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曾經讀到：「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到他人的自由為範圍。」這其實表示真實的自由還是受到社會人我之間的分際，而呈現受限的狀態。
同樣的，「一個人的人權也以不侵犯到他人的人權為範圍」，這在某些程度也表明人權是受限，特別是當他侵犯到他人的人權以後，人權勢必受到限制，甚至取消，不然政府就沒有權力把侵犯人權的加害者，經由法院判決，關進監牢。
如果沒有「人權是受限的」這個概念，至少有三個地方是違法的，一個是學校、一個是軍隊、一個是監牢，因為這三個地方都是透過義務或法令、帶著強制的規定或判決，讓你自動到這三個地方，如果真的要講人權，那是可以拒絕去學校就學、拒絕入伍當兵或到監牢服刑的，可見得為了社會制度的正常運轉，也就是個人學習、保衛家園和犯罪受到懲罰，有些人的人權是受到限制的。在就學這件事上，知識的普及率牽涉到個人未來的生活品質和對於社會制度的識讀、了解和融入，特別是對於政府施政和法律的理解，國家期盼國民能成為一個現代公民，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國家勢必要強制國民接受教育，限制個人的人權。
而在服兵役這件事上，基於保家衛國對於一個國家人民的重要性，勢必要以法律強制國民服兵役，學習作戰技能，變相的也限縮了部份人權。
至於監牢服刑則是犯下了違法亂紀的罪行，基於對受害者的正義要求、犯錯必須負責的社會共識，由政府代行，透過法院判決，最終做出符合受害者冤屈、社會正義的共識，讓加害人為所做所為付出當付出的代價，在這個過程當中，加害人因為嚴重侵犯受害者的人權，甚至殘忍剝奪性命，導致加害者的人權被法律大部份剝奪(有期徒刑)或完全剝奪(死刑)，就看他們犯罪輕重、社會影響及有沒有泯沒人性?
基本上人權是為人而設立的，所有判決的標準應該是以人性來衡量，就拿「捷運鄭捷無差別殺人案」來看，沒有個人恩怨、純粹是個人情緒、為了發洩對社會的不滿，然後拿起刀來屠殺無辜路人，這種無端殺人、泯滅人性才是他被完全剝奪人權、執行死刑的原因。
至於「可教化」基本上是一個假議題，首先能不能教化可以從他進出監獄幾次可以看出，第一次犯案或許還有可教化的理由，因為不知道他還會不會犯下一次?就殺人這件事來說，可教化表示他還是一個人，有懺悔之心，所以死刑變無期、無期變有期，著重在犯人不會再犯的未來性，等於說當下被害的受害者就白死了，這還不包括多多次犯案以後你還說他可教化，這樣的法官或人權團體或許才是真正需要教化的人。
再來就是「少年事件處理法」變成「未成年惡意犯罪安全網」這件事，我的看法還是用人性當標準，只要惡行重大、違反社會風俗的嚴重犯罪事件，犯罪當事人即使未成年，還是需要採用視同成年的作法，這跟他的年紀無關，而是跟他的所作所為有關，而且這麼小就這麼窮惡凶極，動不動殺人放火、視法律、社會於無物，如果再給他減刑、然後將前科抹掉，監獄的教育感化作用又沒辦法發揮功能，將來從監牢出來以後，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又多了一顆不定時炸彈，而且這顆炸彈還是隱形的。
在教化功能還沒辦法達成預期目標之前，治標的方法就是將違反人性的罪犯繩之以法，該怎麼判!就怎麼判!一個少年罪犯，只是去處理乾妹和別人的口角，事情本和自己無關，只因為一言不合就拿出蝴蝶刀，在校園裡面將另一個學生殘忍殺害，刀刀致命，這樣沒有人性的行為，即使是未成年，我都覺得死刑不為過，更何況是無辜受害的被害人和家屬。
政府的角色本來就是代替人民行使政治的功用，施政需要以民為主才是民主國家的常態，如果站在受害者家屬和社會共識的前題下，「可教化」和「未成年」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人為自己行為負責到底的保護傘?對於那些黑幫利用未成年幹下一些泯滅人性的社會案件，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來規避責任，是不是要加重其刑，甚至和未成年罪犯視同一樣，等於說背後教唆的和殺人的同刑議處，先把背後的「藏鏡人」除掉，這其實就叫「釜底抽薪」。
如果一個站在保護未成年的法律，最後變成保護未成年罪犯的安全網，我們是不是要徹底思考「惡法殺人」這件事的嚴重性，重大犯罪事件的未成年罪犯，真的不能揭露資料，讓社會了解始末?如果國外人權國家開始用例外，最後等同成人來議處，我們還是繼續堅持「人權至上、沒有例外」?還是「少年事件處理法」乾脆改名叫「保護未成年犯罪絕對安全網之人權無限上綱處理法」，這樣比較名實相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