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點
1.經濟變革的自由使現代人脫離傳統束縛，同時也使人孤身面對世界的威脅，因此便產生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
2.知道自己要什麼，其實是人生最困難的問題之一。但我們往往逃避這個困難的問題，轉而向社會期待靠攏。
3.自發性行為才能帶來真正的自由，我們會體認到「生命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
人為何要逃避自由？
一見到《逃避自由》這本書，便深深被它的書名吸引。因為它呈現了看似矛盾的命題：在崇尚自由的時代，人類為何要逃避自由？但仔細想想，也有幾分道理。因為自由總是伴隨著責任、意義與方向，在現代人失根的狀態，自由反而是個負擔。
我們看似可以「自由選擇」要買什麼東西、讀什麼學校、做什麼工作、跟誰談戀愛，而不用受某個外在權威（國家、教會）制約；然而，這種「不受他人干擾的消極自由」，隨著升學主義、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的影響，帶來的卻是永無止境的競爭，微不足道的自卑感，以及個體的孤獨、無力與焦慮，進而讓人們產生「逃避機制」，躲回自己的舒適圈；或寧願放棄自由、消除自我，轉而屈從於某個偉大的意識形態。
自由不但沒有帶來解放，反而帶來新的束縛。這就是《逃避自由》劃時代的洞見。
作者弗洛姆（Erich Fromm）是20世紀享譽盛名的德國精神分析學家，擅長以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角度，透視人類最深處的性格結構。《逃避自由》出版於1941年，同時是二戰發生的那年。他想要回答這個核心問題：為什麼法西斯政權下的人民寧願放棄自由？這背後的心理因素與社會結構是什麼？若放在更廣的脈絡下，他更想探討自由對現代人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以及現代人是如何藉由逃避自由的方式，以求暫時的安全感？
逃避自由：努力工作與消除自我
弗洛姆先從宗教改革時期的自由觀開始論起，因這深深影響了現代人如何思考自由。隨著15、16世紀資本主義的興起，傳統的社會階級不再穩固、外在權威開始鬆動。一方面，人變得更獨立、更有力量；但另一方面，人也變得更孤立，非得「靠自己」進行財富積累，才能在社會中爭得一席之地。經濟變革的自由使人脫離傳統束縛，同時也使人孤身面對世界的威脅。
弗洛姆論道，如果要使人脫離這種焦慮與無力感，必須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意識型態，減輕這些負面感受，而新教教義便回應此需求。例如，宗教改革家加爾文（John Calvin）便提出「預定論」，教導信眾要在世俗的場域努力工作、刻苦己身，以證明自己就是那些「預定得救」的一群。如此一來，努力工作不是為了改變命運，而是預告自己既定命運的一種手段，乃為了克服心中微不足道的無力感。
有趣的是，藉由努力工作來逃避自由帶來的痛苦，反過來點燃了資本主義的運轉引擎。在中世紀末以前，人們工作是為了求生存，或為了更高的人生目標；但到了現代社會，人們把工作本身當成目標，反而失去了工作的意義感。
另一個逃避自由的方式，便是承認自己的一無是處、消除自我，藉由屈從某個外在權威的力量，消融於「偉大整體」的榮耀。這種人的生命沒有意義與方向，他已經交出了自我，將命運放置在外在權威手中。這即是納粹政權崛起的心理因素。
機械化順從：個人消失於社會中
還有一種逃避自由的手法，是機械化的順從，這也是我最有感的一個章節。個人放棄獨特的自我，完全符合他人的期待。別人喜歡什麼，他也喜歡什麼；別人討厭什麼，他也討厭什麼；別人叫他做什麼，他就去做什麼。他無須再當他自己，無須再承擔個人的命運，因此自身的焦慮與孤獨也隨之而散。
雖然大眾文化鼓吹「做自己」，但也被商品邏輯所侵蝕。所謂的「做自己」，是成為那個「市場喜歡的自己」。在市場中，人不只販賣商品，也販賣自己。自我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市場的定價，因此只好不斷換包裝、換面具，以迎合市場需求，成為那個可以賣出去的商品。
弗洛姆精闢地指出，很多人以為只要不是被外在權威強迫，就是「自己的決定」。然而，這往往是種錯覺。現實是，我們是受到各種「匿名權威」的提示（輿論、常識、常規等「不證自明」的道理），而做出符合他人期望的事情。我們以為是自己在做決定，其實只是害怕孤獨，害怕為自己的命運負責任而逃避罷了。
我們自以為知道我們要什麼，但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在人人都有facebook與instagram的時代，發表自己的見解、轉po貼文或發網美圖，跟吃飯一樣自然。但仔細想想，到底有多少東西是「屬於自己的」？我們往往會在意是否有人看、有人點讚，是否能讓同溫層「滿意」，是否能精準地吸引到對方的眼球，而對你的限時動態按個笑臉。
於是，我們掩蓋了真實的情緒，成為了「虛擬自我」，在社交平台上光鮮亮麗地表演著。沒有人在意「真實自我」的樣貌，包括我們自己。弗洛姆指出，現代人其實有很深沉的悲哀，他拼命想要保留一絲「與眾不同」的渴望，但除了「我很不一樣」以外，他其實沒有什麼長處。我們po的貼文與照片，只是為了再次迎合社會的期待，而我們還一味地認定自己是在展現「獨特與多元」。畢竟，失去靈魂的「獨特與多元」，只是為了滿足市場多樣性的新鮮感。
當然，如果夠認識自己、知道自己要什麼，那便有機會發展健全的人格發展，與世界建立關係。但是，現代最大的危機是我們自以為知道我們要什麼，但其實我們並不知道。弗洛姆認為，知道自己要什麼，其實是人生最困難的問題之一。但我們往往逃避這個困難的問題，轉而向社會期待靠攏，將「現成的目標當作是自己的目標……害怕冒險或負起責任去探索自己真正想要的目標」[1]。
當我們不再探究、不再追問，自由便成了重擔。於是就出現如此悲觀的結論：自由帶來新的束縛。然而，上述的自由指的是不受他人干擾的消極自由，那有沒有另一種自由，是可以讓人既獨立又不孤獨，而能健全地與他人與自然連結在一起？
自發性：真誠表達自我
有的，那便是弗洛姆稱「自發性」（spontaneity）的積極自由。他指出，只要我們看看孩子就知道什麼是自發性。孩子有能力去感受、表達真正的想法，而無須滿足他人的眼光。他們的喜怒哀樂，很一致地呈現在他的表情與行動中。孩子惹人憐愛，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他的自發性，即真誠地表達自我完整的樣貌。
這種自發性才能使我們得到真正的自由。在當中，「愛」與「工作」是兩個重要的元素。「愛」是以肯定他人與保全自我為基礎，與人、與世界、與自己產生連結；「工作」意味著創造，成為大自然的一份子。
要將人從逃避自由的狀態推向自發性行為，需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面向中有足夠的條件基礎。然而，台灣教育長年以來最擅長做的事情就是抹滅孩子的個體差異，壓抑他們內心的想法，以滿足師長們的期待。這也難怪當孩子長大後，外表看似是自由了，但他們仍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該往何處去。
逃避自由帶來更深的無力，並創造膚淺的自我，帶來膚淺的關係。然而，當我們活在真實中，透過自發性行為實踐自我、「做自己」，專注於每個行動當下的滿足，我們會體認到「生命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2]。我們不再以強迫性的勞動、服從某個權威與機械化的行為作為我們生命的意義，我們甚至也不再「尋找意義」，我們乃「活在意義裡」。
[1] Erich Fromm，《逃避自由》（新北：木馬，2015），頁286。
[2] Erich Fromm，《逃避自由》，頁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