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跟性侵有一個很大的區別，一個是告訴乃論，一個是公訴罪。因為證據力的不同，性侵相對來說，有更明確的事證可以在後續檢驗，但是性騷擾沒在當下蒐證完整，事後就得用更多方式去保存證據。
2021翁立友跟廠商老闆性騷擾主持人案，就是一個例子。被害者要提出告訴的成本太高，獲得的保護太少，法律上的罰則也因為相對上的罪行沒有那麼嚴重，不一定能收到嚇阻效果。權力沙文主義者，比如柯文哲跟館長之流，更會以受害者在權力利益關係下拿到利益，而認定性騷擾的紅線不在那，所以不算是性騷擾。
這是一個國家人權的進步程度，本來模糊不清的界線，因為更多人願意站出來劃清紅線，那國家與社會的容忍度就會更清晰。就好像台灣人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如果台灣人是中國人，那被中國欺負不就理所當然？你不會為自己的權力反抗，別人就會認為你是願意委屈在別人的意志之下，甚至當權威加害者的幫兇。說委屈的和平也很重要，那委屈的性騷擾也可以不算性騷擾嗎，委屈一下下就好？對於性騷擾的反抗權力，是一個更基本但困難度更高的人權議題，超越性別、黨派、國籍。沒有人可以滿口性別歧視語言，還去指責別人包庇性騷擾的，這才是台灣下一步要垮越的門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