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黃曦好夢
劇照 / 好威映象
意識到記憶是一種積累，即使已成過去，但當時的酸腐依然籠罩，且終將沒能棄拋，甚至會幽微地伴你一生，永遠猝不及防地發現自己從未與記憶告別。思自此，幾年前我在手上刺了《2046》（王家衛）裡其中一張字卡「All the memories are trace of tears」，其實在電影裡是中文字——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
取自於劉以鬯的《酒徒》，而離散的、失歸的人（南 / 反抗者）都是在過於現實的人間，翅膀折斷但依舊反抗的無腳鳥。
姐姐臥軌自殺，南戈丁離開原生家庭，在寄養家庭、社區學校間流轉，她開始執起相機拍攝身邊充滿酷兒、搖滾、毒品、性愛⋯⋯等一切在當時被認為離經叛道、不入流的文化。而那才是她的生存之場域，依賴之歸屬，她的「私攝影」所記錄下的文化不只是個人的、更是政治與時代底下的歷史記憶。
但正如南所言，真實的氣味無法複製，且在成為記憶以後，便往消逝的路上邁進。換言之，生命的本身便存在著荒謬的、可笑的本質，我們逐步前行的同時也正在消逝，於我而言，自殺者只是發現最荒謬的便是生命本身，遂選擇逃離這場荒誕。
姐姐的死也是家國群體與文化社會底下的犧牲，這份犧牲遂成為住在南心中的幽魂，她的反叛繼承自姐姐的意志，她的影像成為書寫自我的方式，為她重新掌握敘事的權力，阻止了記憶的消逝，甚至成為她失語時的替代，度過那些極度疼痛之時的依賴。
南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反抗者，影像傳遞反抗，日後更投身社會運動。當眾人在美術館齊聚，投擲空藥瓶、橫躺在地的一系列抗議，成為一種行為藝術，一種代表政治的藝術，而個人之於藝術、藝術之於政治、政治之於個人皆無法分割。
電影紀錄下時代裡的反抗，南亦成為反抗者的依歸，正如卡繆所言「反抗必然成真」，而所有的美麗與血淚都被她所迷戀著的影像、錄像給留下。
看紀錄片是痛苦卻又快樂的，影像在人間留下無數切片，多數時候都殘忍得無法直視，卻又在殘酷裡發現自己並不一定真正孤獨。電影散場後我一直想起一篇寫在二〇一九年的日記：
「去酒吧重看《香港製造》的同時，我的手機不停響起立場新聞的直播預告，阿龍死得模糊，中秋開始反抗的那幕開始，正是現在的香港，活在電影裡的人直面社會的荒謬，竟然和這個時代沒有什麼不同。
《香港製造》是九七回歸那年的電影，陳果拍下的反抗沒有好轉，我不願太悲觀地去看這件事，還不願意太悲觀的就相信香港會變成電影裡的中秋，現實裡的胡波，我還是想相信卡繆說的，反抗這件事，它必然成真；相信電影散場後酒吧播放著的小機場所唱：要到絕望才望見希望在人間。」
延伸推薦：
my little airport〈土瓜灣情歌〉
地下絲絨樂團〈I‘ll Be Your Mirr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