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刻印章,我總是想起他那張刻印章的工作桌。
2020年初春,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全球陷入恐慌,台灣雖然控制得宜,但仍然儘量不出門,每天寫字畫畫,而更多的時間是刻印章。
目光聚焦在方寸之間,筆畫如絲,心緒很容易集中,忘了紛擾的新聞,也很容易飄散,因而想起刻印章的諸多往事。
我第一次刻印章,是在大一那年,因為要參加學校的書法比賽,需要蓋章以示正式,知道書法社有人會刻印章,所以跑去找人幫我刻。
那時有一位同學說,你寫字,就應該自己學刻印章,說完,從桌子底下摸出一把銼刀磨成的篆刻刀,二顆表面粗糙的練習石,以及幾張刻印章的講義,叫我回去自己試試看,他還特別強調,很簡單的,很快就會。
當天晚上我看了講義,也覺得沒什麼困難,就把自己的姓名章刻好了。
我就這樣開始刻印章了。
但認真說來,我對刻印這件事的接觸,還要更早,而且早很多很多,應該是我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隔壁搬來一對夫婦,先生刻印章、太太理頭髮,是當時鄉下人滿常見的謀生方法。
因為就在隔壁,所以每天我都過去看邱來法刻印章。當時刻印章的人很多,因為大部分的鄉下人都不認識字,但到農會郵局開戶、存款、領錢、買保險、繳費、領補助等等的,都要用到印章作憑證,所以生意很好,每天都有人找他。
他一般刻的是木頭章,而且是楷書印。每天沒事我就去看邱來法刻印章,從處理印面到刻章完成,看久了,整個程序也就都記得清楚了,等到我自己刻印章的時候,差不多就是重複他的過程。
邱來法工作的地方很小,就是小學生桌面稍微大一點的桌子而已,但刻印的工具都收拾得很整齊。硯台、毛筆、篆刻刀、檯燈、印床,一應俱全。
刻印章之前要先寫字,他刻的木頭章大都是楷書,所以要先把字反寫上去,至今想來,依然覺得他反寫楷書的功力很厲害。
首先要在小硯台磨一點硃砂,用手指沾了硃砂之後,輕輕的塗在印面,等水乾了,寫字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後用鉛筆,徒手畫線,很準確的在印面上畫出四邊和中間的十字界格,比用尺量、畫還要乾淨俐落,這個技術我一直不是很熟悉,加上我喜歡隨著筆畫多寡佈字、決定字的空間,所以就很少先界格再佈字。
畫完線,用手指沾一點水滴在另一方小硯台上,磨一點墨,大概就是十來秒,就夠寫印面了;毛筆似乎是「紅豆」之類的小筆,沾墨後就在小小的印面上反寫楷書,筆畫非常精緻,起筆、轉折都很到位,結構很漂亮,寫好的字和印刷體沒有什麼兩樣。
刻木頭的刀子是斜口刀,非常尖利,刻的時候就是把寫字的地方留出來,也就是一般朱文的刻法,但邱來法的技術非常準確,一個撇畫帶起筆的角度,幾刀就完成了,一個木頭章差不多半小時不到就可以刻好。
刻好就刻好了,好像從來沒見過要修飾或加強的,在小本子上試蓋,乾淨清楚,跟印刷的一樣,客人看過蓋出來的樣子,認可後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他刻橡皮章也是用斜口刀,配合鑷子一刀一刀的刻。
那時他應該二十多接近三十左右吧,我則是十歲不到,每天看他刻印章,也好奇他為什麼會這項技藝,他都很有耐心的回答。
那時的人,如果家裡沒有種田或做生意,似乎一般十二三歲就要出去學藝,三五年後就可以出師開業,就可以養家活口、成家立業了,因此念書的人很少,小學畢業就算有知識了。邱來法說他是在鹽水學的篆刻,還得過幾次篆刻比賽的獎,他還給我看了他設計的立體式的印面,印面設計成一個小立方形,名字就寫在格子裡面。
一直到我念大學的時候,他仍然在刻印章,當時還請他幫我刻了書畫章,但因為他的材料是木頭、壓克力或牛角,刻出來的筆畫都挺直,和一般石材的書畫章距離較遠,所以後來我都自己刻。
但我還是很喜歡看他刻印章,我幾乎每次刻印章都會想起他刻印章的樣子。我每次刻印章,桌面總是凌亂不堪,刀子、印床、毛筆、硯台、墨、水滴、蓋印的紙張、印泥、牙刷,甚至是電鑽、各種鑽頭、打磨印章的砂紙、牛皮等等,本來還算整齊的桌子,總是弄得一團混亂,而記憶中邱來法的工作桌,則是一貫的乾淨、整齊。
學習任何技藝學問,古人強調的是家學淵源、童子功,原因是學習得愈早,學到的東西愈能熟練和「定著」。我小學三年級開始學書法,導師翁義雄先生是義竹非常有名的書法老師,每年過年的時候,義竹到處都是翁老師寫的春聯,翁老師的柳公權寫得極佳,非常到位。還有訓導主任邱太欽老師也擅長書法。2007年母親過世後我陪父親在鄉下住了一個多月,晚上出去散步,偶然發現邱老師在濟公廟教書法,後來去找了他幾次,知道他每天要寫一通千字文,非常認真。
不過,真正教我寫書法的是我的父親,我父親時任布袋國小老師,民國34年台灣光復時學校要教漢字,他就自己去找了資料學書法,我父親的字非常漂亮,因為他喜歡寫字,所以我們家四個小孩都愛寫字,經常在報紙的空白處練字,小學時候,寫得最好的是我大哥,字和父親的字神似,那時他不過小學六年級。
初學書法時是父親手把手帶我學拿毛筆的,至今仍然記得他那溫暖的大手包覆我的手,帶我寫毛筆的那種感覺。我的學生中,有一些人是為了重溫小時候和父親學書法的感覺而來寫字的,我的二個女兒也是看我寫字而喜歡上寫字。所以,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現代人把小孩子送到才藝班學書法,那是等而下之了,很多也都學不起來,因為家裡沒有那樣的環境。
當然,1960、70年代台灣的環境不好,學書法並沒有什麼字帖可以用,所謂的學書法,也不過就是看著報紙的楷體字練習而已,一直要到大二,跟了王建安老師以後,才真正「看帖寫字」。
但無論寫字或刻印章,我覺得小時候就開始熟悉是非常幸運的事,每天好玩、好奇到隔壁看邱來法磨墨、用毛筆寫印面、刻印章,就算沒有自己動手,顯然我在心中也早就練習過無數次了。
我一直到1991年跟隨江兆申老師後,才第一次看到名家刻印章。但對刻印章這件事,因為從小就很熟悉了,所以,等到我自己開始刻印章以後,很快得心應手,好像從來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1985年到台北工作後,我就在和平東路一帶的裱褙店中放刻印的潤例單,也在當時最大的「春之藝廊」賣印。當時訂印的人不少,每次接單要來來去去兩三回,實在不耐煩這些瑣瑣碎碎的事,所以就不再「拋頭露面」刻印。但文藝界的人知道我刻印的人已經不少,很多人都找我刻印章,洛夫、周夢蝶、向明、管管、辛鬱、隱地、阿盛、季野、駱建人等,都陸續找我刻過許多印章,其中駱建人刻得最多,大概有十多方,他的兒子就是名小說家駱以軍。駱以軍曾經寫文章說到他父親最珍愛的收藏,就是我刻的印章,知道自己的作品被這樣喜愛,很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