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裡仁第四）。
惡，怎麼；終食之間，一頓飯的時間。造次，倉促危急時。『不以其道』應當是『不處也』和『不去也』的條件狀語，不是『得之』的條件狀語，前置了。語序應當是這樣，『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得之，不以其道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得之，不以其道不去也。』邏輯上，不以其道得到貧困，解釋不通。富貴可以是自己努力得到的，也可憑運氣，身富貴家庭或中了彩。而貧賤不會是自己努力得到，這與『人之所惡』矛盾。只可能是出身貧賤，或不努力或身中厄運陷入貧賤。
這段話，孔子闡明了君子無論身處富貴或貧賤，倉促危急時或顛沛流離時，都不能違背仁道。言道，『富與貴是人人都嚮往的，然而如果得到富貴卻不能行以仁道，那就應捨棄富貴；貧與賤是人人都不樂意的，然而如果處於貧賤，卻不能以仁道脫貧，就應當安於貧困。如果君子失去了仁道，怎麼能稱之為君子呢？君子無時不刻連吃一頓飯的功夫也不會違背仁道。即使在倉促危急時也必定如此，在顛沛流離時也必定如此！』
論語中，還有多處孔子關於富貴與貧賤的論述。如：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第七）。
可求也，意思就是符合仁道；執鞭之士，趕車的車把式，意味低賤的差事。
孔子說：『如果得到富貴符合仁道，即使是趕車的低賤差事，我也願意做。如果不是這樣，那還是去做我喜歡做的事。』
孔子這話，其實有些言不由衷，說得漂亮。一則即使低賤職業能致富，他也不願意幹；二則執鞭之士肯定無法致富，古時候更不可能『勞動致富』。要致富無非經商當官。孔子也不情願經商。致仕干祿才是孔子嚮往的，既符合他的理想抱負，又十分感興趣，還能享受富貴，一舉多得，簡直好得不能再好了。但如果孔子認為君主不按他的路數來，有違仁道，有違『君君臣臣』等，那他也不願在這樣的君主手下當官。
所以，孔子又說，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第七）。
於我如浮雲，意味看不上，如浮雲般虛無縹緲轉瞬即逝。
孔子說：『吃粗飯喝白水，曲著胳膊當枕頭用，樂趣也可在這其中。不義得到的富貴，對我如過眼浮雲。』
義而富且貴當然是最好的了。富且貴卻不義，則不追求。退而求其次，處於清貧而行仁道，也可以得到快樂。這個其實有些自我勉勵和自我安慰的意思。處於清貧之中，能尋得和保持快樂，還是很難的。
總的來說，孔子及儒家對財富並不怎麼熱衷，而對貴則很熱衷。從個人層面，首先是不違仁道，不違大義；其次則是致仕而貴，享有特權；最後才是富。從社會層面，也不把富裕當成優先目標，『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將等級和秩序，上下各安其所當成優先目標。
自由主義則鼓勵個人積極追求財富，追求平等，反對特權等級。只要沒有損害他人的利益，通過創造、勞動和平等自願交換而得到財富都是符合道德的，也有利於促進國家或社會的財富增長。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此有詳盡的闡述。而清教徒更是鼓勵積極追求財富，將獲得財富視為得救，死後進入天堂的證據。這與儒家的特權等級觀和財富觀就有很大的不同。儒家的財富觀並不鼓勵積極追求財富；對財富的道德標準也與自由主義不同。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或享有財富的狀態下，儒家是以是否違反仁道，也就是是否違反忠孝悌等價值來評判是否應當追求或享有財富。
2019年10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