中國第一個宗室之亂），天下安定後，為了要讓周朝廷之官政有次序，且能各別其職(官宜)，於是制定《周官》

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

— — 司馬遷，史記·魯周公世家

王安石撰寫了《周官新義》（或稱《周禮新義》）本二十二卷。明萬历中、重編內閣書目，尚載其名。” 今本《周官新義》輯自《永樂大典》，共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前11世紀-前6世紀）的詩歌。據說原有古詩3000篇，孔子根據禮義的標準編選，整理出了共計三百零五篇的《詩》。

毛遂（?-?，東周戰國時期趙國邯鄲[今河北邯鄲]人）為平原君趙勝（?-前251年，嬴姓，趙氏，名勝，趙武靈王之子，趙惠文王的弟弟，以善於養士而聞名。和齊國孟嘗君田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楚國春申君黃歇合稱戰國四公子）的門客，戰國時期著名說客。大家熟悉的成語毛遂自薦，就是毛遂的事跡。毛遂的姪子毛亨（?-?，秦末漢初學者，戰國末期趙人[今河北省邯鄲市雞澤縣]）作《毛詩古訓傳》，是“毛詩”的開創者。古時有四家為《詩經》作註，齊、魯、韓三家詩從西晉到宋先後失傳，現僅存《韓詩外傳》六卷，只有《毛詩》流傳至今。

《尚書》，原稱為《書》，為先秦時代政事文獻的匯編，記錄上古及夏、商、周的君王、重臣進行宣示布告的講話為主。

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和呂惠卿共同撰寫了新經《毛詩義》二十卷，《尚書義》十三卷。

《周官新義》、《毛詩義》、《尚書義》合稱三經新義。王安石在科舉中要求所有經義的解釋以三經新義為準，這還不夠，熙寧八年（1075）頒於學校，成為法定教材，並用以取士，統一經義，以“一道德”。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註悉廢矣。

— — 宋史·紀事本末·學校科舉之制

馬端臨（1254年-1323年，字貴輿，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宋元之際著名的历史學家，著有《文獻通考》、《大學集註》、《多識錄》。《文獻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上起三代，下終南宋宋寧宗嘉定末年（1224年）。分為田賦、戶口、徵榷、選舉、職官、樂、兵、弄、學校、錢幣等二十四門。

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採。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複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煉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 —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一選舉考四

王安石的“一道德”危害至今。後历朝历代，都採用不同學說作為“一道德”的緊箍咒，把送之前的士人，可以認人解釋經義，變成君主欽定，鉗制思想近千年。

宋亡後，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意為“壽山”。蒙古語：ᠠᠶᠤᠤᠷᠪᠠᠯᠪᠠᠳ，鮑培轉寫：Ayuur balbad，西里爾字母：Аюурбарбад；藏文：ཨཡུརྤརྦཏཿ།，威利轉寫：a yu par pa ta，1285年4月9日-1320年3月1日。元朝第四位皇帝，蒙古帝國第七位大汗，1311年4月7日 -1320年3月1日在位）皇慶二年（1313年）十一月，元廷以行科舉詔頒天下。每三年舉行一次，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明確程朱理學（宋明理學的一派，又稱性理學，有時會被簡稱為理學，與心學相對。由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家流派）為國家正統學說地位，明清兩朝的科舉取士基本沿襲元朝的科舉制度及其實施辦法加以改進。

明亡之後，一些前明士子，不再以入仕為目的，開始深入思考中華文化的變遷，和未來的發展，形成了中華文明史上一個高潮。其中顧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亦曾化名蔣山傭。學者尊為亭林先生，直隸昆山縣[今江蘇蘇州昆山]人）、黃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字太沖，號梨洲，世稱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餘姚縣[今浙江省寧波餘姚市]人）與王夫之並稱“明末三大儒”、“明末三先生”或“明末三大思想家”。

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旁等為之。《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已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未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複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為之，故日趨而下。晁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