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的文人魯迅曾經在其著名的小說「阿Ｑ正傳」中塑造過一個活靈活現的底層小人物阿Ｑ用著自己獨創的「精神勝利法」，在大時代中求生存，卻又被大時代吞沒的生動故事。很多讀者以為魯迅先生寫這個故事是用來諷刺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的愚昧與無知，並以「阿Ｑ精神」來比喻逃避現實的自我安慰法，藉以批判中國傳統封建制度對人心的毒害。
這種觀點顯然是朝著阿Ｑ是愚昧的、而封建地主是反改革的方向來解讀，然而，如果我們考慮到歐洲基督教世界的「騎士浪漫小說」仍是年輕男女喜愛的故事類型，我們或許就該了解一下歐洲的封建社會是怎麼發展出來的，其與近代中國魯迅先生筆下的封建社會又有什麼差別。
歐洲的封建社會基本上是在西羅馬帝國式微後，慢慢從日耳曼人（尤其是法蘭克人）的社群中發展出來的，而所謂「日耳曼人」對羅馬人，或許有點像「匈奴人」對漢人——彼此間交流雖然常有衝突，卻也算是最熟悉的遊牧民族。在西羅馬帝國的後期，羅馬人對周邊地區的控制其實就已慢慢式微，加上大環境的因素，許多部落由東往西遷，其中也包括羅馬人口中的日耳曼民族。不過，就像早期匈奴人的許多資料是由漢人所寫一樣，既然許多早期日耳曼人的歷史也是由羅馬人所記錄下來的，因此有很多觀察也是著眼於紀錄日耳曼人與羅馬人不同的地方。
大致來說，在羅馬人眼中，日耳曼人似乎很認可強者的領導，但在一個團體中，除了強者的領袖地位受到尊重外，其他成員的地位似乎多是平等的。這點，與羅馬人依照財產多寡將公民分級的方式是不同的。
不過，在西羅馬帝國的後期，有不少日耳曼人與羅馬公民開始通婚，只是因為婚俗不同，似乎造成了一些「正當性」的爭議。基本上，日耳曼民族並沒有給女兒嫁妝的風俗，卻有女婿必得要給新娘父親謝禮的習慣。這個習慣的起源並不是很清楚，但這樣一來，「女性」在很多情況下不免成為「被物化的一方」，所以一般來說，許多人覺得羅馬人的女兒在婚姻中的地位要比日耳曼人的女兒高一點。只是，羅馬人因為要給女兒一筆嫁妝，所以難免要精打細算一些，造成羅馬女人的婚姻多為父兄安排的政治聯姻，相對來說，早期的日耳曼人對家中女兒的婚姻干涉似乎較少一點。
到了西羅馬帝國亡後，有許多日耳曼人開始在西羅馬帝國的領域內建立「王國」，並且因為教會的介入，而賦予基督教的王權一種「上帝之下、臣民之上」的神聖性。不過，雖然有些國王很善用這種神聖性，但這種王權的神聖性也很容易因爲繼承人的不穩定性而削弱，所以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中慢慢又出現了新的方式來維繫境內的秩序和運作。只是，這種人事組織方式並沒有明確而固定的範式，而是因應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慢慢發展出來，所以雖有「封建制度」之名，運作上卻非常機動、充滿了例外性，一點也不制式，我們也只能借由其一些特徵來考察其結構。
首先，羅馬天主教會在歐洲中世紀受到（教會之父）聖奧古斯丁的思想影響，非常強調上帝對於人類原罪的懲罰，但是因為這個信仰普遍為國王與教士、貴族與平民所熟悉，所以往往能在有心人士的操縱下、發揮極大的社會效應。
另一方面，由於最早的德意志王朝統治者是阿里烏斯派的信徒，所以德意志人的信仰一開始就和羅馬天主教會不同，大多信眾也和自己領區內的教士或主教關係比較密切，與羅馬教士的關係較為疏遠。
不過，從奧托大帝接受了羅馬教會的冊封以後，德意志國王開始肩負保護羅馬教會及修道院的義務，這也成為德意志人和羅馬教會「綁定」的開端。
而以奧托為代表的薩克森王朝一開始是嚮往君主制的，所以神聖羅馬帝國在十世紀到十三世紀時，其實並未朝封建制度規劃，只是德意志人一開始的集結是以推舉國王的方式集結在一起，而國王直接統治權主要局限在自己的王室領地，其他的地方才分封出去。熟悉華夏道統的讀者，不難發現這一點倒是和周朝的封建制度頗為相像。
不過，在中世紀後來漸漸發展出的封建體制其最重要的社會關係是建立在領主和封臣之間，而有些封臣會將自己得到的土地再分封出去，成為下級封臣的領主。我們可以想見，透過這種層層分封的方式，王國內最終會形成一個複雜的等級化的領主--封臣關係，前者對封臣負有保護、忠誠和公正的責任，後者則對國王承擔了效忠、提供幫助和軍事方面的職責。簡單說，當一個人領受了采邑，他就成為封臣，同樣的，如果一個人期待獲得采邑，那就意味著他同意成為封臣，效忠領主。
如果我們再以周朝的封建體制和歐洲中古封建體制比較，就可發現後者是從半遊牧民族轉型成為定居型帝國時所發展出來的，而許多具有羅馬帝國政治經驗的羅馬教士與貴族應當在其中扮演了許多獻策的角色。因此，早期的「神聖羅馬帝國」確實相當「羅馬」。
另一方面，由於早期的許多教會接受了國王的采邑，所以有許多教區的主教也成為國王的封臣，所以主教也往往成為世俗國家的諸侯，只是後來羅馬教皇試圖掌握主教的人事權，因此與皇帝開始角力，最後還發生了「主教敘任權」之爭。但是，在早期教會安全不受庇護的年代，主教基本上還是為王權服務，而早期的神聖羅馬帝國維和範圍涵蓋了不同的王國和公國，因此如果以「王中之王」的概念來看待「羅馬人的皇帝」這個封號，早期的神聖羅馬帝國一開始確實相當「帝國」。
那麼，伏爾泰為何認為「神聖羅馬帝國」不是一個「帝國」呢？
這多半是因為伏爾泰出身自拉丁化比較強的地區，而這些地方後來多走向王權集中的政治體制，而拉丁化比較弱的地區，由於王權後來漸漸衰弱，加以封建領主的自主意識漸漸抬頭、政治組織才漸漸鬆散，不成帝國。
以德意志王國為例，德意志人一開始是世襲貴族為了抵抗外族入侵而組織起來的，但是因為戰爭不是兒戲，需要真正有軍事才能的人領導才能取得或保住戰果，所以，德意志王國開始讓一些非世襲的貴族接受采邑，成為封建制度中的封臣，其中、受封為「騎士」者成為體制中等級最低、並經常與農民接觸的領主。
這些負有軍事任務的騎士在接受了教會的教化後，漸漸成為歐洲中世紀除了修士和修女外的教育和文化象徵。在神聖羅馬帝國的早期發展中，騎士應該多是與日耳曼族淵源較深的人，所以，我們或可稱萊茵河東岸最早期的騎士文化應該是「羅馬民族」與 「德意志民族」所創造出的混血文化。這種騎士文化似乎特別強調音樂方面的教養，也讓後世的德意志民族（或譯條頓民族）一直以音樂成就著稱。
值得一提的是，在歐洲的封建體制中，政治權力不會侷限在某一個地區，而是分散在各處。任何個人或團體，任何部門或機構，都不會擁有完全的最終權力。這點又和周朝封建領土的方式很不一樣。
總的來說，我們大概可以猜想，騎士文化之所以至今仍大受歡迎，大概是因為這是最貼近基層的一種文化價值。騎士算是最低階的封臣，所以他們管理的主要對象是一般民眾，而騎士的妻子多半也在修道院受過教育，因此她們也是最先掌握書寫藝術和拉丁語的人，所以對騎士的管理工作也多所幫助。這也形成中世紀藝術中夫妻互相扶持的婚姻典範。
回過頭來看「騎士浪漫文學」的重要特徵其實在於騎士對心儀對象的忠誠。這種忠誠顯然是從封臣對領主的忠誠轉化而來的。從這脈絡來看，騎士文學的愛情觀根源其實是極具日耳曼戰士特色的從屬觀念，與羅馬人的愛情觀大異其趣。
不過，中世紀的基督教會顯然頗為樂於宣揚騎士的價值觀，隨著封建諸侯的勢力漸大，教會也開始儲存了挑戰世俗政權的能量。
當然，教會得以與世俗教會相抗衡，除了逐漸建立自己的人脈以外，還因為其掌握了許多判決的權利。誠然，在中世紀歐洲的社會中，世俗政權掌握了許多權力（例如徵稅或發動戰爭），但是無論是王室法庭或是貴族都無權處理亂倫、通姦、重婚、高利貸、或者違背誓言等罪行，甚至連婚姻障礙與子女合法性的問題，都是由教會法庭來處理的。
很顯然地，既然教會管得到國王和貴族的私生活，教會法庭和世俗法庭的衝突難免，而事實上也的確因為這樣，讓許多歐洲上層貴族與教會人士的關係在旁人看來始終充滿了不和諧的緊張。漸漸地，原來強調救贖的基督教信仰在封建社會逐漸成熟後，其所推崇的價值觀反而成為許多信仰者的痛苦根源。
再回過頭來看魯迅的作品「阿Ｑ正傳」——裡頭的主人翁阿Ｑ顯然是個小人物，所以他不應該是革命黨要清除的對象，但是為何結局又是他被革命黨所殺呢？，由此來看，魯迅寫這個故事應當不只是要諷刺或批判「阿Ｑ精神」或「傳統社會」，其實也想藉此質疑革命的目的性和正當性。畢竟，革命不就是要保護或解救阿Ｑ這種傳統體制中的小人物嗎？他們為人處世也許常常欺善怕惡，或見風轉舵，但是取得權力的革命黨又怎麼可以這樣草率的就把一個小老百姓給處決了呢？
當然，從治理的角度論，每一個體制的設計背後都有其隱含的設計原理，但其藍圖的形成大致仍可粗分為兩種：一種是根據縝密的政治考量或政治理想所建構而出，另外則是先畫出一個草圖，然後再因應實際的情況慢慢發展或調整。羅馬帝國的體制規劃應該屬於前者，而歐洲的封建體制則屬於後者。
其實，人類的認知或感知建構應該也可大致分為這兩大類型，只是有些人會一直因為外在環境的轉變而不斷調整自己的內在認知結構，而有些人則是選擇堅守自己的信念，絕不輕易調整自己的認知結構。不過，大多人是習慣的奴隸，而對於成人而言，不斷調整認知或感知結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是，在很多關鍵時刻，成年人若不試著調整自己的想法，就無法適應外在的環境變化，最後受苦的還是自己。
推薦參考書籍： 統治史 作者：Samuel Edward F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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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創作部分）
雖然無名小豬苦苦哀求，但是蜜獾父子還是不願意帶小豬同行。
「我看你啊，乾脆就陪我在這豬棚裡待著就好了。」拿特鴨勸無名小豬：「現在外面很亂，豬的名聲又不好，一不小心就會犯錯，然後又被關回來。」
「是嗎？」無名小豬說：「如果我只是當〈司馬遷〉先生的護衛，什麼話也不說，什麼事也不做，也不行嗎？」
「我們此行任務重大，不需要沒有戰力的夥伴。」蜜獾小弟表示。
「算了，不去就不去。」無名小豬生氣了：「照我看，你們才不是什麼蜜獾勇士，你們根本和我一樣，就是豬。」
「不要侮辱我們。」蜜獾父子都很生氣。
「 不過，你和蜜獾父子真的有點像耶！」〈司馬遷〉說出了自己的真心話：「很像是同宗的。」
「哈哈！真的！」拿特鴨也支持〈司馬遷〉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