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場野火中,你是剛空降的消防員,但是在奮鬥一段時間後你發現要遏阻火勢已經是不可能了,這時你會怎麼做?是一、從山底往上攀爬一個陡峭的山坡到山頂等待救援?還是二、將口袋裡的火柴點燃並且扔進尚未被波及的野草堆中並且往野草堆中前進?
很多人應該會對於第二種作法覺得莫名其妙,而覺得是一種自殺行為,但往野草堆中前進的消防隊長道奇卻是這場意外事故中生懷的少數生還者之一,因為他將野火可以延燒的材料先燒掉了,然後在接下來15分鐘裡,用沾濕的手帕蒙住嘴巴面朝下在這片焦土下,當野火從他上方過去時他藉著地面上的氧氣逃過一劫。而其他選擇往山丘上跑的隊員呢,很可惜只有兩名生還,而許多沒有生還的隊員被發現時還緊緊握著厚重的裝備。
在重大壓力下,人們通常會回到自動且熟知的回應,這是演化適應,只要你發現自己處在必須有那些反應的相同情況之中。
而這慘劇其實不用發生,因為早在1880年代就有科學家強調野火在森林生命週期扮演的重要角色,直到1978年美國國家森林局才廢止及時撲滅野火的政策,而上面這個事故是發生在杳無人煙的曼恩峽谷,在那裏其實沒有人的生命遭受危險,而消防員卻還是被召集,只因為他們社群中未曾質疑過不該放任野火自然結束的假設。
在我們抗拒重新思考的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力量。質疑自己會使得這個世界更加不可預期。這需要我們承認事實可能有了變化,曾經是對的現在可能是錯的。重新考慮我們深信不疑的事會威脅我們的認同,感覺有如我們失去了部分的自我。
每當我們在醫療診斷方面尋求第二意見時,我們會質疑專家的判斷。不幸的是,說到我們自己的知識和意見,我們經常偏好感覺正確,而非實際正確。
我們經常淪入三種不同職業的心態:傳教士、檢察官及政治人物。在這些模式之中的每一種,我們會採取一個特定身分,使用一組明顯的工具。當我們的神聖信念處於危險中,我們會進入傳教士模式:我們會布道,保護並宣揚我們的理想。當我們在別人的論據看到瑕疵時,我們會進入檢察官模式:我們列舉理由來證明別人是錯的,並且打贏這個案子。我們在尋求贏得群眾支持時,會轉換到政治人物模式:我們爭取遊說選民的認同。風險在於我們是如此深陷於宣揚我們是對的、控訴那些錯了的人,並且以政治行動爭取支持,以至於我們根本沒費心去重新思考自己的觀點。
進步少不了改變;那些改變不了自己心態的人,什麼也無法改變。
知識的詛咒是它會在我們面對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時,關閉我們的心智。好的判斷需要仰賴擁有開啟思維的能力及意願,我相信在生命中,重新思考是一種日益重要的習慣。當然我可能是錯的。假如這樣的話,我會很快地再次重新思考。
搞笑諾貝爾獎中獲獎名單中有兩名心理學家大衛·達寧以及賈斯丁·克魯格,他們公布一份能力和信心有關的「審慎報告」,在邏輯推理、文法和幽默感測驗中得到最低分的人,對自己的能力感到最自豪。平均來說,他們相信自己比62%的同儕表現更好,不過實際上,他們的表現只贏過12%的同儕,這就是所謂的達克效應。
冰島的前任總統大衛·奧德森就是達克俱樂部的成員,他的身旁包圍著來自學校及橋牌比賽的「極度忠誠黨羽」,並且有一份友人與敵人的清單。在經濟崩潰前的幾個月,他拒絕英格蘭中央銀行伸出的援手。接著在危機(歐債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他輕率地公開宣布說,他無意償還冰島銀行的債務。
兩年後國會指派的獨立調查會記者表示「自負,他全然深信自己知道什麼對這座島來說是最好的。」是他垮台及冰島金融崩壞的原因。
達克俱樂部的第一條守則是,你不知道你是達克俱樂部的一份子
有一種比較不明顯的力量蒙蔽了我們的能力視野:對後設認知能力,也就是去思考我們的想法的能力,造成了缺損。缺乏勝任的能力會使得我們對自己的不勝任視而不見
傑夫·貝佐斯:「假如你不頻繁改變心意,你的想法就會常常出錯」。
1990年代早期,英國物理學家安德魯·林恩在全世界聲譽最高的科學期刊發表了一份重大發現,他提出有個行星可能繞行某個中子星、一顆爆炸成超新星的恆星。幾個月會當他正在準備於天文學會議上發表的簡報時,他注意到自己並未就地球是以橢圓形而非圓形軌道運轉的狀況進行調整,他發現自己錯得太離譜了,根本沒有那個行星。
安德魯在數百位同僚的面前走進大廳,承認他的錯誤。當他結束招認之後,整個大廳爆發一陣起立鼓掌,某位天文學家稱之為「我所見過最值得尊敬的事」。
假如你的責任是要把東西修好,那麼是誰弄壞的也就不重要了
大部分的人把爭論想成天平:我們在自己這邊堆疊越多理由,天平就越有可能傾向我們這一方。然而談判家的作法正好相反,他們實際上提出較少的理由來支持他們的論點。他們不想淡化他們的最佳觀點。我們提出越多理由,人們就越容易拋棄最不可靠的那個。他們一旦否定了我們的其中一個辯護理由,他們便越容易排除我們的整個論點。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普通的協商代表身上:他們帶了太多武器上戰場。他們節節敗退的原因,不是出在他們最令人信服的觀點的強度,而是他們最不令人信服的觀點的脆弱。
美國頂尖大學籃球隊有許多瘋狂球迷,但球場通常還是會有空位,為了研究如何刺激更多球迷入場,作者針對一場即將在當周開打的球賽進行實驗,目標是季票持有人,在任其自行作主的情況下這些據稱死忠的球迷有77%實際出席。作者認為最具說服力的訊息是來自球隊本身,於是寄發email給球迷,內容是引述球員以及教練表示,主場優勢是來自整場爆滿的歡呼聲帶來的活力,但這個沒有造成任何效力,這個群組的出席率是76%。
針對另一個群組,他們只是問球迷一個問題:你打算出席嗎?這個群組出席率攀升到85%。最可能說服你改變心意的人是你自己。你能挑選你覺得最令人信服的理由,然後帶著立足在那些理由上的真實感受離開。
說服他人重新思考不只關乎提出好的觀點,而是在於證實我們擁有正確的動機去這麼做
你應該願意聆聽別人在說什麼,並且為此給予肯定,這讓你聽起來像個理性的人,把所有的事都考慮進去。
在討論解決方式時強調灰色地帶,有助於把注意力從解釋問題為何是個問題,轉移到我們能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想要傳達具複雜性的問題,可以參考科學家「納入警告」,我們很少看到單一或是一系列的研究是無可置疑的,研究者通常會在他們的文章內,以幾個段落說明每項研究的限制性。也可以透過「強調可能性」以及「考慮多樣性」來傳達複雜性,承認複雜性不會讓演說者及作者比較無法令人信服,而是提升他們的可信度。它不會失去觀賞者及讀者,而是保持他們的投入,同時增添他們的好奇心。
身為資訊傳遞者,應該避免落入「保持一致陳述而非精確紀錄」的圈套內。有一個引人入勝的例子是情緒智商的分歧,其中一個極端是丹尼爾·高爾曼,讓這個概念變得更為普及,他宣揚對於表現來說,情緒智商比認知能力(IQ)更為重要,並且領導工作有「將近90%」的成功都要靠它。另一個極端則是《沒有情商這種東西》的作者,喬登·彼得森,它指控情緒智商是騙人的概念、一時的流行、便利的潮流,一場企業行銷的騙局。
這兩人都有心理學博士卻落入這個圈套內,如果彼得森肯花心思去閱讀涵蓋將近200份工作的研究整合分析,他就會發現情緒智商是真的,並且很重要;相同的,如果高爾曼並未忽略這些數據的話,他會知道如果要預期各種工作的表現,IQ的重要是情商的兩倍以上(後者只影響3-8%的表現)。作者認為重點不是在情緒智商是否有意義,而是何時比較重要而何時比較不重要,情緒智商對於涉及處理情緒的工作有益,但對於情緒不是重點的工作則否,甚至有害。如果你在替我修車或是報稅,我寧願你不要太注意我的情緒。
假如你發現自己在說ˍˍ向來是好的,或ˍˍ絕不是壞事,你有可能是某個觀念邪教的成員。沒有任何行為總是有效的,以及所有的解決方法都存在非預期的結果。
有用的不是觀點取替,而是觀點尋求:真正和別人交談,深入了解對方觀點的細微差異。好的科學家就會這麼做:與其根據最少的線索作出關於他人的結論他們以開始交談來測試自己的假設。
人們對自己的標準運作程序感到驕傲,在例行公事中取得信念,並且看到他們的決定透過成果而證實有效時,他們便錯過了重新思考的機會
從小到大我們要被要求要熟讀經典,銘刻在底心,甚至做為人生的座右銘,但這些經典往往被一定程度的潤飾過,而我們將這些不準確或是帶有更多時代背景下價值觀灌輸的「經典」成為自己的信條,變成一個捍衛者或是攻擊者,迴避去思考這些經典後面代表的意涵以及是否合時宜,就如作者說的,重新思考才是真理,連這個都不是真理的話,那只好重新思考。所以「努力就能成功」這種鐵則可能也已經鏽蝕,該怎麼努力,選擇是一種努力、不選擇也是一種努力。
最近我對於對於莫非定律以及吸引力法則特別有感觸,並不是相信玄學或是命定論,而是發現這兩個定律後面其實隱含著,僥倖想要躲過準備不足的問題以及自認為做白工的事情其實都會在之後找上你,因為這些事物已經變成你人生中的一個節點,只要你曾經在那裏停留過而沒有搞清楚,就會持續在你未來的人生中發功,迫使你要好好面對他或是釐清他。當有在這些節點上好好思量後,你的視野就會再擴張一點,然後在下件事或是下下件事上用上這些節點上開展的視野,擁有更多層面的思維,持續在未來人生中延展枝枒,而如果你抱持著固定的價值觀就會讓自己碰壁或是搞不清楚那些枝枒其實不是阻礙你的荊棘,而是應該擁抱他,就像野火包圍裡面尚未延燒的野草堆一樣。
就像玩世紀帝國一樣,初始的斥侯不會因為你直接從地圖左邊點到右邊就會將所有盲區給探勘出來,而是需要繞著海岸邊或是持續反覆的繞,才能夠將整片地圖給打開。而打開後又會停留在當下的時點,不會顯現出後續的發展,於是你需要不停地反覆地去不同地方繞繞,打轉,跟人生一樣,但這些打轉不會是徒勞無功,只要知道轉完後要往哪個方向去就好了。Try to expect nothing, but be open for anything
當我們尋求幸福,我們會太過忙於評判人生,而不曾真正體驗它。我們並未品嘗喜悅的時刻,而是反覆思考我們的生活為何不能更快樂。第二個可能的肇因是,我們花了太多時間努力攀上幸福的山頂,卻忽略了幸福更仰賴正向情緒的頻率,而非強度。第三個潛在因素是,當我們尋求幸福,我們過度強調快樂而忘了目的。這個理論與數據相符,顯示意義比幸福更健康,在工作中尋求目的的人,比在工作中尋求歡樂的人,更可能成功追尋熱情,而且也比較不可能辭職。享受有起有伏,意義卻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