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從舌尖到腳趾的甦醒之旅––《可憐的東西》

電影未曾明確交代嬰兒的生理性別，因為那不重要，那是被刻意留白的謎題。大腦作為器官，象徵了意識本身，同樣是中性的，直到那顆大腦被放入成年女性的肉身中。那些有關於女性的應該、規訓，隨之降臨，如禿鷹一般，東啃西咬，不僅貶低智慧的探詢，更否定了歡愉的追尋。電影巧妙模糊了貝拉（前世肉體）的原始性別，藉以闡明性別的作用力，不會只跟生理相關，更重要的是，你我的肉身又被放入怎麼樣的環境。而這又好比當初「芭比」來到現實世界時，忽然開始感受到「明顯」的視線凝視一樣，當我們在談性別時，必然得放入脈絡去討論，才能碰觸到議題的核心，亦即權力與建構。

早在20世紀，心理學家 Vygosky 就已指出男女有別，其實源自於社會互動，亦即男女的能力之所以有所差異，甚至優劣，恰恰因為雙方所獲得的鼓勵、資源與學習有所落差。

以此來說，光從背景設定就能發現電影的目標，不僅在於獵奇、詭譎，更希望藉由充滿戲劇張力的鏡頭、佈景、狗血劇情及鮮明角色，嘲諷遠比貝拉身世還荒誕的正常人，才是造就畸形社會的元兇。

當然，政治即生活，而生活脫離不了我們的肉身。在貝拉成長的過程，觀眾不僅目睹了她的認知功能、詞彙與思考怎麼茁壯，更見證了性蕾的綻放，從一顆禁忌的蘋果開始，又有多少的可能性。到頭來，電影並未因為貝拉變得成熟、變得聰明，就隨意拋棄人類的原欲。相反地，電影一再體醒觀眾，真正可恥的不是性，而是妄想透過性去貶低、去操弄他人的掌權者，或者說父權體系。

為此，不管是追求形而上的知識，抑或是形而下的肉身之喜，電影論述的重點始終在於主體性。就像貝拉從事性工作一樣，表面看似矛盾，實際潛藏力量。老鴇作為女性，一方面別有目的，試圖以溫情搭配掌握人生的信條，說服女性放棄抵抗；二方面賦予女性獨立的房間，藉此提供「非主流、遭到邊緣化的女性」一個暫時、過渡性的庇護場所。

爾後，有如 Woolf 所說：女人應該擁有自己的房間，還有一筆自己的錢。遭到整個社會賤斥的行為，反而解放了貝拉。讓她不用再去依賴父親、男性伴侶的施捨與照顧，能靠自己的勞動賺取收入之外，更可以透過具體的房間，進一步劃清界線，放開手腳去探索自我與世界；從今以後，不再有誰能夠任意走入她的房間、她的世界，除非獲得允許。

也因此，房間不只是房間，既能帶來自由，亦能成為牢籠，或許是以愛為名，抑或是以折磨為樂。房間作為起點，卻又同時是終點，深深影響個人的日常，必須視為內在空間的延伸，而非一個獨立於肉身、心靈之外的客觀物理環境。

特別的是，關於片名：可憐的東西，同樣具有類似的內涵，同樣隱含了權力。可憐作為一種憐憫心的展現，正好建立於上對下的同情，亦即誰可憐、誰不可憐，是由過得幸福的人來定義。是故，片尾的翻轉，貝拉從一個被定義、被綁架的太太，轉變成為改良了將軍的醫生，正好也反映：爭取權利，不可避免會涉及權力的挪動。

那麼，貝拉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嗎？有人會說，身為女性，一出生就應是女性主義者，只要她願意為自己發聲。也有人會說，除非搞懂女性主義的真諦，並且實踐於生活，否則就是鞏固父權的幫兇。若從身體經驗來說，貝拉的抵抗、公路之旅，確實足以體現所謂女性自覺，但她無法代言其他的女性。自始至終，貝拉的生活都是相對優渥，就連從事性工作，也是有所餘裕的選擇性實驗，未曾遭受過飢寒、虐待、種族歧視，還遇到一個開明的未婚夫。貝拉的一生，或許還太短暫，卻始終過於浪漫，缺乏交織性的視野。

然而，它是不是一部優秀的女性主義作品，則是沒有必要，亦不該去爭論的題目。如同眾多學者所提醒：恣意區分好壞女性主義這件事，恐怕造成更多的分裂。就以社會學的角度來說，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藍領、黑人、白人、亞洲人等，因應所處環境不同，各自所需要的女性主義，大相徑庭。某些被社會認定為粗俗的權益，可能攸關了某些人的生存。強硬一視同仁去套用某種教條，只會再造迫害，而這又抵觸女性主義的初衷。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比較《可憐的東西》與《芭比》之間的差別，或以電影的標準論述它們分別帶來的影響與限制，甚至以個人品味去鑑賞誰是你的心頭好。但要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去評斷時，就得考量背後的風險，同時謹記：無知與傲慢，往往相伴相隨。

我們需要刻畫女性經驗的作品，卻不一定需要從中選出一個標準答案。畢竟，我們之所以選擇走出過往的框架，並不是為了走入另一個新的框架，而是試圖去拓寬，希望能讓好作品被看見之外，更要挑戰人們對於好作品的想像與詮釋。日積月累，才有機會邁步走向具備多元精神的未來。我們先是共融，接著一起共好。

承前所述，可以發現：電影的敘事，不斷圍繞著建構、解構與再建構來推進，而這正好也符合人類的心理發展假設，經常得經過破壞，才能明白什麼需要去珍惜、去捍衛。

回到故事一開始，心智未長的貝拉，故意一再摔破昂貴的陶瓷餐具，除了表明貝拉如同嬰兒一般，仍舊需要身體力行（盤子摔了會破）去理解現實的軌跡，亦達到破題效果，如此挑釁，卻也充滿力道。狠狠告訴觀眾接下來的敘事，將會撕開更多的虛偽。

另外，電影試圖重新建構的不只貝拉本身，還有造物者與被造物的關係。哥德溫博士從一個創造者、拯救者，最後倒過來被自己的所造物給救贖，平靜地穿越生命的長廊。

想當然，哥德溫的一生，並不快樂。母親缺席之外，父親雖健在，卻總是以實驗為名，不斷剝削兒子的童年。甚至可以說，哥德溫之所以要成為理性至上的博士，正因為需要療傷，或者說，他需要一個合理的原因：足以解釋父親的暴力、社會的敵意，卻又不會讓自己的存在與渴望被否定。特別是那些有關於想被愛、被接納、被渴望的缺憾，實在太過沈重，使他難以承受，只好以偏離的方式，一再從中逃逸。

由此可知，哥德溫會向貝拉妥協，不是因為明白愛是放手、是別離，而是因為難以接受貝拉的厭惡與埋怨。他因為自己的私慾，擅自把貝拉帶到世界上，再因爲自己的私慾，選擇去歡迎貝拉的成長與獨立。是的，父母的愛，難免夾雜了私慾，但那不是罪無可赦的惡行。不見得要去原諒，卻值得我們去體諒。唯有如此，才能跟貝拉一樣，在對世界失望的過程中，同步找到內心的寧靜與欣喜，放過自己，也避免一再拿父母或是他人的過錯自我懲罰，甚至因此消磨人生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貝拉的原諒，並非懦弱、濫情，而是一種省思過後的領悟。因為懂得生命有多可貴、有多脆弱，才會想要顛覆，不願走入報復以及其後的荒蕪。她選擇以愛去灌溉自己的恨與委屈，然後從中體會到自己的人生，其實蘊藏了不同的輪廓。

或許，就像貝拉所感慨：生活，總是伴隨著各種折騰。最終，無論性別為何，我們都跟貝拉一樣，不是出於自身意願來到世上，同樣曾經活得抑鬱、束縛，更都會因為苦痛，感到憤怒與不公。可是，我們也跟貝拉一樣，還來得及去選擇、去實踐不一樣的人生，正好呼應哥德溫所說：你我可以是自己的父母，亦能作為自己的子女而存在，或是兩者皆非。人生，宛如漫長的旅途，直到闔眼之前，沒有所謂意義上的終點。