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叛逆之後呢？對於兩種自由的省思──《逃避自由》與《自我的追尋》

2021/08/08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不再叛逆，代表生命的成熟嗎？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人為什麼會有「叛逆期」？比較簡單的答案，是源於青春期賀爾蒙的變化，使孩子更易用激烈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雖然這造成許多父母的困擾，但似乎隨著時間一過，孩子就變得懂事體貼，不會那麼叛逆了。但是，我常在想，不再叛逆，是意味著生命的成熟，抑或是生命的退縮呢？

不過，這個問題必須要再問得更深入點。如果叛逆是抵抗權威，是建立在渴望自由的力量，那我們應該先思考「自由」這個主題。我們什麼時候渴望自由？獲得自由的狀態是什麼？每個人都渴望自由嗎？

個體化發展：力量的增長與強烈的孤獨感

當孩子逐漸長大，他們會意識到自己與父母是不同的個體；隨著生理與心理力量的日益增長，他們渴望脫離與父母、大自然、社會、宗教的初始連結，這即是人類無可避免的「個體化發展」（individuation）。然而，伴隨個體化而來的，是越來越強烈的孤獨感。因為被分離出來，意味著要獨自面對世界的風險與挑戰。[1]

擴到大人類的歷史，也可以發現這種辯證性質。一方面，隨著科學、理性的興起，人類得以反抗國家與教會的權威，亟欲擺脫任何形式的宰制。另一方面，每個孤立的個體卻開始懷疑自身在整體世界扮演的角色，並質疑其生命意義與定位，導致焦慮與不安。[2]

叛逆期的孩子最常對父母說：「你不要管我！你很煩！這是我自己的事情。」他同時是自由的，但也是無助的。他不想要受到外界權威的指揮，但也擔心失去安全感之後的人生方向。例如，孩子討厭父母逼他選科系，但對於自己真正喜歡什麼，他其實不太清楚；孩子討厭父母控制他使用手機的時間，但他不知道除了滑手機，人生還有什麼值得努力的事情。

我們稱上述的自由是「消極自由」，即不受外界權威干擾的自由。針對「我不要什麼」，消極自由給了人們力量去抵抗權威，卻也脫離原先的安全感，成為無法忍受的重擔。

內化的權威，讓我們以為我們有自由

更有趣的是，有時我們以為我們有消極自由，但其實沒有。德國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就在《自我的追尋》一書中分析道，現代社會已將外在的公開權威轉化成「匿名權威」，透過科學、常識的論述來規範一個人內心的思考。權威時常被「內化」，以「良知」的形式告誡自己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當你想要獨立思考，就會被這種權威喚起罪惡感，以合理化被壓迫的痛苦經驗。

例如，孩子展現性渴望的時候，父母不會說「你不准這麼做」，而是「你不會喜歡這麼做」（基於「客觀科學」的論述）。孩子不會覺得有明確的壓迫者，因此無處可反抗，進而導致困惑與孤立感。為了消解這種痛苦經驗，他將此合理化成對他「罪行」（性渴望）的懲罰，進而更依賴內化的權威，形成惡性循環。[3]

弗洛姆巧妙地比喻權威的內化：「人不只是卑躬屈膝的奴隸，也是頤指氣使的主人，把自己當成奴隸在使喚。」[4]

最後，孩子乾脆不思考、也不再感受，僅將自我的經驗轉化成他人期待的總和。他只有不斷地屈服，才能回到心安理得的狀態（「我不知道自慰為什麼是不好的，但我只能這樣告訴自己。」）。

人不只是卑躬屈膝的奴隸，也是頤指氣使的主人，把自己當成奴隸在使喚。

逃避自由，機械化順從

長大成人後，藉由遵從他人與社會的期待，雖獲得某種程度的安全感，但這種脆弱的安全感，卻使人喪失了自我，反倒被「虛擬自我」代替。這在社群媒體的時代，顯得更加強烈。

「雖然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但是至少別人會知道他是誰。那麼，只要它完全依照他人的期待行事，只要聽他們的，他也就能知道自己是誰。」[5]

但這種不安與焦慮實在太讓人難以忍受，於是我們說服自己，其實我們是「自願」的。我們自願想讀書、自願想賺錢、自願想結婚、自願想PO文。

「我們說服自己：做決定的是我們自己，事實上我們只是害怕孤獨，或是因為生活、自由與舒適方面受到直接的威脅，而努力符合別人的期望罷了。」[6]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將這種對自由的「逃避機制」稱為「機械化順從」。自我塗上一層保護色，消弭與外界的差異，以消除自身的孤獨感，卻付出喪失自我的昂貴代價。

於是，我們放棄了叛逆、逃避了自由，在新的束縛中獲得脆弱的安全感。

如果消極自由沒辦法帶來完全的解放，那我們還需要什麼呢？其實，消極自由的否定面向，正是預設著肯定面向。每個「不要」，都是預設著我們其實渴望某些「要」。而我們渴望什麼樣的生活，正是「積極自由」的課題。因此，提問的方向便轉換成：人類要怎麼「獨立」卻「不孤獨」，而與他人、世界、大自然建立關係？

自我塗上一層保護色，消弭與外界的差異，以消除自身的孤獨感，卻付出喪失自我的昂貴代價。

自發性的愛：擁有愛的能力

積極自由的內涵在於，我們得以整合人生經驗的各個層面，讓思考、感受、行為都是出自真實的自我，而非外界期待我們成為的樣子。弗洛姆稱此為「自發性」（spontaneity）行為。

自發性行為有兩個關鍵的要素。第一個元素是愛。對弗洛姆而言，現代人只在意自己有沒有可愛、有沒有吸引力，卻失去了「愛的能力」。真正的愛，不是一種對特定對象的感覺，而是與一個人的人性核心建立關係。愛一個人，與愛自己、愛人類整體，三者是不能分割的。唯有整全地實踐愛，讓自我與被愛的對象都能在愛中成長、發揮人生的潛能，才不會導致控制與被控制的共生關係。

「一個人能被愛並非偶然，一個人要有愛的能力，才能創造愛，正如人要對事物感興趣，他自己才會讓人感興趣……。創造性地愛一個人，意味著對對方生活產生關心和責任感，不只是在乎他的物質生活，也包括他的人性力量的成長和發展。」[7]

自發性的工作：創造當下經驗的滿足感

第二個元素是工作。這裡的工作，並非為了餬口而做的強迫性行為，而是透過創造性的行動，與人類社群、大自然建立關係。自發性工作的關鍵是，我們透過當下經驗的滿足感，意識到自己是自由且積極的主體，並體認到「生命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8]。我們不是去尋求意義，而是被意義貫穿。

這意味著，我們的工作是個人創造性的實體化，而非滿足於市場交易的工具。但是，現代社會強調的觀念是，我們的生產並非是為了得到當下的滿足，而是為了達到販賣商品的抽象目的。我們的生產，成為換取金錢、地位的商品；自我同時也被商品化成「人力資源」，成為人人可評估的對象。

於是，我們錯過了當下行為經驗帶來的滿足，轉而追求完成後的成品所能轉換的金額，在名為「成功」的虛幻幸福的承諾下，不斷興奮，也不斷失望。我們也販賣自己的人格，失去了自我認同的可能性，藉由不斷地包裝，來滿足社會的期待。

生命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

傾聽自己，傾聽良知微弱的聲音

然而，我們要怎麼實踐這種積極自由呢？弗洛姆認為，我們必須傾聽自己。但是，當自我已經被內化的權威統治、被市場的邏輯扭曲，我們還能聽到什麼東西呢？他指出，我們仍可以聽見良知微弱的聲音。有別於權威內化後的良知，真正源自自我的良知

「是我們對自己的『再次行動』。它是真正自我的聲音，呼喚我們回到自身，過著有創造性的生活，整全而和諧地發展自我，也就是成為發揮潛能的人。」[9]

良知始終存在著，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拒絕傾聽」。我們聽得見電視、手機、輿論；我們聽得見每種聲音、每個人的想法，就是不會傾聽自己。弗洛姆認為，我們害怕獨處，其實是害怕面對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因此，良知的呼喚，是根植於存在的焦慮，而非道德的罪咎。

直視死亡，被生命質問

這種焦慮體現在現代人對死亡的恐懼上。我們避談死亡，不是對於人終有一死的普遍恐懼，而是「我們因浪擲生命、錯失發光發色的機會而於心有愧的表現。死亡的痛苦椎心刺骨，但想到沒有好好活過就必須死去，則更讓人難以忍受。」[10]

因此，若延伸弗洛姆的觀察，我們可以大膽地指出，時時直視死亡的迫近，才能激發出真正的自發性。這種「瀕臨」的思考，使我們未來的生命時光無限縮短，只呈現「當下」的處境。我們被迫在「當下」前面，被生命質問：「我們是否好好活過？」

儘管我尚未死亡，但死亡「接近」我，而且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死亡會奪走我的生命。於是，我突然發現，我不能再自大地以為「還有很多時間」，所以關係可以先逃避、想法可以先壓抑、夢想可以先擱著。相反地，瀕臨之感，讓死亡如影隨形，使我知道「生命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於是我「活在當下」，躍進自由的狀態中。[11]

死亡的痛苦椎心刺骨，但想到沒有好好活過就必須死去，則更讓人難以忍受。

結語：超越叛逆，獲得踏實的自由

唯有透過實踐積極自由，才能克服消極自由帶來的孤獨感，從而重新與世界建立真實的關係。進而言之，我們追求的政治自由，不只是叫統治者下台，更是建造一個公民社會的自由；我們追求的言論自由，不只是要求政府不能管控言論，更是真誠地表達想法、尋求共善的自由；我們追求的性自由，不只是反抗守舊的性別期待與性壓抑文化，更是在性實踐中與人建立關係的自由；我們追求的經濟自由，不只是對市場的鬆綁與資源的流動，更是對工作與金錢有掌控感的自由。

簡言之，當我們認真思考對自身與社會整體有益的事物，而非受社會既定的人生目標限制時，我們才是真正擁有了自由。

叛逆，是消極自由的開始，是力量的展現，亦是不安與孤獨的來源。不再叛逆，可能是內化權威後的消音與機械化的順從，也可能是自發性的結果。透過愛與工作，透過傾聽自己與直視死亡，我們超越了叛逆，而獲得了真正的踏實感、真正的自由。

[1] 弗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新北：木馬，2015），頁48。
[2] 同上，頁58。
[3] 弗洛姆（Erich Fromm），《自我的追尋》（新北：木馬，2015），頁191–193。[4] 同上，頁185。
[5] 弗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頁228。
[6] 同上，頁223。
[7] 同上，頁130。
[8] 弗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頁296。
[9] 弗洛姆（Erich Fromm），《自我的追尋》，頁195。
[10] 同上，頁198–199。
[11] 崔國瑜、余德慧，〈從臨終照顧的領域對生命時光的考察〉，《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台北：心靈工坊，2006），頁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