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叛逆,代表生命的成熟嗎?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人為什麼會有「叛逆期」?比較簡單的答案,是源於青春期賀爾蒙的變化,使孩子更易用激烈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雖然這造成許多父母的困擾,但似乎隨著時間一過,孩子就變得懂事體貼,不會那麼叛逆了。但是,我常在想,不再叛逆,是意味著生命的成熟,抑或是生命的退縮呢?
不過,這個問題必須要再問得更深入點。如果叛逆是抵抗權威,是建立在渴望自由的力量,那我們應該先思考「自由」這個主題。我們什麼時候渴望自由?獲得自由的狀態是什麼?每個人都渴望自由嗎?
個體化發展:力量的增長與強烈的孤獨感
當孩子逐漸長大,他們會意識到自己與父母是不同的個體;隨著生理與心理力量的日益增長,他們渴望脫離與父母、大自然、社會、宗教的初始連結,這即是人類無可避免的
「個體化發展」(individuation)。然而,伴隨個體化而來的,是越來越強烈的孤獨感。因為被分離出來,意味著要獨自面對世界的風險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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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到大人類的歷史,也可以發現這種辯證性質。一方面,隨著科學、理性的興起,人類得以反抗國家與教會的權威,亟欲擺脫任何形式的宰制。另一方面,每個孤立的個體卻開始懷疑自身在整體世界扮演的角色,並質疑其生命意義與定位,導致焦慮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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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期的孩子最常對父母說:「你不要管我!你很煩!這是我自己的事情。」他同時是自由的,但也是無助的。他不想要受到外界權威的指揮,但也擔心失去安全感之後的人生方向。例如,孩子討厭父母逼他選科系,但對於自己真正喜歡什麼,他其實不太清楚;孩子討厭父母控制他使用手機的時間,但他不知道除了滑手機,人生還有什麼值得努力的事情。
我們稱上述的自由是「消極自由」,即不受外界權威干擾的自由。針對「我不要什麼」,消極自由給了人們力量去抵抗權威,卻也脫離原先的安全感,成為無法忍受的重擔。
內化的權威,讓我們以為我們有自由
更有趣的是,有時我們以為我們有消極自由,但其實沒有。德國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就在《自我的追尋》一書中分析道,現代社會已將外在的公開權威轉化成「匿名權威」,透過科學、常識的論述來規範一個人內心的思考。權威時常被「內化」,以「良知」的形式告誡自己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當你想要獨立思考,就會被這種權威喚起罪惡感,以合理化被壓迫的痛苦經驗。
例如,孩子展現性渴望的時候,父母不會說「你不准這麼做」,而是「
你不會喜歡這麼做」(基於「客觀科學」的論述)。孩子不會覺得有明確的壓迫者,因此無處可反抗,進而導致困惑與孤立感。為了消解這種痛苦經驗,他將此合理化成對他「罪行」(性渴望)的懲罰,進而更依賴內化的權威,形成惡性循環。
[3]
弗洛姆巧妙地比喻權威的內化:「
人不只是卑躬屈膝的奴隸,也是頤指氣使的主人,把自己當成奴隸在使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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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孩子乾脆不思考、也不再感受,僅將自我的經驗轉化成他人期待的總和。他只有不斷地屈服,才能回到心安理得的狀態(「我不知道自慰為什麼是不好的,但我只能這樣告訴自己。」)。
人不只是卑躬屈膝的奴隸,也是頤指氣使的主人,把自己當成奴隸在使喚。
逃避自由,機械化順從
長大成人後,藉由遵從他人與社會的期待,雖獲得某種程度的安全感,但這種脆弱的安全感,卻使人喪失了自我,反倒被「虛擬自我」代替。這在社群媒體的時代,顯得更加強烈。
「雖然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但是至少別人會知道他是誰。那麼,只要它完全依照他人的期待行事,只要聽他們的,他也就能知道自己是誰。」[5]
但這種不安與焦慮實在太讓人難以忍受,於是我們說服自己,其實我們是「自願」的。我們自願想讀書、自願想賺錢、自願想結婚、自願想PO文。
「我們說服自己:做決定的是我們自己,事實上我們只是害怕孤獨,或是因為生活、自由與舒適方面受到直接的威脅,而努力符合別人的期望罷了。」[6]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將這種對自由的「逃避機制」稱為「機械化順從」。自我塗上一層保護色,消弭與外界的差異,以消除自身的孤獨感,卻付出喪失自我的昂貴代價。
於是,我們放棄了叛逆、逃避了自由,在新的束縛中獲得脆弱的安全感。
如果消極自由沒辦法帶來完全的解放,那我們還需要什麼呢?其實,消極自由的否定面向,正是預設著肯定面向。每個「不要」,都是預設著我們其實渴望某些「要」。而我們渴望什麼樣的生活,正是「積極自由」的課題。因此,提問的方向便轉換成:人類要怎麼「獨立」卻「不孤獨」,而與他人、世界、大自然建立關係?
自我塗上一層保護色,消弭與外界的差異,以消除自身的孤獨感,卻付出喪失自我的昂貴代價。
自發性的愛:擁有愛的能力
積極自由的內涵在於,我們得以整合人生經驗的各個層面,讓思考、感受、行為都是出自真實的自我,而非外界期待我們成為的樣子。弗洛姆稱此為「自發性」(spontaneity)行為。
自發性行為有兩個關鍵的要素。第一個元素是愛。對弗洛姆而言,現代人只在意自己有沒有可愛、有沒有吸引力,卻失去了「愛的能力」。真正的愛,不是一種對特定對象的感覺,而是與一個人的人性核心建立關係。愛一個人,與愛自己、愛人類整體,三者是不能分割的。唯有整全地實踐愛,讓自我與被愛的對象都能在愛中成長、發揮人生的潛能,才不會導致控制與被控制的共生關係。
「一個人能被愛並非偶然,一個人要有愛的能力,才能創造愛,正如人要對事物感興趣,他自己才會讓人感興趣……。創造性地愛一個人,意味著對對方生活產生關心和責任感,不只是在乎他的物質生活,也包括他的人性力量的成長和發展。」[7]
自發性的工作:創造當下經驗的滿足感
第二個元素是工作。這裡的工作,並非為了餬口而做的強迫性行為,而是透過創造性的行動,與人類社群、大自然建立關係。自發性工作的關鍵是,我們透過當下經驗的滿足感,意識到自己是自由且積極的主體,並體認到「
生命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
[8]。我們不是去尋求意義,而是被意義貫穿。
這意味著,我們的工作是個人創造性的實體化,而非滿足於市場交易的工具。但是,現代社會強調的觀念是,我們的生產並非是為了得到當下的滿足,而是為了達到販賣商品的抽象目的。我們的生產,成為換取金錢、地位的商品;自我同時也被商品化成「人力資源」,成為人人可評估的對象。
於是,我們錯過了當下行為經驗帶來的滿足,轉而追求完成後的成品所能轉換的金額,在名為「成功」的虛幻幸福的承諾下,不斷興奮,也不斷失望。我們也販賣自己的人格,失去了自我認同的可能性,藉由不斷地包裝,來滿足社會的期待。
生命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
傾聽自己,傾聽良知微弱的聲音
然而,我們要怎麼實踐這種積極自由呢?弗洛姆認為,我們必須傾聽自己。但是,當自我已經被內化的權威統治、被市場的邏輯扭曲,我們還能聽到什麼東西呢?他指出,我們仍可以聽見良知微弱的聲音。有別於權威內化後的良知,真正源自自我的良知
「是我們對自己的『再次行動』。它是真正自我的聲音,呼喚我們回到自身,過著有創造性的生活,整全而和諧地發展自我,也就是成為發揮潛能的人。」[9]
良知始終存在著,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拒絕傾聽」。我們聽得見電視、手機、輿論;我們聽得見每種聲音、每個人的想法,就是不會傾聽自己。弗洛姆認為,我們害怕獨處,其實是害怕面對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因此,良知的呼喚,是根植於存在的焦慮,而非道德的罪咎。
直視死亡,被生命質問
這種焦慮體現在現代人
對死亡的恐懼上。我們避談死亡,不是對於人終有一死的普遍恐懼,而是「我們因浪擲生命、錯失發光發色的機會而於心有愧的表現。
死亡的痛苦椎心刺骨,但想到沒有好好活過就必須死去,則更讓人難以忍受。」
[10]
因此,若延伸弗洛姆的觀察,我們可以大膽地指出,時時直視死亡的迫近,才能激發出真正的自發性。這種「瀕臨」的思考,使我們未來的生命時光無限縮短,只呈現「當下」的處境。我們被迫在「當下」前面,被生命質問:「我們是否好好活過?」
儘管我尚未死亡,但死亡「接近」我,而且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死亡會奪走我的生命。於是,我突然發現,我不能再自大地以為「還有很多時間」,所以關係可以先逃避、想法可以先壓抑、夢想可以先擱著。相反地,瀕臨之感,讓死亡如影隨形,使我知道「生命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於是我「活在當下」,躍進自由的狀態中。
[11]
死亡的痛苦椎心刺骨,但想到沒有好好活過就必須死去,則更讓人難以忍受。
結語:超越叛逆,獲得踏實的自由
唯有透過實踐積極自由,才能克服消極自由帶來的孤獨感,從而重新與世界建立真實的關係。進而言之,我們追求的政治自由,不只是叫統治者下台,更是建造一個公民社會的自由;我們追求的言論自由,不只是要求政府不能管控言論,更是真誠地表達想法、尋求共善的自由;我們追求的性自由,不只是反抗守舊的性別期待與性壓抑文化,更是在性實踐中與人建立關係的自由;我們追求的經濟自由,不只是對市場的鬆綁與資源的流動,更是對工作與金錢有掌控感的自由。
簡言之,當我們認真思考對自身與社會整體有益的事物,而非受社會既定的人生目標限制時,我們才是真正擁有了自由。
叛逆,是消極自由的開始,是力量的展現,亦是不安與孤獨的來源。不再叛逆,可能是內化權威後的消音與機械化的順從,也可能是自發性的結果。透過愛與工作,透過傾聽自己與直視死亡,我們超越了叛逆,而獲得了真正的踏實感、真正的自由。
[1] 弗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新北:木馬,2015),頁48。
[2] 同上,頁58。
[3] 弗洛姆(Erich Fromm),《自我的追尋》(新北:木馬,2015),頁191–193。[4] 同上,頁185。
[5] 弗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頁228。
[6] 同上,頁223。
[7] 同上,頁130。
[8] 弗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頁296。
[9] 弗洛姆(Erich Fromm),《自我的追尋》,頁195。
[10] 同上,頁198–199。
[11] 崔國瑜、余德慧,〈從臨終照顧的領域對生命時光的考察〉,《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台北:心靈工坊,2006),頁48。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